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鉴
1938年初我从新兵营调到蒲犁边卡大队任中校大队长。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长是我们的许亮同志，边务处的副主任也是共产党员，叫卓铎泰。蒲犁位于帕米尔高原上，地当中、苏、克什米尔、阿富汗交界，气候恶劣，环境极为复杂。以前中国政府未设卡，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中、印、阿居民都有。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很大，苏联的影响很小。英国人在蒲犁办有学校，还通过通商等方式进行间谍活动。蒲犁还有一个瑞典教堂，外国间谍活动很厉害。
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1）确定边界，巩固边防；（2）清除帝国主义势力，配合边务处搜集英帝国主义军事、政治情报。边卡大队直接受盛世才指挥，电报除发给盛世才外，还发给喀什警备司令蒋有芬，蒋负责我们的供应。我们边卡负责军事部署，边务处负责情报工作，县政府负责民政工作，三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工作上互相配合。
我们大队共500多人，一个团的编制，有苏联教官。我们先去实地察看了20多天，看了边界、营房，才开去部队。那里雪很深，天气严寒，冻坏了不少人。营房位于葱岭下几百米的地方，原来是帝俄时期的营房，十月革命后归还新疆。后来从喀什等地把木料等物资驮来，和苏联边防部队商议后，扩修了营房。当时驻在蒲犁的几个单位，实际上都住在一个地方，走一个大门。
我们开进去后，就在政治上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那里有个英国代办处，实际上是个特务机关，我们以违犯中国法令为由，陆续把帝国主义的教堂、学校关闭，还从和田驱逐了不少英国人。英国势力被赶出去后，苏联的货物才逐步进入南疆市场。
部队里有反帝会，排以上干部都加入了。我开始不愿加入，陈潭秋同志指示，要利用合法身份工作，让我加入了反帝会组织，并成了那里的负责人。我在部队中进行了有关抗日、反帝、八路军的宣传。所以下面的人知道我是八路军。我们的生活作风根本不同于旧军人，群众也看得出来，我也不回避这些问题。我们和苏联边防军联系很密切，互相交流情报，开会商议工作。苏方常派人通过我国边境去印、阿工作。
和盛世才、蒋有芬的联系，是通过边务处电台。我还有另外一本密码，专门和陈潭秋同志和苏联方面联系，夜间由我自己收发、翻译电报，别人一概不知。密码本在1940年回迪化后交给了陈潭秋同志。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监视盛世才是否暗中和帝国主义有勾结。
蒲犁一带国境线很长，约有数千里，巡察一次得两个多月，有的路可以骑马，有的路只能骑毛驴，有的路则只能步行。1939年春，印度边界内发生了民族反英暴动，印度老百姓扣留了途经那里回印度的英国驻喀什领事。暴动被镇压后，一部分暴动群众跑到我们这里，后来经过外交交涉，愿回去的回去了。 同年，我们在中阿边界抓住了一个企图偷越国境的日耳曼人（当时阿富汗有德国顾问），手脚都冻坏了，被送到苏联边防军，后发现是个德国希特勒的间谍。
西路军在盛世才军队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好。在南疆，部队是拥护我们的。我们去后改变了部队上的一套旧作风，加强政治工作，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巩固了边防。如果当时没有巩固的边防，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还会扩大，那不知以后会出多少麻烦，会发生多少问题。
1940年，我乘飞机回了一次迪化，曾向陈潭秋同志提出回来的要求。回蒲犁后就正式向盛世才提出报告，他同意调我到军校高级军事研究班学习。该研究班40多个同学中只我一个共产党员。盛准备让我毕业后到焉耆去当团长，临毕业时，40多个同学已被逮捕得所剩无几，我看情况不妙，就向陈潭秋同志汇报了情况。1942年毕业，我们就被软禁，不久又被关入监狱。
1946年我们出狱回到了延安，住在中央党校二部。中央首长欢迎我们，给我们讲话，毛主席、刘少奇、陆定一都给我们作报告。毛主席一开口就说：“你们从老虎口里钻出来了，又让老虎驮回来了。”我们真是悲喜交加，都流了泪。这一批干部，确实是中央的宝贵财富。
原载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新疆大学合编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争历史资料》第1集，转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一书。作者胡鉴同志，又名胡栋、胡明章，1937年4月随左支队进入新疆，曾任总支队第四大队政委，新疆蒲犁（塔什库尔干）边卡大队大队长，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6年6月获释回延安，参加了解放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