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财
我原是西路军红九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1937年3月在梨园口受伤被俘。从张掖押往西宁的途中，沿途到处可见红军战士暴尸荒野、狼狗争食的惨景；活着的，也是身裹毡片，在敌人的皮鞭、枪托驱赶下，在风雪中挣扎；实在走不动的，就被当活靶子打死。当时我想：早晚反正是死，与其被杀，不如设法逃走，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在走到大通县新城一个巷道口时，就趁天黑逃出了虎口。
解放前的青海，在蒋马政权统治下，活像人间地狱，官绅暴戾，兵匪横行。我是一个外乡人，人生地不熟，口音又不对，能往哪里去呢？饥饿寒冷，都可以忍受，无处存身是最害怕的。在极端恐怖的情况下，我毫无目的的从新城上面的阳坡墩走到了上庙沟。天刚亮，看见一个老阿奶在门口洗洋芋，我向她问路，她不懂我的话，抬头看了我一会，见我身裹毡片，赤足麻鞋，面黄肌瘦，手拿搪瓷茶缸，又操外乡口音，大概猜出了我的身份。她偷眼看了一下四周无人，用很低的声音问我：“你要馍馍吗？”不等我回答，她马上回到家里，两手拿了六个青稞面馍馍，后面跟着她家阿爷（后来打听到这家姓陈），一手端一沙罐开水，一手拿一个木碗，来到我面前，按当地乡俗，先把馍馍掰开才递给了我。我大口吃了一个馍馍，喝了开水，身上也有劲了。
我谢过两位老人，急着就要赶路。老阿奶见我没地方装馍馍，就从她上衣上撕下一块布，用毛线缝成一个口袋，把剩的几个馍馍装上给了我。老阿爷说：“你赶快走吧！北面不要去，那里是煤窑，马家兵抓住你就得下窑下窑：指弄到小煤窑下煤洞子背煤，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劳动。一辈子也出不来了。”刚从敌人屠刀下逃脱性命的我，受到人民群众这样热诚的对待，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频频点头，向两位老人依依告别，按照老阿爷指点的方向走去。
我思念革命队伍，也向往四川家乡，可当时的青海，交通不便，我又是一个“逃犯”，口音不同，身无分文，又怎能逃走呢？如果被敌人抓住，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没敢往远处走，只在大通县柴家堡一带转悠，先是给柴证家当长工，一来找碗饭吃，二来也找个安身之处。当时用人的地主只管饭，没工钱，每天割草、喂牲口、扒炕灰、打土块、栽树等，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可吃的是清水拌汤、麻洋芋，少盐无菜，晚上睡在四处冒烟的尕炕上，只盖一片破毡，冷风一吹，就缩成一团，饥肠辘辘，实在难受。我看透了地主老财的狠心肠，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家，四处讨饭或做零活。有些群众知道我是“共产娃”，帮吃帮穿都很慷慨。这时，我怕用真实姓名被敌人发现，就改姓王，叫王金贤。
1938年春，当地流行感冒，我过去在家学过一些治病的偏方，就试着给人治病。张宝得的母亲病得很重，已经快没气了，我用偏方把她的病治好了，他们很感激我。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叫我治病，从此再也不讨饭、做零活了。1939年3月，在吊庄的童维刚家招了女婿，这才有了安身之处。
敌人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人过安稳日子的。1939年7月，有人告发我是“共产娃”，壮丁大队长韩有福把我抓去，先用皮鞋踢、鞭子抽，后又捆起来用柳棍打，打得我死去活来，浑身是伤，然后关到了一个空房子里。韩有福又把我的丈人、说亲的媒人都抓了起来，严刑拷打，追问他们“为啥把女儿给共产娃做媳妇？”质问他们“还想叫共产党在这里生根吗？”我岳父托人说情，卖掉了大车、牲口、衣服、毛毡，典出了几亩地，凑了360个大洋，才把我保出来。
不久，他们又把我押到壮丁训练大队部，用指头粗的铁丝、拳头大的铁锁捆起来，敌人教练官还叫四个壮丁把我倒吊起来，进行折磨。约有一顿饭的时间，我就昏死过去了，敌人士兵把我放下，往我嘴里浇尿，等我醒过来。旁边有一个老汉实在看不过去，就给几个看守的人讲情说：“不要吊他了，你们四个年轻人守着，还怕他跑了吗？”敌人士兵凶狠地说：“这些共产娃跑得快，不吊起来，他踢开窗子就飞哩！”
半月之后，他们把我押到西宁军法处。当天晚上，又把我们被关押的八个人捆起来，放到两辆大板车上拉出了南门，准备去活埋。刚出南门不远，就碰上大雨，雷雨交加，风也很大，赶车的见下雨，就赶上车快跑，路不平，颠得很厉害。我在后面那辆车上，趁天黑、车颠、风雨又大，我就从车后滚了下去，第二次逃出了虎口。
我逃出以后不敢回家，以要饭、做零活、给人看病混肚子。到了腊月，在海子沟碰上一个姓汪的年轻人，问我贵姓？我答：“贱姓王。”他又问我：“做啥的？”我答：“给人治病。
”他听我不是本地口音，大概已猜出了我的身份。他说：“我家在东沟，有个病人，请你跟我去看一下。”到他家后，他把一个叫杨哥的人（也是一个被俘后逃出来的难友）叫出来陪我，就出去了。我和杨哥一说话，知道他是四川老乡，我问杨哥：“这位汪先生对你怎样？”
杨说很好。
从杨哥嘴里，我知道了这个年轻人叫汪涵忠，是个中学教员。他对我也不错，留我在他家吃住。第二天我要走时，他说，你医生装得不像，于是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把药装上，又给我开了一个西药条子，叫我到西宁买些药品，还把他的壮丁残废证借给了我，并一再叮咛，有人问你就说姓汪，汪王不分，他们查不出来。对他掩护我的这片苦心，我很是感激！从此，我才敢回家。
正月初十，我到他家拜年，一抬头，见大门上写着一副对联，其中有这样的话：“保甲款，马家款，款上又加款。”我不禁暗自吃惊。一会儿他的两个同学也来了，一个是海子沟李家山的李万林，一个是陶家山的马生林，他们一见对联，也吐了舌头。汪涵忠把我介绍给他的同学，说我是他的朋友，并摆上酒菜招待。饮酒中汪让我给他的同学讲红军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纲。开始我不敢讲，李万林说：“你是红嘴鸦儿，说也是红，不说也是红，不要怕，你讲。”我见他俩和汪涵忠关系很好，就向他们讲述了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纲领，他们都表示拥护。
临走时，汪涵忠送给我几把挂面，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拿上到金城沟找他的同学星运仓，帮我办一个壮丁证书。星当时在哈拉直沟当小学校长，帮助乡长填壮丁证书。我见他之后，他满口答应，叫我在他家等三天，他亲自到学校给我办来了壮丁证。有了这个护身符，我就有了立足的执证。以后，汪涵忠又托西北书店的朋友帮我去延安，我由于家庭拖累没有去成。他又给我借了200元钱，让我作小买卖，维持生活，一直到青海解放。
这说明不管马步芳用什么办法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还是同情共产党的。就在他严密控制的昆仑中学里，也有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我就是靠这些人的掩护，才熬到了青海解放，盼来了今天的幸福。
由张赞庭整理，原载《血染河湟》一书。郭富财同志，四川巴中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河西，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干事。西路军失败后因伤被俘，后逃出虎口，落户青海省大通县，解放后安置于西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