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问题》问答
问：我读了《裸体问题》，总的印象是有“问题”却没有“裸体”，为什么用这么个书名呢？
答：我写的小说同我这个人一样，一向很死板的，现在一部很死板的书却用了这么一个很放肆的名字，的确有些滑稽。其实我最初起的书名是“山鬼”。出版社考虑到书的内容太严肃，为了有利于发行，希望我能想个大众化一些的书名。我又考虑过“东方大学纪事”，“大学风景线”等等，又都觉得太平实。出版社方面建议同时也同书中的具体情节联系紧密一些，就想到了“裸”字，因为书的开头是由“裸”字引起来的。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并不意味着我同意用“裸体”来招徕读者。我对当前文化市场“性”风泛滥并不是没有看法的。个别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同志一说起文化市场的消极现象就怪文艺界坏事。其实，受到市场化冲击最大的恰恰 是严肃的文学和艺术。市场上那些贩卖“大腿乳房”的有几个是真正文艺界的人？而严肃的作家出书难、严肃的刊物难办下去，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吗？
问：那你还是照样用了“裸体”，未能免俗嘛。
答：不错的。但我有我的理由：这本书是写知识分子的，而且恐怕写知识分子的困惑、浮躁、脆弱更多些，揭“疮疤”更多些，既然是“揭示”、“剖析”，那就希望能透彻一些深刻一些，最好能透彻深刻到一丝不挂，也就是“裸体”的程度。我因此想起恩格斯的一句话：真理是赤裸裸的。显然，这“裸体”是精神的裸体，并非是物质的裸体。让想要看那种钱钟书先生说的“开熟肉店”似的裸体的人失望了，我很抱歉。北京有个朋友给我来电话，说有的人看了书名顶兴奋的，翻了几页就大呼上当，说整个儿是陷阱。看来，我给这类读者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算是一个恶作剧吧，但绝没有恶意。事实上，小说中还是有关于裸体、关于性活动的描写的，只是处理的时候，力图尽可能地文雅一些，尽可能地不诉诸感官的刺激，这可能会使那些有窥淫癖的人觉得不过瘾，但我写这小说本来就无意提供春宫图，无意满足有窥淫癖者。前不久在上海同一位作家谈到一部当红小说，她对那部书持很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性描写有一个艺术化的问题，应该在艺术上给读者提供新的东西。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我看《金瓶梅》，看《肉蒲团》的性场面，就常常有一种生理上的恶心感。如果只有迎合低级趣味才能出书、当作家，那我宁可不出书，不当作家。
问：你觉得对裸体感兴趣就是低级趣味吗？
答：你没有完整地把握我的意思。在艺术表现中，怎样对待裸体、怎样对待性，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写很大的一部书，甚至可以开一个学科。我曾经计划过做这件工作，可惜现在还腾不出时间和精力。今天说简单些、明白些吧：我正好是裸体艺术的崇拜者。即便不是艺术，假使一旦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维纳斯，我也决不敢说不会有冲动的。但人除了原始的冲动，还有理智。人之为人，就因为它被文化制约着。这有时候大约会是件很无奈的事。我本人不喜欢道学家，尤其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家。这种人老是板着一张心理扭曲、充满嫉恨的太监似的脸，令人憎恶。我就知道这么个人，此人一生多次犯“黄色错误”，可平时却以圣人自居，很卑劣。当然，也有的人未必这么可恶，但被传统的禁欲主义吓怕了，神经脆弱得不得了，一看“裸体问题”，先就傻了眼，不敢评论，不敢报道，几乎到了见“裸”色变的地步。很可笑，很可怜，其实也很不健康。这种人同那种趋“裸”如鹜的人形成两个极端，而情趣格调则在同一个层次上，本身就是一种低级趣味。
问：据说，《裸体问题》在今年北京初版的数千册在第二届书市上几天之内就卖光了，出版社同时接到大量订单，于是在一年内就很再版。那么，这同书名有“裸”字有没有关系呢？
答：不能说没有，但又不尽然。书在今年六月份就出版发行了，起初并不好卖。出版之前出版社也向全国作了征订，情况也不理想。如果只认书名的话，就不至于这样。直到九月上旬，出版社开作品讨论会，首都许多关心支持我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对这本书说了许多肯定鼓励的话，首都许多新闻单位及时作了报道，《裸体问题》才引起了关注。书市上一些经销单位以“当代《儒林外史》”来做宣传广告，而读者中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以为《儒林外史》是有性佐料的。
