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拂晓，我晃晃悠悠地走到了永昌县水磨关。在晨曦中，我伫立在一座木板桥头，心情复杂地眺望着桥对面那个黑黝黝的庄院。我对这个庄院太熟悉了，因为大军西进时，我曾以胜利者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多月，与庄院的主人建立了蛮不错的交情。庄院的主人属于红军要打倒的剥削阶级，在阶级属性上是敌对的，回忆起化敌为友的过程，还十分有意味。
这个庄院是一座大土围子，森森的大门进去有七座院子七座门，每座门都用粗壮的横栓插着，森严壁垒。院子的主人姓郝，是清朝遗老，当过抚台一级的大官，民国后告老还乡，雄踞一隅。他儿孙满堂，权势炙手，五个孙子就有三个在邻近当县长。据说他家有三个牧场，牛羊成群。西路军渡过黄河西进时，教导团开进这座庄院住下，光他家粮食，就供三个红军团吃了半个多月。我也随教导团住进了庄院，恰好住在郝老头的卧室里。
有一天，围墙外打得热闹，我拎着望远镜爬上围墙去观战，观望了一会又爬下围墙，走进卧室，轻轻推开门一看，愣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正趴在桌子上偷看红军的地图。我的脚步很轻，老头看得专心，居然没有发现有人进来。“老大爷，你眼力不错嘛，看得清吗？”
怕吓着老头，我尽量压低嗓门，轻声问道。老头回头一瞧，看见一位红军站在身后，吓得三魂出窍，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头如捣蒜：“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看那老头，七十有余，瘦高的个子，白胡子长得很威严，气度不凡，见他吓成这个样子，挺过意不去，弯下腰把他扶了起来：“老大爷，别这样，别这样，快请起！”
被宣传成“青面獠牙”的红军竟如此和蔼，也是肉眼凡胎，既不怪异，也不凶悍，颤抖的老头镇静下来了，搭讪着问：“红军先生，听您的口音，贵梓好像在南方？”我直率相告：“我是江西老表。”老头发青的脸色缓过神来，高兴地说：“不瞒先生，我在贵省九江当过抚台哩。”我没有使用政治标签式的语言，随便地用家常话说道：“噢，我们还是半拉老乡哩！你当过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幸会。”
老头诚惶诚恐地说：“父母官不敢当，我自认为官还比较约束，当然也难免有罪恶，内心一直愧疚。先生贵姓？”我回答：“免贵姓左，大爷尊姓？”老头说：“不敢，小的姓郝。”
我忽然问道：“郝老先生这些日子住哪？刚才从哪里出来的？”郝老头又诚惶诚恐起来：“罪过罪过，我是不了解贵军，你们一来，我就钻了地道，刚才是从地道里出来的。”他指指屋角的地道口：“惭愧，惭愧！望先生宽宥老夫冥顽无知。”我挥挥手说：“没什么，没什么，叨扰您了，还望先生谅解。”
郝老头受了感动，嚅动着干瘪的嘴唇道：“左先生，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我鼓励他：“你说吧！我们是半拉
老乡，我现在又借住在贵舍，你还顾虑什么？”郝老头终于说：“我家老小不知在哪？他们可有长短？”我当即说：“你随我来！”
我走出门去，郝老头疑疑惑惑地跟着。到了后院的一间屋子前，我跟门口的哨兵嘀咕了几句，便领老头走进屋去。屋里的十多位妇女一见郝老头，七嘴八舌地叫爸喊爷，把郝老头乐得胡子直翘。一位孙子媳妇对他说：“爷爷，红军长官对我们可好啦，在门外派了岗，不准一个红军进来。我们在屋子里吃住自由，一点不为难我们。”“仁义之师，仁义之师！钦佩，钦佩！”郝老头感动得不得了，啧啧赞叹。我趁此时机，把红军的宗旨讲了一番，然后说：“老先生，前几天在地道里委屈你了。你不要再钻地道了，就跟我睡一个炕，晚上没事了，好好唠唠！”郝老头受宠若惊：“好好好，先生如不嫌弃，我晚上就多聆教了。”
从此，这位前抚台便和红军“长官”共处一室，抵足而卧了半个月，交情日深。红军要走时，郝老头还恋恋不舍，送了一匹骡子，还要送300块光洋。盛情难却，我只接受了骡子，婉拒了“袁大头”袁大头：民国初期铸造的银元的俗称。因在银元上铸有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的头像，故有此称。。郝老头送到桥头，一再叮嘱：“左先生，得胜班师路过此地时，一定要进寒舍来坐坐，我们再叙谈几夜。”
如今是回来了，可不是“得胜班师”，而是溃败落荒。我很想践约敲门进去，拜访郝老头，叙叙旧情，混顿饭吃，可又在桥头犹豫起来：我们毕竟不是一个阶级的人，过去的交情靠得住吗？时易势移，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地位一落千丈，万一郝老头翻脸不认人，甚至向马家军告发，可就悔之晚矣了。红军虽然保护了他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可毕竟吃了人家、喝了人家，叨扰不轻，他会不会报复呢？最后还是决定不冒风险，绕过庄院，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刚走过水板桥，正要顺墙根拐弯，门吱呀一声开了，被庄院的长工看见了。长工几步上前，认出是我，高兴地说：“这不是左司令吗？”这位长工搞不清红军中的职务称呼，就叫起我“左司令”来。“进家去，进家去！老东家常念叨你哩！”长工拽着我进了大门，便飞也似的去后院报告老东家，另几位长工正在吃炒面，便给我盛了一碗。我肚子早饿瘪了，端起炒面嚯嚯地吃起来，几口就报销了一碗。
