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写小说”的人，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写出了的，也是屡遭退稿。所有对我怀了莫大期望的人，都已莫大地失望。一些自己不写小说，专门以指点别人写小说谋生的人以这“现象”作为谈资赚稿费。指示我应该深入火热的基层。仿佛几个月前还在乡镇粮店打米吃的我已经做了一百年贵族。我自然是极度的沮丧。我拒绝了一切关于谈创作之类的采访、稿约和座谈会邀请，拒绝了一切可以拒绝的文学活动，包括文人雅集的笔会，以免难乎为情。社会对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错误，而我自己则是误入歧途。
在这些日子里，给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忆的来信。她一再给我出主意，劝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对我充满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闭着的才气，只要触动一个什么地方，那才气就会像液化气一样冒出来。
后来在什么地方读到陈村的文章，说王安忆写信是极吝啬的。我这才知道这些信是怎样的珍贵。
那一年，我总算在《人民文学》发了一个短篇（《惊涛》），王安忆仿佛捕获了我的一线生机，便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足我的绝望之后，以此作为我临难生还的一种证明。但那其实是一部并不怎样的作品。王安忆用意当然只在让我有所鼓舞。五次作代会，在京西宾馆，王蒙跟我说，他读过那篇印象记，最欣赏的是说你吃瓜子吃得没了灵感那一段。我苦笑。我真不知道灵感是什么东西，怎么对别人那么大方，对我就这么小气呢。开会的时候，我去向王安忆讨教。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楼座。下面的大厅，中央首长在讲国际国内形势。我向王安忆说，事情怕是真的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写小说？王安忆说，你该写你自己的事情。我讲了我在农场插队的经历。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这是她的切实经验。我后来看到她关于小说的格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那时的王安忆正在写《小鲍庄》。开大会时常常中途退场，一面喃喃说：“没有办法，稿子得改动一下。”她横跨太平洋转了一大圈回来，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我却只有循序渐进。京西宾馆那次谈话的结果，使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梦洲》。但小说出版后，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王安忆还是写了信来，说，前面部分写得还是蛮自然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议论纷纷要砸作家的饭碗，“断奶”、“不养了”云云。写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忧虑。因为别无长技，我开始作上街替人擦鞋的打算。王安忆却比我镇静得多，来信说：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饿死你一个。
我就这样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半死不活、灰不溜秋地在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捱到今天。没有包括王安忆真诚的友情在内的种种拉扯，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我为此对王安忆怀了深深的感激。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流露过，我觉得很难有适当的方式。我给她写信，即便是推崇，也还总是用老前辈式的、有时甚至是教导的语气。
那一年，省里一家对国外发行的画报社委托我开一个文化栏目。我马上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建议开一个《作家书斋》，第一期就让上海的王安忆来壮声势。获得同意后，我构思了很久，最后觉得，对于王安忆，别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不如让她自己站到版面上来。就摘编了她的语录，开列了她的书目和简历，选登了她的十几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很专注地踩缝纫机。最好的是她丈夫李章为她拍的一张大逆光，《阳台上》。我请编辑把这一张做了题头。
但画报社的主编还是要求栏目主持人一定要有几句话。画报是人家的，却之不过，我只有挖空心思拼凑了下面一段话：一位绝对朴素绝对真诚的普通女性；一位特别灵性特别智慧的杰出女性；一位从不趋时从不媚俗的淡泊女性；一位独步文坛掀起一次又一次文学高潮因而令海内外瞩目的女性。
这段话，尽管包含了我对王安忆的全部认识，但一旦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怎么看怎么别扭，透着俗气，不伦不类，像广告词。问题是，却又苦于没有别的招。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一期画报出来，在栏目主持人我的照片上，编辑加了一个头衔：中国著名作家。我当时只差没有气晕过去。在编辑，也许是好心，觉得王安忆这样一位作家，必得由一位“中国的”“著名的”作家来捧场。在我却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完全毁灭了我应约主持这期栏目的那份虔诚。把一种恰恰因为长期的苦闷而怀有的虔诚变成了一种狐假虎威的小人伎俩。这与其说是一种无意造成的幽默，莫如说是有些恶作剧的嘲讽。