问：你怎么看待“性佐料”呢？对于性与文学的关系，你能不能多少谈一点你的主要观点呢？
答：文学是人学。人最根本的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而最基本的人事，就是饮食男女。从总体上说，文学艺术绝对地摒弃两性、两性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作家真要是以“存天理，灭人欲”自命，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跟自己过不去。文学史上凡真正称得上伟大的小说名著，绝没有无性无欲的。《红楼梦》、《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要没有“性”，伟大得起来吗？即便仅仅从技术上说，为了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完全排除佐料的作用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提高美学的品格，而不要让佐料坏菜。只要作家思想深刻，格调脱俗，哪怕是直接写性，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的。而且要写就写得光明磊落，写得轰轰烈烈，写得惊心动魄，完全用不着小家碧玉似的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
问：你会写这样的小说吗？
答：不排除这种可能。
问：哎，说到报道，我想起目前文坛的“炒”风，你为什么没有把《裸体问题》也设法“炒”一“炒”呢？
答：我对“炒”小说没有兴趣。我觉得一部作品的影响以及它最终能不能站住，主要取决于它本身思想和艺术的成功与否。严肃的文学批评与宣传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漫无边际的吹捧，或故意夸张和渲染某些并非作家创作主旨的侧面，甚至制造假新闻的“炒”，我以为是既不尊重作者，也不尊重读者，不是严肃文学应有的行为。也许我这观点缺乏市场意识，但我以为市场策略并不适合严肃文学的宣传。此外，对我个人来说，书稿写出来，事情就完成了一半；出版社再印出来，事情就全完成了。至于能不能卖出，卖出去多少，已经是社会的事了。如果不为出版社着想的话，书其实印得越少越好。《红楼梦》最初以极少量的手抄本流传，而下流小说满地摊都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追求什么，不是明摆着的吗？我绝没有说我的小说有多么好的意思，但我希望自己有高品位的艺术追求。我的想法可能跟别人有一些不同，可我就是这么想的，以后也不会改变。
问：市场上好卖，卖得多，你的收入不是也可以多一些吗？
答：这本书在写作之前我同出版社签了合同，拿基本稿酬，就是预先定好按千字计算，每千字多少钱。
问：多少钱？
答：三十元。
问：那你吃专亏了。《裸体问题》是今年的畅销小说之一。恐怕在这几本畅销书里，你拿的稿酬是最少的，不到一万吧？
答：是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吃了亏。我仍然是十二分地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算出我这本书，他们开始是作了赔本的准备的，他们的目的在扶持严肃文学。后来的销售情况，他们和我都没有预料到。事后他们还特意主动按每千字追加了五元钱。
问：要是事先有预料，你会讨价吗？
答：肯定不会。写作的快乐在完成了一次艺术创造本身，稿酬是次要的。每写一部作品，我从不着意考虑稿费问题。这决不是大话。以《裸体问题》为例，写之前，是签了约的，定下来按字数付酬。按说，长篇小说最好加水分了，但我没有这样做，稿写出来，还是改了又改，删了又删。我这人做什么事都喜欢简洁，为人处世也好，写文章也好，能三句话交代的事，决不说三句半。我不能说我鄙视金钱，但只要衣食无忧，我肯定属于不太重视金钱的那一类人。
问：我相信这话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我看过《文学报》上你写的文章，题目好像是《马背水手今安在》，你借杰克伦敦把前不久的文稿竞价活动大骂了一通。但好像你的意见很孤立。
答：未必。我刚接到李国文老师的信，他就说我那文章“笔锋犀利”，他“击节赞赏”。他同意我说的下作文人的沽名钓誉，也说文坛上“王八蛋特别多”。他同梁晓声几个哥们就退出了文稿竞价组委会。在眼下，我的这类想法可能赞成的人不是太多，但我无意改变我的文学价值观。我把我自己的艺术劳动看得神圣无比（尽管它可能是劣等品），决不肯拿去像妓女挂牌似的叫卖。对把严肃文学、严肃艺术简单推向市场了事的想法，我一直抱怀疑态度。让交响乐团去演奏酒吧音乐，交响乐团可能生存，交响乐却死了；让作家都去企业搞广告文学，作家个人可能生活有所改善，文学却很有限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不注重自己的文化积累，除了金钱就什么也不认得，教授卖馅饼，大学开商场，官员摆地摊，作家钻钱袋，这是进步还是堕落，是兴盛还是衰败，我以为并不需要特别的讨论。我相信这决不是改革开放，决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首先应该能够克服和避免民族精神文明的颓废。
