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经常向看押我们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并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个原来在东北军当团长，后来在中央军只当个中尉文书的人，感慨地对刘玉亭说，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好，共产党的主张得人心，国民党太腐败，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在军官队里，我们有不少是做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理论水平高，要说讲政治，讲主义，比国民党的这伙蠢猪家伙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所以这个上校每次“训话”，都被我们的同志驳斥得体无完肤，败兴而去，也给我们集中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一天，“勤务兵”冷赤哉同志告诉党支部，敌大队部接到电话说，党中央最近要派一个姓张的代表来看我们。党支部把这个消息迅速传给各小组，准备热烈欢迎张代表，并决定向国民党上校提出，张代表来后，要公开和大家见面。同志们知道这个消息后，欢欣跳跃迎接党代表到来的事，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个个喜形于色，按捺不住心头的欢乐，好像忘记了这是在敌人的集中营里。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党的使者——张文彬同志在三个便衣特务的跟随下，坐着马车来了。随后，国民党九十七师的一个政训处长也赶来了。
张代表走遍了每间房子，和每个同志都握了手，作了亲切的慰问。他首先说：“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问同志们好！”他给每人发了一元钱，并亲切地嘱咐：“同志们，这是党给你们买针线补衣服用的啊！”这是一句多么亲切温暖而含意深远的话呀！这是叫我们理解党的关怀和当时的困难。老实讲，在当时，一下子拿出这么些货币来，是多么不容易呀。
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敌人终于答应召开欢迎张代表的大会。下午3时，欢迎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士兵队和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但是由于敌人的阻挠，还没有和张代表见面。现在都集合在一个院子里，有机会同张代表见面了。士兵队的同志们到来后，院子里立即沸腾起来，我们挥着军帽向他们欢呼致意，他们也挥舞军帽向我们还礼。片刻工夫，军官队里响起了歌声，士兵队也随着唱起来。歌声冲破高墙深院飞向天空，传向四方。歌声一阵比一阵雄壮嘹亮，一阵比一阵激昂高扬，吓得敌人拼命吹哨，声嘶力竭地叫喊：“不准唱歌！不准唱歌！”这又有什么用呢？团结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从高山飞泻而下的流水，势不可挡，早已把敌人的叫喊声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当宣布请张代表讲话时，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接着便是一片肃静。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洗耳恭听，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一个字。张代表说：“同志们，我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委托，受周恩来副主席的派遣，从西安来这里看望同志们，党中央、中央首长非常关心你们，要我向同志们问好。”这时，我们激动得热泪横流，一面哭声哽咽，一面拼命鼓掌。
张代表安慰、鼓励我们说：“党了解你们，同志们都关心你们，党中央正在和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设法使你们早日回到红军中来。”张代表含着热泪，深情地对我们说：“望同志们保重，祝同志们健康。”张代表的讲话刚一结束，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席卷了整个会场，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时，方强同志带领我们喊起了口号：“停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们坚决要求回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通过欢迎张代表的大会，扩大了党的影响，并向敌人表明了我们坚决要求回延安的钢铁意志。在张代表走后一个星期，我们就从兰州东下了。
脱险归队
从兰州到西安，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派了一个营500多人押送我们。我们都想着在东开途中设法逃往根据地，因此大家都很快活，一想到要回延安，一切辛酸和痛苦都一扫而光。
从兰州到平凉，共走了九天，到平凉那天，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押送我们的敌九十七师，把我们交给了敌四十三师，移交手续是在平凉飞机场办理的。士兵队只清点人数，军官队一个个点名交人。太阳火辣辣的，一丝风也没有，晒得我们头脑发昏，口干舌燥。移交完后，交接双方又哇哩哇啦地瞎讲了一通话，直到日落西山才完事。当天晚上，我们还没上炕睡觉，敌人就传来命令：“明天早上7点前吃饭完毕，7点半集合出发，不得有误！”
