谥，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懂得其含义的字眼，谢天谢地，现在这个字基本上没有人使用了，不知省却了多少麻烦和是非。但久远的传统习惯，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时至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谥法并未绝迹，似乎仍在国人的脑袋里残留着。
譬如，人到了一把年纪以后，就断不了收到那种白纸黑字信封里装着的讣告，就会看到对去世的某位同志，必冠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正确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此类的定语。据说颇有讲究，但才疏学浅的我，实在分辨不出区别何在？如何下这定语，不仅组织部门颇费周章，而死者的亲属尤其在意，我认为这大概是谥法的余风所及了。甚而至于，有的丧家，宁可将死者停放在太平间里冰冻着，也要为讣闻中某些措词，争出个高低上下。其实，从共产党人信奉的唯物论者观点看，人死如灯灭，即使把所有的褒美之词全部用上，又有何益不过，在现代语言中，除了古籍里还能看到“谥”这个字，至于口语，它已经寿终正寝。所以，一般洋人，即使打死他，也不会明白这个谥字的真义。因为，他们那里不搞中国人的这一套文字游戏，没听说过他们的史书中有“英武刚烈柯西嘉拿破仑一世”，或者“仁慈睿智枫丹白露约瑟芬皇后”的说法。西方人喜欢最简单的方格填字，即使智商低的人也能玩：在西方坐火车，常见他们于旅途中，津津有味拿着报纸在那里画来画去，以消磨时间。而我们这种字斟句酌的春秋笔法，只是绝对有相当文化的人才玩得转。所以，西人崇实尚物，国人务虚重名，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细微处也可以略见分野。
因此，我想，若是哪位洋鬼子讲得出何谓谥，如何谥的道理，那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了。一些经常把中国作家唬得一愣一愣的汉学家，为什么总是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呢？窃以为是否由于我们用白话文写作，才使得那些“雅雅乌”的汉学家易读好懂，总来指点迷津呢？假如一水儿都像林纾用文言文写《块肉余生记》那样，恐怕他们就没有什么屁好放了。也就省得我们这里，那些自以为与国际接轨的作家同志们，趋之若鹜，马前鞍后，肉麻当有趣地表演了。
我常觉得这些唬中国大头的个别汉学家，挺没起子；而那些跟屁虫的中国人，按洋人的口味炮制作品，就更没起子了。如果，按《谥法》，他们见上帝后，很可能得到“华言无实曰夸”和“好变动民曰躁”谥号的。
谥，其实即盖棺论定，是中国文化人最爱做的一件事情。这些日子以来，也许文坛流年不利，一些老的，不老的，甚至相当年轻的作家，离我们而去，真是令人感到欷歔痛惜。于是，作为文化人的作家，自然不甘落后，生怕误了这趟班车似的，参加到吊唁的大合唱中来，构成文坛一道新的风景线，蔚为壮观。这种近乎大甩卖式的叫好、誉扬、褒奖、溢美，也不是人人皆能得此哀荣。一个黄包车夫，无论车拉得如何的平稳快速，一个烧饭娘姨，无论饭煮得如何的香糯可口，不会有哪位作家写出与他她们关系如何之铁，交情如何之深，过从如何之密，以及如何称兄道弟，桃园结义，两肋插刀，生死不渝的。这种借溢美有名死人的机会，顺便突出一下自己，可谓一箭双雕。所以，名人一骑黄鹤去，此地必有文章来。这样，一大批追念缅怀，回忆畅叙，浮想联翩，分不清真假虚实的文章，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所以，由今观古，经过尚书省国家行政最高机关或别的什么衙门的斟酌，从《谥法》这部典籍中，找出一个字或两个字的谥，然后由最高当局定夺，再颁布下去，给死者定性，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很当回事的一道仪式，也就不以为奇了。唯有秦始皇不买这账，他并吞六国后，下命令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但他死了以后，从汉开始，又照方抓药，谥个没完没了，一直到大清王朝为止。在中国历史上，甚至非汉族的政权，也不能摆脱这个精神负担。北魏帝国在北方崛起，本是鲜卑人，胡服骑射，不习汉礼，但首任皇帝拓跋珪，上推二百年，七代祖宗，那些不过是沙漠中游牧放羊的老汉，都封为皇帝，都给予谥号，可见谥在封建社会里的重要性。
这些放牧的老汉能得到谥号，因为他们的后裔出了一个皇帝。所以要想得到谥，首先是一个有关的人物，方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才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立此存照。封建社会里的谥，主要为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准备的。有人名震华夏，而无官阶；有人腰缠万贯，而无职位，也是不能获得谥号的。那些老板，哪怕手里拿着十个“大哥大”，如果生在有皇帝的时代，未必会给他谥。所以，我很怀疑时下那些著书立说的歌星，影星，笑星，传媒明星们，若在辛亥革命前，能否得此殊荣譬如杜甫诗里“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李龟年，在唐开元时期，是数一数二的大歌唱家，其声誉不亚于今天的帕瓦罗蒂。