这一期画报出来，我犹豫了好久给不给王安忆。想想石头抛上天终要落地的，还是硬了头皮寄去，随着写了一封有气无力的信，做了一点自己都以为很没有意思的说明。
我的尴尬不安，纯属庸人自扰。那之后不久，我因事路过上海，给王安忆去了电话，她很欣然地说，到家里来吧，正好还有朋友，我给你们做饭。
四
文讲所之后，除了两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还有二、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过，十几年来，我和王安忆再没有别的见面机会。我对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过她的小说和其他著述。对她创作的恭维多如潮水，但我从来也不能完整地读完一篇──其中有许多让我越读越不懂王安忆。我对她的理解，完全基于我自己的认识。
王安忆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她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有一次见面她跟我说，沪上的一家时装店想用她的名字做店名，为此每年付给她一万元，她觉得有些滑稽，惋谢了。我有些为她惋惜，也为这世界遗憾。
王安忆在《神圣祭坛》中写道：“也许是软弱不堪重负，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部分人去写小说，他们找到了艺术的依傍，而写小说的命运却要求他们有另一种勇敢与献身，好将他们的心灵牺牲，那便是‘祭坛’的由来。我只可献给我的神圣祭坛。”在《重建象牙塔》里，她再次强调：“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接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精神这东西有时候大约就像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星体，光芒是穿越了凉冷的内核，火热的岩浆，坚硬的地壳，喷薄而出。现在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时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那是可以超脱真实可感的存在，去热情追求精神的无感无形光芒的时期，我心潮澎湃。我有种回了家的亲切的心情，我想我其实是又找寻回来了我的初衷，这初衷是一个精神的果实，那就是文学。”
当我读着这些语感接近汉译《圣经》，深沉灼热却又怀了义无反顾的严峻的宣言，我感到震悚，同时不免苍凉。
王安忆将自己作为牺牲，完全地奉献给了文学。而在她写出的全部文字里，我读出的却只有两个字：“体贴”。她安静（不是冷静）地、敏锐（不是尖锐）地、细致（不是细腻）地、精确（不是精致）地、真实（不是忠实）地摹写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命历程，从中透露出她对于在多变而又呆滞、浮泛而又凝重、喧嚣而又沉闷的生存情境中顽强忙碌或听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的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悯；其中更多的是对于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无援的、被人忽视甚或受人歧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关怀。她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着这些，仿佛履行着神赋予的使命。她说：“任何虚伪与掩饰都是深重的罪恶。它必要你真实。”面对着这样的真实，除了随之陷入对人类命运的深长的沉思，你还能怎样？在她的笔下，即便是七天七夜的性交，对于一个阅读心态正常的人，引起的也不会是敏感器官的激动。
王安忆的精神上的高远和艺术上的深刻，造就了当代文学的瑰丽景观，成就了她人生某一层面的成功，却使她失去了多少世俗的快乐。那快乐或许很表面却也是很实在的。极端的精神化使她像一个概念一样变得抽象了。也许王安忆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却以为王安忆对于她所说的“神圣祭坛”的完全奉献，是文学残酷性的一种。
当我蛰居一个除了天灾人祸便难得被人记起的外省的角落，时常一整天一整天孤寂地枯坐，拿回忆往事，回忆往日的朋友打发日子的时候，我耳边时常会响起那片在橙色的灯光照耀下的迷蒙的、沙沙沙的雨声。我的这种感慨当然是不必要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宁愿王安忆依然是那个在雨夜被人送回家的女孩。
但她却成了庇护别人的伞。
很长时间，我们的音问荒疏了。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走遍中国，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她的世界象星空一样那么广大，那么广大，有越来越多的人，要人，名人注视她、包围她、追随她。我和当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坛的许多平庸的朋友如今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来读她的小说和著述，从中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认识她当然是我的一种骄傲。但她毕竟那么遥远了。
却意外地接到何镇邦的电话，他正为一家刊物主持一个关于作家话题的栏目，说王安忆点名让我写关于她的文字。我很感动。岁月削弱了、磨灭了、淹没了、废弃了许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王安忆的真诚，对人的关怀的真诚。
王安忆自己就是一部书，从中我也只读出两个字：体贴。
面前又亮起那一片橙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蒙而又明亮的雾一样的雨，雨中那一把伞，伞下面那一个人，人的那一颗温暖、智慧因而优美的心。
永远的雨。永远的沙沙沙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