我们军官队和士兵队住在飞机场旁边的一个村子里。晚饭后，刘玉亭接到党支部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卧床不起”四个字。我们领会党支部的意图，就是在第二天出发前要尽量拖延时间．以打乱敌人预定的行程，晚间最好能走到容易脱险的地方。第二天红日高照，军官队的人还装着打呼噜。外面的集合号音和哨声不断，却不见人出来，敌营长一边跑一边骂：“差十分八点了，还不起床，存心给老子捣蛋。赶快起床，赶快集合。”我们听到敌营长叫喊，才慢慢坐起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慢条斯理地穿衣服。
敌营长吆喝着要出发，军官队却吵着要吃早饭。敌营长开始时想叫我们在路上买着吃，我们不同意。大家吵吵嚷嚷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走不动。”敌营长没办法，只得派一个连留下看守军官队，叫吃过饭后立即起程赶到前面去，他自己押着士兵队先走了。
我们磨磨蹭蹭地走到四十里铺，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想：等我们弄过饭吃已天黑了，这时跑才方便呢；不走，我们住下来半夜跑也成。所以，一到四十里铺，我们就吵着要弄饭吃。敌营长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久，才决定就地住宿不走了，这正合我们的意图。这个镇上没有敌人的营房，也没有能容纳我们一千多人的大院，只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敌营长派了两个连分布在镇四周麦地里警戒，一个连的两个排分布在镇上街头，另一个排守卫营部。
吃过晚饭，我们躺在草铺上，等待党支部发出命令，随时准备逃出去。约9点左右，忽然雷雨交加，电闪雷鸣，暴雨打得房顶咚咚直响。就在这暴雨如注、雷声隆隆的时候，敌人把镇外的警戒撤了。军官队的同志们得到了党支部的通知，乘此大雨滂沱的机会，溜之大吉。但我们几个人未得到通知，就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仍未见动静。再也不能等了。
“老刘，我出去看看。”说着，我就走了出去。敌人的哨兵来回游动着，一个哨兵问我：“干什么的？”我端着一个瓷盆，当即回答：“做饭吃的。”我到旁边几家一看，大部分都“溜了”，党支部的同志也不见了。我立即回来，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消息，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刘玉亭同志说：“我们也马上走，现在天还未亮，趁敌人还没有发现，赶快走。”为了行动方便，我们分成两组，我、刘玉亭、刘俊英为一组，冯国寿、陈祖任为另一组，曾庆良等自愿留后面作掩护。
我们悄悄走出门来，但走了不远，东方已经露出曙光。“老刘，不能走啦！”我焦急地说。
刘玉亭也感到再往前走太危险了，就决定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我们摸到一座破窑跟前，停了片刻，看周围没有动静，便走进破窑。这个窑洞有三个窑门，中间那间已经塌陷。我们商量了一下，他们俩进右边较大一些的，我进左边的，躲在窑内的炕洞中。
黄昏时我们走出破窑，走了一夜，东方发亮时，我们遇到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就向他打听前面是什么地方，他说是白水镇白水镇：位于平凉市四十里铺以东西兰公路南侧。。我们听到“白水镇”三个字，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原来，那里就是押送我们的敌人宿营的地方。我们回转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腿就向着镇原方向跑，一气跑了10多里路，才在一个草丛里歇下来。
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我们这副模样，蓬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会把人吓死，到哪里去弄饭吃呢？大路是不能走的，只得走小路。大户人家多是坏蛋，我们不能进去，小户人家又穷得无饭可吃。我们忍着饥饿又走了一程，忽然在一个山腰里发现有一户人家。我们考虑了一下，这个地方偏僻，想来不会碰见敌人，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和媳妇干杂活，还有两个小孩子在院里玩耍。
她们看见我们进来，有些惊慌，我们赶忙说明我们是找红军部队的，请求老太太给我们做点饭吃。我们诚恳而又和气的态度，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平静，不多时就弄好了饭。我们吃完饭，给了她们一块钱。告别了这家人，我们又匆匆赶路了。
当天下午，我们走到了离镇原20多里的地方，这里已是根据地了。放眼一望，花红树绿，沉甸甸的麦穗覆盖着大地，农民正在地里愉快地劳动，还可以听到响亮的歌声。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庄稼”的牌子，村子里的墙上、大树上贴着许多“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标语。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呀！我们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感到亲切可爱。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我们大声地喊着。疲劳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仿佛青春的活力又重新迸发出来，浑身都来了劲。很快地又走了十多里路，我们看见了红军的哨兵。当我们走近他身旁时，他亲热地说：“同志，你们辛苦啦！”我们眼含泪花望着他，不住地点头。
