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榜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我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奉命西渡黄河，突破敌人防线，不久改称西路军，人马一路昼夜行走。因为敌人的骑兵紧追着，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奔跑着。特别是古浪血战和永昌咽喉地段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们九军牺牲很大。
西路军后期，我们进入了祁连山梨园口，口内有一座喇嘛寺，两山雄峙。我九军一到，立即选择地形，构筑阵地待敌。天亮后，敌大量骑兵追来，与我们步兵激烈战斗三小时。因敌众我寡，弹药耗光，又进行肉搏战，战斗半小时后，我九军大部分覆没，余下的人退入山内隐蔽。第二天，九军集中了有战斗力的约一团人马，又进行第二次肉搏战，最后全军覆没，幸存者只有千分之几，都退至大山内躲避。我们前边的同志被马敌搜索的骑兵冲散，后面和中间的同志全部被杀，和我一起的12个人逃脱了。从此，我们在大雪山中开始了原始人一般的生活。
为了能够生存下来，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闯出梨园口，能出去就有活路。我们出山后各逃一路，我逃到一个村庄，被一户好人家收为义子。一个月后，我被民团、保甲长组成的搜索队搜出，和其他被俘的数百人一起，被押送到张掖城内。不几天，又被马敌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编入了补充营。敌人每夜都用牛车十数辆，拉着被俘的红军到城外活埋。我还亲眼看到马敌把被俘人员排成队，用机枪扫射，或作打靶的目标，活活打死。有的敌兵碰到红军就举刀乱砍。对被监禁的红军每天只给发臭发酸的馒头一个、凉水一碗。对女红军任意奸污，强迫配夫，如不同意，当场屠杀，惨不忍睹。
补充营中被俘的红军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曾经发生过两次暴动，敌人野蛮镇压，红军牺牲了很多人。后来敌人把补充营开往青海，给他们淘金、运粮、修路，稍有差错就打。有一种刑罚叫“打背花”，就是把被俘的人员压在板凳上，两人压手，两人压腿，两人用皮鞭、枝条或木棍猛击，直打得昏死过去，然后又用凉水喷头，有声息了再打，直打得皮肉开裂，白骨外露。受这种刑罚的人，存活下来的很少。另一种刑罚是用棍棒打肿双腿，污血喷出才停。还有用枪探条打手心、用竹签戳手指的刑罚，真是惨无人道。我受过两种刑罚，被打得死去活来。马匪军太残忍，迫害红军的形式还有很多种。
1939年，蒋介石命令马步芳抽调部队开往前线抗日，马步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将补充营被俘红军送走。我被送到山西，编入了国民党九十军三二五团。1941年，部队在山西河津对日作战失利，退回潼关。1942年又调陕西中部驻防，我碰到一个从延安来的翻译，我对他说：“我原来是红军，请你把我带回延安。”他听后一言不发。
从此，我决心回家。同年8月，我寻机逃跑，历经艰险回到家乡。回家后得知，我跟红军走后，家中贫困，我的未婚妻等的时间长了，我又没有消息，便另找了丈夫，已生儿女各一人。
我对此并没有意见，还是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由于国民党拉兵很急，他们便带着儿女离开我家。从那时起，我以背盐、背柴卖度日，忙时也给人做零活。到1946年，我娶妻成家。
1949年四川解放，群众选我当民兵。1950年建立农民协会，群众选我为农民协会武装部长。
1951年土改，我担任村民兵队长兼农民协会副主席。
安永香整理，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李天榜同志，四川阆中人，生于1916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共青团，先后在红九军医院任护士、班长、司药、书记等职。1936年10月随军西征河西走廊，失败后被俘，受劳役折磨。1939年补入国民党部队，到山西参加抗战，1942年逃跑回家。解放后曾任农会武装部长、村农民协会副主席、民兵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