“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大喜，大喜！”郝老头叫叫嚷嚷地跑进屋来。他两手还在颤巍巍地系着皮袍的扣子，看来是接到长工的报告，才披上袍子趿上鞋，慌慌张张地赶出来，急切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把我请进卧室，把坐在屋里的男女都赶走，喜滋滋地说：“你忘了我俩睡一个炕那几天吗？我还一直惦着你回来叙谈哩！”“大爷，我是这个样子回来的，你没想到吧？”我不太好意思坐在炕上。“胜败乃兵家常事，胜败乃兵家常事！人活着就是福啊！”他豁达地安慰着我，又把长工叫来吩咐：“你烧一大锅水，让左先生痛痛快快洗个澡。”又把孙子媳妇唤来：“把你丈夫的衣服都抱来，让左先生挑件合适的换上！”郝老头见我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叫花子衣服，蓬首垢面，与他当日见到的“红军先生”判若两人，恻隐之心大动。
洗涮换装之后，又让我好吃好喝了一番，然后，这两位跨阶级、跨年龄的朋友，坐在炕上叙谈阔别之情。我被郝老头诚挚的情意所感动，也就把心里话掏出来：“郝老先生，要不是长工拽，我还不敢进贵府哩。”郝老头嗔怪起来：“左先生，这您就小瞧老夫了，有恩不报如同禽兽，老夫可不是那等势利小人！”我说：“老人家，我走时你送我一匹骡子，不是报答恩情了吗？”郝老头说：“我钦佩红军和先生的为人，凡是路过的流落红军，我都要请进来奉为座上宾，连我的下人都知道我的心思。”
聊得晚了，郝老头见我呵欠连天，便吹灯歇息。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想辞谢登程，郝老头高低不肯，一天拖一天地挽留，拽着我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大鱼大肉地招呼，我的元气也很快恢复过来了。我想红军心切，高低不肯再留，急得郝老头出了一条妙计：“左先生，现在路上不太平，你还是在这呆着，你写封信给红军，我派人送去，把部队调过来打嘛！”我笑笑说：“老人家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不是司令，只是一般人员，就是司令写封信，目前也调不来部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你还是放我走吧！”郝老头无计再挽留，可让我一人走，又不放心，便建议：“我给你买车票送你到兰州，如何？”我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坐车反而不安全，查得紧，一个人沿途讨饭，没人注意，虽苦一点，却安全。”
郝老头听了觉得在理，便吩咐家人给我准备了一条面袋子，装了十三斤炒面，还蒸了四个特大的馒头，在每个馒头上涂上象征吉利的红点，供我路上吃，并寄托着他老人家的美好愿望。我从长工那里了解到，郝老头对每一位路过的红军，都给予优厚款待，临走时也是要给几斤炒面、四个涂上红点的大馒头，殷勤相送。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郝老头，又孤身只影地漂泊起来。我身上还有两件宝贝，一是一枝手枪，二是三块光洋。为了对付万一的搜查，我把光洋缠在裤腰带上，把手枪塞进大裤裆里，枪柄系在裤腰带上，走路虽然硌得慌，却保险，不脱裤子谁也发现不了。我吃着郝老头的炒面，一路向东。离战区远了，风声也不那么紧了，就有些大意，大摇大摆地在白天走起路来。
有一天路过古浪的一个镇子，一个保长看出我是流落红军，高叫一声“共产，站住！”就跑过来搜身。裤腰带上的三块光洋被他摸着了，拿起就跑，幸亏他财迷心窍，没有往裤裆里摸，我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回肚里去了。可这一切被站在远处的一位老汉看见了，我正要快步逃走，又被这位老汉叫住了：“你往哪去？你回来！”我吓一跳，可又不敢跑，只得转过身来。“跟我来！”老汉命令道。我忐忑不安地跟着老汉，一直走进他的家。“保长是个坏家伙，刚才受惊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还有点羊肉，给你做羊肉面片吧。”
我松了一口气。吃过晚饭，老汉又让我上炕一起睡，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告辞要走，老汉含蓄地暗示：“先生，你身上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东西，先放在我炕洞里吧，马回子搜不去，谁也拿不走。”我明白老汉已发现了我裤裆里的秘密，便解下裤腰带，取出手枪交与老汉，老汉拿开炕洞的砖，把手枪塞进了炕洞：“你放心，什么时候来取，都在这里头。”
几十年过去了，“文革”之后我到河西走廊去寻访这位老汉，可惜我来晚了，老汉早已去世，孙子都成中年人，我问起枪的事，老汉孙子说：“爷爷放哪了，也没告诉我。”但我从当地政府那里得知，解放后老汉早把手枪交给政府了。
郭晨整理，录自《中华英烈》1989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编者作了一些改动，标题也为编者所改。左叶同志，江西永新人，生于1910年，1927年参加工农革命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金川独立师参谋长，时任红西路军教导团（干部团）参谋长，后历任团长、军分区副司令员、旅长、师长、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