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宽和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总部和前卫三十军以及九军的部分人马，败退到青海省境内的康隆寺康隆寺：其地不在青海省，民国时属甘肃省张掖县康乐乡，解放初期属张掖县康乐区，1954年归属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
。我当时是西路军特务团的俱乐部主任，团政委晏福生同志指派我和参谋长左叶搞些粮食，填充填充饥荒已久的肚子，也好使疲惫已极的部队恢复恢复元气。
我们在一个小山庄搞到了一些青稞，还有十多头牛羊。这时，天已近黄昏，透过云层的阳光，像一把金色的刷子，把远近的山头涂抹得金黄。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我情不自禁地眺望着这幅高原夕照图，心想着衣单腹瘪的战友们饱餐一顿的情景，踏着轻快的步伐返回部队驻地。途中忽然传来阵阵枪声，我们急匆匆地爬上山头，只见黄尘滚滚，人喊马嘶，我们的特务团被敌骑包围了，经过一番短促拼杀，部队夺路突围了。
特务团被打散了，我们成了没有归处的散兵。我和左叶同志商量，并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这十几个同志组成游击队，边打游击，边找部队。我们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敌人到处张贴布告和通缉令，抓住红军战士就杀掉，老百姓知情不报的，全家跟着遭殃。我们根本无法与群众接触，只有东藏西躲，疲于奔命，陷入了难以想像的困境。
第三天，我们这支小分队终于被搜山的敌人冲散了，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在荒山野岭间与敌周旋，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搜山的马匪吆喝着离去，我从山洞里钻出来，望着茫茫的天际，想着白天被冲散的战友，想着不知在何方的部队，想着这悲壮的征程，想着七年前参加红军，投进党的怀抱的难忘场面，再看看这眼前的阴森景象，不禁仇恨满怀，悲愤填胸。
这是我头一回独自离开部队，离开了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同志们，真比离开父母、离开家园还令人难受，五尺高的汉子，第一次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夜风袭来，饥肠辘辘，寒气逼人。
我顿然感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穷凶极恶的搜剿，会陷我于绝境，我要强忍悲痛，想方设法争得个绝处逢生，去找部队。再难再险，也要活着回去，我还要继续跟着党闹革命！
敌人每天像篦头发一样地进行密集搜山，情况十分险恶。一天拂晓，我爬到山底下黑河岸边，便匍匐在大石边的杂树丛里。这时雾很浓，十几步远就看不清了，我感到这个地形和这时的天气对我隐蔽比较有利，敌人很可能疏忽过去。
我正在盘算下一步怎么办，不料，一个被敌人追赶的红军战士从右边拼命地朝我躲藏的地方跑过来，虽然他从我身边跑过去，马匪却向我藏身的地方包抄过来，我终于在一片骂娘声中，被一个满脸胡子的匪兵发现。他先是一惊，继而狂叫道：“在这里！”敌人闻声，呼啦一下子全都端着枪向我扑来。“哈哈，你这个共产党插上翅膀也没跑掉，快出来！”
我已经三四天没吃东西了，饥寒交迫，全身无力。就这么白白的束手就擒吗？显然敌人把我当成刚才从这里奔逃而去的那个红军战士了。我无力自卫，但能多缠住敌人一分钟，也可以使那位战友跑得更远一些，如果能够幸运地跑回部队，革命就多了一份力量。想到这里，我内心得到了一些安慰，我便咬紧牙关，站了起来，怒目而视。敌人把我团团围住，步步逼近，见我身上没有武器，一个老匪兵就大声喊叫：“看你还往哪里跑，搜！”几个匪兵应声而上，推推搡搡，全身上下搜了个遍，把我换粮食用的一点鸦片烟也翻出来。敌人见了这点东西，乐得眉开眼笑，你闻闻，他舔舔。我真希望他们多多磨蹭一会儿时间。
一个匪兵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答：“贵州人。”其实我是福建人，但为了不暴露红军的身份，我没有直说。“干什么的？”“给红军挑担子的。”敌人又问：“认不认得徐向前？”我说：“没见过。”敌兵又问：“怕不怕死？”自从高台战斗后，我就知道敌人的野蛮行径了，红军战士被敌人抓住，往往问完话后就被杀掉，这次轮到自己头上了。面对这几个马匪兵，想到自己是为穷苦人而死，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中反觉得很坦然，加之年轻气盛，便瞪大了眼睛回答：“随便，落到你们手里，反正迟早总要死。”敌兵说：