尽管经常在王室内部观摩的堂会上，一展歌喉，余音绕梁，而且，他与他的兄弟，和前面所提到的当今的明星们差不多，拥有相当资财。还“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但这位李先生死后，并没有得到皇家颁布的谥。因此，谥的等级观，官本位，以及美谥、恶谥的使用，和引起的连锁反应，成了洋人不大容易搞清楚的谜，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谥，已是一门死去的学问，毫无研究价值。但由于类似的风气，迄今不衰，便有知往鉴来、稍加涉猎的必要。若从编年史的《资治通鉴》来看，书中第一位有谥的皇帝，该是东周的威烈王，据《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对这位有名无实的君主，够高看的了。南齐的沈约批评说：“诸复谥，有谥人，无谥法。”从一开始，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事物。第二位，也按《资治通鉴》的排列，是晋国的智宣子。据《谥法》：“圣善周闻曰宣”。可元代的胡三省则说：“智氏溢美也。”“溢美”二字，称得上是诛心之论，把千古以来所有的谥，也包括所有为死人专写的文章，一言戳破。
从《清史稿》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王国维先生，大概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后一位受谥者。民国初年，爱新觉罗·溥仪，还统治着故宫三大殿后边紫禁城的一小块地方的时候，王先生曾被这位逊帝延聘为“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看来，他中了尼采之毒太深，加之倡悲剧意识，又赶上冯玉祥将宣统逐出故宫，他就一头跳进湖水里去了。人们将这位有学问的遗老捞起来以后，发现他衣袋里的遗墨，写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等词。于是，已在天津张园做寓公的溥仪，赐了他“忠悫”的谥号。据《谥法》，“危身奉上曰忠，行见中外曰悫”，估计是郑孝胥等臣僚，钩沉古籍，苦心拟就，上呈御览，这种像煞有介事的儿戏，对这些君不君、臣不臣的封建余孽来说，不过是给小报制造一点黑色幽默的花边新闻罢了。
不过，谥虽然溢美者多，但也有贬的。例如西晋的大臣贾充，皇帝司马衷的老丈人，“鲁公老病，上遗皇太子省视起居。充自忧谥传，从子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已经命在垂危，还考虑会得到什么样的谥，很滑稽。他的侄子贾模倒也实话实说，意思是你老人家声名狼藉，作恶多端，谥再好，也遮不住屁股上的屎。果然，“及太常议贾充谥，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帝不从，更谥曰武”。看来，古人用贬谥，也是有其针对性的，所以，要不是皇帝插手，贾充在史书上就是“荒公”了，也许生前虑到身后，才忧心忡忡的。
还是这位秦秀，敢于直言不讳：“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养，过于人主。司隶校尉刘毅数劾曾侈汰无度，帝以其重臣，不问。及卒，博士秦秀议曰：‘曾骄奢过度，名被九城。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王公贵人复何惧哉！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宜谥丑缪公。’帝策谥曰孝。”又是皇帝干预，中止了秦秀的动议。但恶谥改为美谥，皇帝的抹稀泥，滥好人，也并不能改变史书上的记载。凡统治者被谥为“厉”、“哀”、“僖”、“炀”、“幽”、“郁林”、“东昏”的，不是暴君，就是昏君。
但悼念文章，却总是尽量挑好的说了，有的连最起码的针砭也不存在，当然也就不必深究了。何况上帝让人们对死者宽容呢因此从对死者的纪念出发，肯定得强烈一些，褒扬得光辉一些，描画得灿烂一些，美化得辉煌一些，好像也是正常现象。至于逝者生前，美中不足的方面，不无遗憾的方面，难与外人道及的方面，见不得光天化日的方面，按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大人之过如日月之食的夫子之道，为贤者讳，尽量避之隐之，也属人情之常。
然而国人好形而上，喜绝对化，爱矫枉过正的脾性，弄得这种呜乎尚飨的文字，常常写得有过之无不及，而效果却适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的。当然啰，九泉之隔，阴阳之别，生死异途，触物伤景，难免情不自禁，这是可以理解的。拿点纸巾擦擦眼泪鼻涕，也就算了。用不着化腐朽为神奇，立丰碑于乌有，原是有限之水，怎能潺潺不断，更不能波澜壮阔。本是凋零之木，焉会葳蕤常青，更不会繁花似锦！把死者头上的光圈，溢美得一个天花乱坠，作品伟大之极，人品伟大之极，甚至连毛病和缺点也伟大之极，我怀疑已向马克思报到的那些乘鹤仙去的同行，会不会为戴上这些高帽子而负担沉重，在九泉下深感不安最近，一位作家于寂寞中英年早逝，当然也是文坛不幸，但不幸之中，从纷纷写出来的悼念文章看，使我们知道他其实并不孤独。原来，他居然有着许多知交、深交、刎颈交、忘年交。如果这个世界上，得到如此多的关心，扶持，提携，帮助，应该像是有多少双温馨的手托着他的感觉。不知怎么搞的，他竟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在这不沉湖中灭顶了。所以，不禁令人狐疑，这些他的“朋友”之中，是不是个别人，属于他“生”料不及，死后方知的“知己”而且，那些悼文中认为他近乎天才或索性就是天才的评价，连死者的亲人也不得不说：“过分的溢美之词，他地下闻之也不会愉快的。”