问：你的说法当然有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发展文化事业，的确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过那是一种系统工程的大事， 我们还是谈《裸体问题》——可能很可笑，你前面说《裸体问题》主要是揭知识分子疮疤的，就是唐达成同志引用鲁迅评《儒林外史》的话：“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那么，这些小说人物都有原型吗？如果有的话，你不怕他们看了会不高兴甚至对你不客气吗？
答：我属于很笨拙的那一类作者，没有多少艺术灵气，因而凡我写的小说。大都有原型，离了原型我基本写不了小说，对《裸体问题》中的人物原型，我心里是很坦然的。第一，我写知识分子的前提是基于爱而不是恨，即便笔调上有时很刻薄甚至有些恶毒，但我心里是深深地挚爱着他们的，即使是对他们中间的那些有很严重的缺陷甚至犯有很严重错误的人，也是爱的。这并不是对别人的悲悯，而首先由于我是爱我自己的，而我自己同完美绝对沾不上边；第二，生活中的原型在小说中是经过了改造的，也就是鲁迅说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通情达理的，大多数人恐怕还不至像阿Q那样因为自己剃了光头，别人就连打泡也不能说的；第三，其实在一切小说中，最大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很准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一个人自己完全没有潜在的犯罪心理，恐怕是很难写好罪犯的。只不过有很多人不肯正视这一点。可以说，《裸体问题》中许多很成问题的人物的心理病态和思想矛盾，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理病态和思想矛盾的写照，我一点不想隐讳这一点。如果说刻薄和恶毒，我对自己是最刻薄和恶毒的了。但我写小说，并不是写谤书。我全部的心思只在使自己也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越来越美好起来，高尚起来，完善起来。我想，我是无愧于谁的，是应该能够得到理解的。但社会上的事也很难说，不讲理的人有的是。这些年不断有作家因所谓侵犯名誉权被送上被造席，而中国至今并没有文艺法，法官们照样煞有介事地给作家下判决书。这样的判决又有多少法律的尊严？谁服气？前些年，我写过一部农场题材的小说，在北京得了奖，却在一个我仅仅开会路过一次的农场弄出轩然大波。那里许多人硬说我把他们写歪了。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小说中主要的一个正面人物也有人出来自认。按说这个人应该感谢我美化了他才是，谁知他同样起哄，声讨我，说我突出歌颂他，影响了他同群众的关系。其实这个人我压根就不认识。这种自作多情其实是借机突出自己，实在很难让人尊敬。古今中外文人的处境常常是很狼狈的。批评会惹事，拍马屁有时候也会拍到马脚上。不过既然做了文人，也就只有认了这个宿命。只要自己心里不存坏心眼，真要是对簿公堂，那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我坚信，世界终归是在进步着的，人类终归是在进化着的，就作家创作的政治环境来说，现在的日子比“文革”的日子终归是有天壤之别了。
问：这样看来，你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很有信心的了？
答：我想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相信像我这样死心眼的人还是很多的。在社会的大变革当中，人人都有一个重新选择价值取向的问题。浮躁和骚动是难免的。作家也一样。但真正的好作品，大作品一定会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最近文坛出的一批作品，就是证明。我一直相信，只要人类在，文学是不会死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学古国，文学精神源远流长，社会怎样变迁，也断不能中止它的。
问：那么，即使再寂寞，你也是会一直写下去的了？
答：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