“你不怕死，定是个共产党！”我回答：“穷人也不都是孬种！”说完，我就闭上了双眼。
敌兵用枪筒在我后脑勺上戳了几下，但好一会也不响枪。这是不是敌人故意制造恐怖心理，瓦解我的精神武装呢？是不是等着我惜命求饶，然后拿我开心取乐，最后再一枪把我打死呢？
我很快意识到，敌人的捉弄，是对我面临生死关头的考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考验面前，绝不能变成软蛋，要像党组织教诲的那样：“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需要我献身的严重时刻，七年前在江西崇仁举行的入团宣誓的情景，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1930年10月，我们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驻在崇仁县城的时候，我这个红小鬼最大的心愿——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实现了。宣誓的那一天，我又兴奋又紧张，跟刚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那一天一样，又是连饭都没吃好。团政委谭智材领着我们这批新团员宣誓，墙上挂着“CCP”、“CCY”字样的红旗，气氛显得十分庄严隆重，特别是“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的誓词，真是永生难忘。在这之后，我又转为共产党员，当了干部，革命道理一天天懂得多起来，更坚定了自己誓死不回头的革命意志，我活着是党的人，死了做党的鬼。
“乓”的一声枪响了。我的心一跳，思路被打断了。可是，身上不像负伤挂彩那样，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更没有失去知觉。耳边只听马匪兵发出戏谑的哈哈笑声，我睁开仇恨的眼睛，凝视着这伙敌人，其中一个对我说：“干娃子，留下来给我们做事。”另一个说：“算你走运，饶你一命，还不谢过长官不杀之恩。”说着过来就按我的头，我脖子一梗，脸一侧，对说话的人睬也不睬。我周身气得发抖，真恨不得手中有枝驳壳枪，把他们一个一个点了名。
我被关进一间破漏的土房子里，里面已经关了七个人，都是红军战士，可能和我一样，也是留下当长工的。一天只给两顿残羹冷饭吃，不给水喝，天黑后，只有睡在冰冷、潮湿、光秃秃的土地上。黑沉沉的夜，沉甸甸的心，八个人默不作声，大概都在想着个人的心事。我陷入迷茫的沉思：敌人难道真的是留下我们供他们驱使吗？也许他们真的以为我只不过是个挑夫吗？难道我真的给他们当牛作马吗？五尺高的汉子，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受这个屈辱？
逃！能逃得脱吗？往哪里逃呢？翻来转去，思前想后，渐渐从乱麻一样的思路里捋出一个头绪来：只要敌人不打死我，我就要顽强地活下去，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机会，我就要逃跑，去找党，去找部队。越这么想，坚持活下去的愿望就越强烈，长工也好，牛马也罢，我要咬紧牙关，渡过这场劫难。第二天，我脱下一件破单褂，换了一顿饱饭吃。两天后，敌人把我们押送到甘肃省的张掖县。
恐怖气氛笼罩在头上，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转移到张掖之后，并没有叫我们服什么苦役，倒是经常不断传来马匪杀害我红军阶级兄弟的噩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人的心理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再一次感到，这回离“革命到底”的日子不远了。既然死是不可避免了，就更用不着贪生怕死。但是，不是死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而是这样束手待毙，实在死得太冤枉。我只想，在临死之前，要抓住一个马匪同归于尽，也算对革命做出最后一点贡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