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所在的省办一个大型文化活动，邀了一些国家级的名家前来指导。接待部门按照惯例安排吃住。有一位全国性社团的副主席因为没有住进部长楼很不高兴。参与这次接待工作的公务员专业水准是很高的，他们事先已经搞清楚，这位副主席不驻会，只是社会兼职，也就无相应的行政级别可据。但又因其名气颇大，给他安排的住房跟部长楼住房的标准一点不差。但这位副主席耿耿于怀的不是住房标准，而是此楼非彼楼。在他的自我感觉中，他就是部级领导，如果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满天下部级领导一抓一大把，而他这样的部级能有几个？
平时说话，提到某位国中家喻户晓的中央领导，这位副主席往往都会省略名字前面的姓和后面的职务，最多加个“同志”，多数时候连这两个字也省略掉。“某某同志”或干脆就是“某某”“让我去一趟”，“某某”“最近和我谈了一次”之类。其实他只是去参加他所在的那个社团的例会，会上跟某位到会讲话的中央领导合过影或握手的时候有几句寒暄。当然，即便如此，他那样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妥。就“名人”而言，中央领导也是名人，文化名人不妨与之平起平坐。但这位副主席希望大家明白的是他的行政地位之高，这就不免被人诟病。因为与事实不相符合。一旦遇到很计较的场合——比如上面说的住房标准，也就难免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神经就会绷得过紧，时时、事事、处处都得昂首挺胸，都得八面威风，都得掂斤论两，都得小心失言，甚至得编瞎话，活得就很累，很辛苦，极端些的，甚至闹出不大不小的消极后果。
我在县文化站工作的时候，有位同事是从县中学调来的，带着副高职称，在站里当时是唯一有高级职称的人。过节，站里给每个人分了一捆啤酒作福利。那些啤酒是隔壁小店卖给我们的，进货的时候因为淋过雨，有的瓶盖生了锈。我们无所谓，一个个乐不颠颠的，只有他把整捆啤酒用自行车送到隔壁小店，非让退换。对方不干，他吼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吃死了我，你负得了责？结果很不幸，让那个杀猪转业的小店主好一顿奚落，他也只能将那捆啤酒悻悻推回，然后因为气闷病了好一段日子。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自找气受，真是很不值得。
某年参加一个笔会，有位年青的作家很活跃，见谁都好像是一百年前的老相识。他的底气源于他的写作成绩——这之前，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有几篇颇受好评，他觉得自己业已名满天下，在场面上更应该是尽人皆知的。活动中的有一天，他不知怎样的走丢了，隔了一天才自己找了回来。可他发现，整个笔会上——包括工作人员，竟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丢失过一天，对他的突然出现，谁也没有半点惊讶，压根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实表明，他原以为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不存在。他为此伤透了心，从此文坛竟再不见他的踪影。自我感觉和实际状况的巨大反差击垮了他。事到如今，我们当然应该反省自己的冷漠，但也免不了为他的自负和脆弱叹息。
不久前，为我们这儿的一个风景区写了几句话，其中的结尾似乎也可以用作本文的结束：
发乎性情，由乎自然，和喜怒而安居住，节阴阳而调刚柔。向高处立，在平处坐，从宽处行；一私不留，一尘不染，一妄不存。毁誉由人，宠辱不惊，宛然从物，返璞归真。果如是，则人间之乐，有过于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