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震
1937年4月，我和刘俊秀及一个14岁的小勤务员三人，刚从祁连山进到平川，就看到一张马匪军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布告，上面写道：凡发现“共产”人员，要一律捉拿，送交部队或地方政府，不捉、不送、不报者，以通匪论罪……据老百姓说，马家队伍及地方民团到处搜查红军失散人员，也见到被捉走了的红军。因此我们到平川后，只好白天蹲在僻静的地方，不能露面，到天黑后才能走进小村庄找老百姓，一面了解敌情，一面要些吃的，然后乘夜行走。这已成为我们行动的规律。
狐皮大衣换破棉袄
有一天，我们三人走到一片沙漠地带。这时天快亮了，不能再走了，就找到一个低凹的沙沟躺下睡觉。天亮后，发现有一个人向我们躲藏的地方走来，是个50岁左右、穿着很破的庄稼汉。他走到我们跟前，我们问他：“老乡，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我早上出来拾粪，走到沙漠边时，看到有三个人的脚印，心想，怎么会有人到这里来呢？所以来看看。你们好像是红军吧，前几天我就遇到过一个红军，他到我们村要饭，我给了他一些吃的东西。”
我们说：“我们是红军的失散人员，要回黄河以东找红军去，想了解一下马家队伍的情况。
”这个老乡说：“马步芳的部队在东南十几里的地方驻了一个骑兵连，还有本地的民团，常来这一带搜查红军失散人员。前些日子，捉走两名红军的伤兵。前几个月红军路过这里时，对老百姓可好啦！很和气，买东西按价付钱，找人带路还付工钱，所以没有人说红军不好。
”
我们觉得这人是个好老百姓，于是对他说：“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又饿又渴，请你帮我们买点吃的东西，先给你一块银元。”他说：“我回去想办法，但要到天快黑才能来。”我们等到太阳西落后，这个老乡拎着一罐小米稀粥和几斤炒熟的黄豆来了，我们三个人非常高兴。因为好多日子没见到熟食了，吃了小米粥和黄豆，既充饥又解渴。我诚恳地对他说：“你帮了我们的大忙，十分感激你，没有别的东西送你，我想把我穿的这件狐皮大衣换你穿的棉袄，以表谢意。”老乡十分高兴地脱下他穿的破棉袄，换了我的狐皮大衣。他说：“很感谢你，我一辈子也没有穿过狐皮大衣，有了你们送的这件大衣，白天可以穿，夜晚还可以当被子，好极了。”
绝不能当俘虏
我们离开沙漠，走了好几天夜路，每到村庄，就找一个村边的独户人家，买点饭吃，打听敌情。有一天夜深时分，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边上，叫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一个中年男人打量了我们一番，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红军，想借你家的锅灶做点饭吃。”他答应了，叫出女当家帮我们做饭。我们将米袋子里仅有的一点小米面做了一顿面糊糊，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吃了。
吃过饭后，我们拿出一块银元，求他卖给我们一些吃的。他说：“我家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明天就没有米下锅，原来家里有点小米，前几天被马家队伍抢走了。你们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好军队，我家要有粮食，送一点给你们也是应当的。”我请求他到别的人家去买点，他爽快地答应了。不多久，他带回了一升小米。我们觉得一块银元只给一升小米太少了，求他去再要一点，老乡又返回去说好话，可是那户人不但不给添，反而把米要回去，将钱退了回来。我想：一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得饿肚子，无奈再求这位老乡跑一趟，一块银元买一升也行。老乡说：“我不能再去了，卖米的是个有钱人家，可能已看出我是帮红军买米的，你们赶快离开吧，时间长了恐怕会出事的！”
听了老乡这些话，我们正要走的时候，保长引了两个民团兵，拿着马刀闯进门来，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是‘共匪’吧！有没有枪？有没有银元？有就赶快交出来！”我和老刘同声说： “我们是红军的失散人员，没有枪，也没有钱。”他们一听既没有枪，也没有钱，就恼羞成怒。两个敌兵突然抓住刘俊秀和我的手，气势汹汹地说：“马家军有布告，凡见到共匪，就捉拿到马家队伍，不捉不送的要受罚。快跟我们走！”
我们说：“我们是红军，是抗日救国的，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我们是回河东去找红军的，让我们走吧！”保长和两个敌兵齐声说：“不行，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我们说：“要走就走，到了马家队伍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杀了我们，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们想想：你们当了民团还不是受压迫，家里还不是受剥削吗？”因为这些家伙目光短浅，我们的宣传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非要把我们送到马家军那里去领赏。
一出门，两个敌兵就把我和刘俊秀推到一起，勤务员乘机跑了。他们一前一后押着我们二人，保长大模大样地走在前面。我们决心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绝不能当俘虏。我和刘俊秀同志交换了眼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前面那个敌兵绊倒，接着老刘又把后面的敌兵打倒。保长见势不妙，拔腿跑掉了。我和老刘乘机夺路逃跑。两个敌兵大喊大叫：“来人呀，来人呀！捉拿共匪，捉拿共匪！”喊叫声传开后，村子里的老百姓也被惊动了。我和老刘跑出村庄，一直向东北方向飞跑。老刘比我跑得快，跑了两个小时后，我们俩就跑散了。
我很着急，一边跑一边放开大嗓门喊：“老刘，你在哪里？”但喊了一阵却没有回声。这时我想：这十多天来，我们从十几个同志变成五个同志，又由五个人减少到三个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想到这里，心里十分难过。一股冷风吹来，把我的思绪吹断了，我抬起头来看了看星光闪闪的夜空，对自己说，共产党员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一定要排除万难，振作精神，坚决斗争到底，就是沿途讨饭，也要讨到陕北，找到党，找到红军。
东方已经露出一片银灰色，天快亮了。远远看到东边山坡上有一大片房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着那个山边走去，快到一个小庙前，意外地碰到了刘俊秀同志，我高兴得蹦了起来，把他紧紧抱住，笑着说：“你真是个飞毛腿，一闪就不见了。”我们俩紧紧地握住手，一股暖流流过心房。我问老刘：“勤务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会不会也往这个方向跑来呢？”他说：“这就很难说了！”我们很担心这个14岁的小鬼，找不到我们，他的困难会更多。
与敌逃兵在一起
我和老刘会合后，沿着一条小路走去，走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见到一个老乡。这时又饥又渴，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停下来休息。到了中午时候，突然有一个50多岁的老乡，赶着一头毛驴迎面走来，我和老刘迎上去搭话：“老乡，你到哪里去？”老乡说：“我回煤窑去！”他接着说：“听你们的口音，可能是红军，老君庙也有两位红军，前几天他们借了我的毛驴，我今天去把毛驴牵了回来。”我们又问：“他们有没有枪？庙里有多少和尚？
”他说：“两个红军有一条长枪，庙里没有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