当然，出乎怀念，多想到已故的人好的方面，也是理所应当，但溢美得适度，溢美得恰当才好。要是像南北朝的谢庄先生一样，把写这类悼念文章，当作敲门之砖，垫脚之石。结果好了一时，险些毁了一生，那才不划算呢！
宋孝武帝刘骏所宠爱的妃子得病死了，他就时常带手下文武官员，到墓前哭丧。君悲，臣岂敢不哀，大家一齐如孤哀子一样泣血稽颡。刘骏看谁哭出水平来，就升谁的官。按说大文人谢庄，不至于这样的下作，我们姑且认为他是受命之作，不是那么经不起诱惑，或别有用心。但是，君不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借光以亮自己，攀高更上层楼，以死人为自己张目，以亡灵捞取资本者还少吗附冀于已故的名流，谬托知己，狐假虎威，反正名流已逝，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更正。而有恃无恐者，或乞灵于死去的贤达，作门生状，执弟子礼，端着假衣钵，打出嫡传招牌到处骗人的还少吗！凡溢美文章做得忒过头的人，无不含有自己的目的，谢庄先生恐怕也不例外。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倒不是悼念的，但提到了某位去世的先生，如何如何地不把当年为虎作伥的“光荣”当回事，这自是值得赞许的了。其实，文人者，究竟有几许清高，是要有分析地看的：此一时清高，并不能遮掩彼一时的不清高。这件事情上的豁达，也不能代替那件事情上的不豁达。即使清名令节，遐迩闻名，也不等于从未有过小人之心，市侩之念。如谢庄者，被宋文帝誉为“蓝田生美玉”的文人，不也把自己享有给皇帝妃子写悼文的“光荣”当回事吗因此，那位先生在不把“光荣”看在眼里的今天，偶尔回过头去，津津乐道当年如何受到最高的夸奖，那得意之色，也是挂不住汁的。所以，对故去的人，还是实事求是为佳。
这真是金石之言，肺腑之音，值得为文者铭记的。
在此以前，我还读过一些怀念文章，看到其中仅有作者自己听见，而又无第三者证实的，那些已故名人曾经说过的话。言之凿凿，若有其事，如何肯定他，如何认为他写得好，如何认为他有希望成为中国的肖洛霍夫，等等等等，我当然相信是真的。但如果不亮出已故大人物的招牌，硬是埋头弄出一部《静静的顿河》或《被开垦的处女地》来，岂不更无愧前辈的勉励显然，写这类文章，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也是昭然若揭的了。
刘骏当然不满足于臣下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于是，被范晔评为“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被钟嵘《诗品》中评为“清雅”，写过《月赋》、《舞马赋》的这位辞赋家，终于捧出一篇《殷贵妃诔》献上去，诗人的才气玩这一套，自是绰绰有余，果然讨得了皇帝的欢心。史书未载谢庄获得了什么赏赐，但肯定是一篇样板文章，尽人皆知，是毫无疑问的。要不然，刘骏驾崩以后，前废帝刘子业上台，最嫉恨的，恰恰就是悼念殷妃的这篇诔了。因为殷贵妃被刘骏宠幸时，曾撒过娇，要求立她生的刘子鸾为太子，差点使刘骏取消刘子业的皇储资格。于是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不得不为他写的《殷贵妃诔》付出代价。
刘子业抓住诔中“赞轨尧门”这句褒誉得过分的词句，“以庄比贵妃于钩弋夫人，欲杀之。”不知道给刘子业出主意的人，是好心，还是歹意，他建议前废帝不要马上杀掉谢庄，倒成全了这位诗人，没有立即毙命。“或说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生长富贵，今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也。’帝从之。”要不是刘子业很快完蛋，他这条命也就为这篇悼文交待了。
谢庄后来虽多经动乱，但总算寿终正寝。死后也有谥的，他的官位不低，而且出身名门望族。谥曰“宪子”。按《谥法》，“博文多能曰宪”，但下面有一小注：“虽多能，不能至于大道。”看起来，这个谥，谥于我们这位大诗人，也有微讽存焉。
现在已无法查找到谢庄先生逝世时，当时文坛诸公写的悼念文章了。肯定有人写自己与谢庄多么哥儿们，他坐牢时怎么去探望他，给他鼓励。肯定有人写自己是谢庄的正牌弟子，是他老人家如何手把手地培养自己成才，得其真传，并非假冒。肯定有人写到，谢庄是继他同宗谢灵运以后，为南北朝最拥有才华的诗人。幸亏那时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若有，他该联络那些汉学家了。也肯定有人会写：“谢灵运不是说了嘛，天下才有十斗，子建得八斗，灵运自己得一斗，余下一斗，人共分之。那么这剩下的一斗，该是谢庄独领风骚了……”但随着时光推移，此类文字都湮没无闻了。一部中国文学史，除了晋代的美男子潘岳，写的一篇《悼亡诗》，还能留存下来，其他便寥寥无几了。看来，一无真情，二存私念，三乏才华，四赶浪头，是这类怀念追思的上乘之作，出现得太少太少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