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
1937年3月，西路军右支队在祁连山中被敌军冲散， 我因为脚伤，不能走路，就顺着山沟往下爬，一天只能爬二三里路。爬到第三天，发现山沟里有个牧民的帐篷，我便向帐篷爬去，想向牧民要些吃的。牧民见了我很害怕，怕连累他，不肯帮助我。我没法，只好把藏在伤口附近的三块大洋拿出来给他。他见我很诚恳，又很大方，就给我一些吃的，但不让我进帐篷住，我只好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里住下来。
过了三天，马步青的骑兵来搜山，我没有来得及藏，被俘了。敌兵中有一个当兵的喊我“谢政委”，我突然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五军的一个通讯员，他被俘后又在敌军中当了兵。我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否定，一声不响，就这样被敌人抓走了。第二天下山，到了一个小村庄的回民骑兵营，便把我关在营部。营长带一个连搜山还未回来，只有一个女人。在谈话中，这女人说，她是四川人，是西路军妇女团的一个班长，被俘后强迫当了营长的妻子，还说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员都送给大官当太太了，我们妇女团几十个同志被俘了。马家军规定，谁抓到女的就当谁的老婆。我听了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劝她：“不能忘记你是红军战士，你应当劝你们营长不要打骂、更不要枪杀红军战士，为来世做些好事。”她说：“我是红军战士，我听你的话，尽力做营长的工作，多做些好事，你放心好了。”
过了一天，营长带着一连骑兵回来了，还带来一些俘虏。第二天，他用马车把我送到花寨子。那里有一二十户人家，有一个二层楼的砖房，是地主的房子。楼上住的是马禄旅长，还有被俘的三四个文工团员，都当了他的老婆；楼下住的是被俘的团以上红军干部。
由于天热，我的伤口发炎，臭气熏天，很难闻，大家都讨嫌我。在这里住了四天，我的伤愈来愈严重了，他们一看没法了，就把我送到凉州城里陆军医院治疗。医院住有三四百个伤病员，多数是红军，大家都不说话。有一个马医官给我治病，因我脚发炎很厉害，臭味很大，他不愿意接近我，就用二三尺长的水管冲我的伤口，我痛得要命，也不敢说什么。尔后，他又给我上些消炎药，包扎一下就算治疗了。在医院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两个黑馒头，一块咸菜。我在医院治疗中，向马医官做了些宣传工作．希望他不要中国人残害中国人，要团结抗日，在民族存亡之际．团结起来一致对日。他开始不愿意说话，时间一长，与我说话了，他说：“你讲得有道理，我给你好好治病。”后来，他对我态度比以前好了，治疗也积极负责，使我的伤口有些好转，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正当我住院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了。在西安、兰州等各地大城市里纷纷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我就是在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从马步青那里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
记得那是5月2日，我得到去兰州治病的消息，很高兴，因为兰州离陕北延安近，又是汉人区，到了那里就好办了。第二天，一个副官陪我坐公共汽车去兰州，走了两天才到达。当晚住在国民党九十七师师部俘虏住的地方，那里大部分是红军被俘的战士和伤病员。第二天我被送进兰州省立医院。这是当时兰州最好的医院，有一、二、三等病房，他们把我安置在三等病房即普通病房。这个病房有20张床位，只住了8个红军伤病员，大部分是冻伤的。由于我在凉州医院没有动手术，伤口继续发炎，臭味很大，加上身上衣服很脏，又好久未洗澡，所以非常臭。到医院后，让我洗了澡，换了衣服，精神上轻松了不少。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打扫个人卫生。随后，医生给我做了第二次手术（第一次在西路军卫生部由卫生主任杨奋做的），这次他们把我的脚板砍掉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走路了，但炎症却好些了。
住院期间，八路军办事处的朱良才同志（原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到医院里来看我，他对我说：“八路军办事处向马步芳、马步青要团以上干部，你是第一批，后来又要了第二批，如黄鹄显、马良骏等人。”后来黄鹄显、马良骏来到兰州，还来医院看我，以后他们就从兰州到延安去了。他还告诉我，医院里有两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告诉我他们姓什么。在医院有两个人对我很好，一个是病房护士李尚忠，还有一个是妇科护士姓蓝，他俩经常向我透露一些消息，比如说，延安的张纯清来兰州筹备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回延安去了。据说大约1938年，这个医院的李先生到延安参军了，当了医生（解放后是济南军区卫校校长，改名叫郭生）。朱良才同志经常送一些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和报纸给我看，每月还给我发三元零用钱。
8月15日，朱良才同志接我出院到办事处，一共有三人。到办事处后，发给我一套国民党军服，我看了很不满意，不愿意穿。因为一辈子穿的是红军军服，现在却穿起国民党的军服来了，心里不是滋味。为此事，谢老还找我谈过话，他向我作了耐心的解释，并说：“帽子、衣服变了，只要革命思想不变，怕什么？我们始终是要革命的么！”我在“八办”住了三天，有些红军被俘人员陆续来了，办事处就把我和他们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之后，又转赴云阳留守处。
记得当时云阳留守处主任是长征时五军团十三师的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他说：“你休息几天，我们一起到延安去吧！”过了两三天，我们一块去了延安，我住在八路军总部副官处。八路军总政主任谭政同志来看我，并说：“你们辛苦了，现在总算回到延安了。”还征求我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一是工作；二是学习；三是休息。我听了很感谢组织的关怀，表示自己脱离中央领导已经两年了，思想落后了，需要学习一下。谭政主任很同意我的想法，他说：“抗大有一个高干队，都是团以上干部，你就到‘抗大’去学习一段。”就这样，我被送到 “抗大”二大队四队学习。我在“抗大”学习后，就分到云阳留守处当主任去了。
转录自《悲壮的征程》，原载谢良同志所著《独脚将军传奇》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谢良，江西兴国人，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时任红西路军第五军第十五师政治委员。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六高级步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