走过哨兵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无线电台的天线。“小黄，你去看看有没有熟人！”老刘他俩对我说。“好，我去看看。”我跑了过去，迎面碰见了和我一块学无线电的同学朱忠春和周维同志，“老朱，老周”，我喜出望外地叫喊着。“小黄，小黄，你回来了！”他俩惊喜万分，我们紧紧地握手、拥抱，悲喜交集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霎时间，电台的其他同志都闻声而出，把我围在中央，安慰、关怀、鼓励的话语，汇成一股股热流，顿时传遍我的全身，大家都沉浸在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之中。同志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这时，刘玉亭、刘俊英也进来了，我们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嘴都闭不住了。
在电台同事的安排下，我们很快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为了庆祝我们胜利归来，同志们还特意杀了一头猪。这种珍贵的阶级友爱，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这支拙笔是难以形容的，我觉得在世界上再没有比无产阶级感情更深厚更宝贵的东西了。
我们在电台老战友那里住了两天后，到了援西军政治部招待所，看到了方强、秦基伟、徐立清、卜盛光、徐太先、幸元林等同志，得知军官队的其他同志，绝大多数也都回来了。不几天，老曾、小冯、小陈和龚兴贵同志，也都先后胜利归来，我们又相会了。大家都换上了新装，修饰了“门面”，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岁，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我们到了招待所的第二天下午，援西军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宋任穷政治部主任等首长，都来看我们。刘司令员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刘司令员满面笑容，时而挥手，时而鼓掌，亲切地向同志们致意。接着，张浩政委、宋任穷主任也讲了话，热烈欢迎同志们归来。他们说：“几个月来，你们太辛苦了，现在回来了，要好好休息，恢复身体。”
几天来，刘司令员、张政委、宋主任分别给我们上课、作报告，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详细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方针、政策，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等问题，使我们这些远离中央的同志们受到了很重要的教育，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正确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我们在学习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地总结西路军失败的经验教训。
我们都以各自亲身的遭遇，揭发和控诉张国焘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更加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更加信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心眼里衷心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
对“军官队”秘密党支部的工作，同志们也作了认真的讨论，认为秘密党支部在团结同志、反对敌人的斗争、组织和领导大家回到红军中来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对工作中的缺点也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如对“士兵队”的工作做得不够，在平凉归队时组织得不够周到，许多同志没有得到通知，等等。支部负责同志也作了适当的检查和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满意。
经过援西军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认为西路军的指战员作战是勇敢的，绝大多数同志的表现是好的，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在全军覆灭的特殊情况下，一些同志被敌人俘获也是难免的。因此，凡是想尽办法逃回来的同志，党组织表示最热烈的欢迎，都应当得到党的信任。因此，很快恢复了我们的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我和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等几个，很快到陕西云阳镇红军“前总”工作了。
录自黄良诚所著《忆长征》一书，因篇幅过长，本书作了删节。黄良诚同志，原名黄子坤，福建上杭人，生于1917年，1931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军总部电台工作，后调任红五军团电台报务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8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西渡黄河后任红西路军总部第三局电台报务员。后历任八路军总部电台分队长，新四军总部电台报务主任，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国务院六机部副部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