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保禄
我是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一直在红五军团工作。当时，我就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决心跟党一辈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万里长征到新疆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我跟随红五军团开始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红五军（原红五军团改）和红九军、红三十军奉命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我当时随红五军西进，高台作战失败后，转战临泽倪家营子，退入祁连山，跟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到达安西。在安西白墩子战斗中，遭到敌人猛烈围攻，我带领七名党员顽强战斗，终于突围，一路收集二三十名伤病员，赶到星星峡，被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营救，集中到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
到新疆后，西路军剩余部队编为新兵营，下分四个大队，我在第二大队任指导员，和黄火青同志住在一起。不久，开始学习军事技术，先学开装甲车，又学无线电。1938年3月被送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同年7月回国，邓发同志派我到新疆省边务处工作。边务处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新疆的安全，做侦察边界外敌人活动的情报工作，处长陈培生是共产党员。
出任酒泉情报主任
1938年11月，新疆边务处处长陈培生同志，派我担任酒泉情报主任，主要任务是在酒泉建立电台，收集敌人情报，与新疆边务处单线联系。我接受任务后，只身骑着毛驴从哈密出发，来到酒泉，和先前潜伏在酒泉的曾效鲁（化名刘子清）、丁炳南接上了关系，依靠党组织给的2000元活动经费，开了一个土产杂货铺做掩护，建立起酒泉地下情报站。
1940年，我奉命到新疆取电台。我通过玉门花海花海：地名，位于甘肃省玉门市北部，今为乡。人王本斋介绍，雇请了骆驼客张子考的驼队，将电台藏在棉花包内，还办了许多瓜子、杏干等货物，一路运回酒泉。进城时，看守城门的马家军强行检查，我装出一副大商人的派头，给了他们一些好处，提出到家里慢慢查，马家军就答应了。到家后，我将装有瓜干、杏干的麻袋打开，让跟到我家的马家军士兵尽情地吃，随便拿，然后领着他们检查。那些当兵的看到我这样大方，连忙说：“不用查了，不用查了。”
当时，酒泉城里驻着马步芳的军队，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个角落，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敌人经常清查户口，封锁交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威胁。为了顺利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上级指示我在酒泉找一位不识字的姑娘成了家。为便于隐蔽，我要曾效鲁以请客送礼的方式，取得了酒泉中山镇第九甲甲长的职务，并加入了国民党。
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收集情报，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我的妻哥曾永昌和马家军一个姓袁的排长那里获得；二是曾效鲁向他岳父（警察署巡官）透问获得；三是用重金购买马家军电台密码，直接接收；四是利用做生意、打麻将的机会，接触上层人物取得。一个夜晚，我正在发报，敌人突然跑来搜查，我赶忙把电台装进一只木箱，上面倒了一麻袋辣皮子掩盖，没有让敌人发现破绽。从此，我们对工作更加细心谨慎，每次研究工作、发报，我都把老婆打发回娘家。由于严守秘密工作的纪律，酒泉地下情报站安全地工作了四年，向上级传送了许多情报。
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我党在新疆的大批干部遭到逮捕杀害，我与新疆边务处电台的联系中断，只得以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并在酒泉住下来。
回到革命队伍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我高兴得彻夜不眠。我想到早年参加革命时的雄心壮志，想到万里长征的艰苦岁月，想到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痛苦日子，想到自己即将见到亲人，回到党的怀抱，心情格外激动！
当时，酒泉的反动军警宪特军警宪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专门执行搜捕、迫害、镇压人民的反队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加紧活动，散布流言飞语，造谣惑众，说什么“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共产党是红脸绿头发”等等。一时间，酒泉城内人心惶惶。我耐心地向有关朋友和熟悉的群众解释说：“世界上没有红脸绿头发的人，共产党也是人，不过，都是穷苦人，是为穷苦人过好日子打天下的，不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我还向他们讲了红军打进高台，让人民当家做主，给穷人分粮食、财产的事，劝大家不要怕。
我们院内住着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参谋，平时爱议论时局，现在他听说共产党就要来了，国民党军队要往新疆撤，是跟着走还是留下来，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找我商量。我趁机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全国解放是大势所趋，跟上国民党撤退是没有出路的，鼓励他顺应形势，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这个小参谋听了我的劝告，没有同国民党军队往新疆跑，酒泉解放时参加起义，获得了新生。
酒泉快要解放了，我向家人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原来的红军，是党派来酒泉搞地下工作的。9月25日，是酒泉解放的日子。一大早，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出家门欢迎亲人解放军，接着找到解放军军管会的负责人刘护平同志，他也是西路军的，在新疆新兵营学习过。
我向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并申请归队。刘护平同志问我，是跟随部队进疆，还是留在酒泉工作？
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过了几天，刘护平同志找我谈话说：“酒泉地委刘长亮书记向部队要人，我考虑你的家小都在酒泉，就推荐你到地委去工作。”我愉快接受，就拿介绍信到地委报到。
三下肃北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地委书记刘长亮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说我做过地下工作，又懂点蒙语，就派我以做生意为名，去肃北开展工作，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把离散的牧民找回来，为成立肃北民族自治区做准备。
我接受任务后，雇了几峰骆驼，办了一些货物，就只身向肃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穿过戈壁，钻进深山。当时，由于国民党溃兵和土匪的抢劫和反动宣传，肃北地区的局面比较混乱，蒙古族牧民非常恐慌。我见到牧民就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劝说群众不要上土匪的当，不要听信国民党溃兵的谣言，安心定居下来，建设家园。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情况有了改变，我便于当年10月25日主持召开了47人参加的蒙民群众大会，经上级批准，成立了“肃北蒙民临时自治委员会”，任命尕布曾为副主席，主席位子留给了包布拉，任命老巴布曾为乡长。会后，我回酒泉地委汇报工作，根据我提供的情况，酒泉专署刘文山专员于当年11月5日召集尕布曾等肃北蒙古族上层人士开会，确定继续争取包布拉及逃散的蒙民返回肃北，配合部队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
1950年2月，我奉命二下肃北，到盐池湾盐池湾：地名，位于祁连山西端，今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原在这一带游牧的蒙古族人民被称为盐池湾部落。解放后在此地成立乡政府。
部落做争取蒙族头人包布拉的工作。包布拉当过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和“剿匪司令”，又受国民党溃兵和土匪的煽惑，思想顾虑较大。
我到盐池湾后，向他讲了临时自治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和党的民族政策，消除他的顾虑，并在他的部落开展群众工作，组建了乡政府、民兵组织和打牲队。4月16日，酒泉专署召开民族联谊会，包布拉派亲信桑木通参加，桑在会上说了许多漂亮话，保证回去后争取包布拉回酒泉，可他回来以后，却向包布拉歪曲党的政策，说了许多坏话，并同包布拉一起当上了土匪。
这期间，新疆的一些土匪和国民党溃兵流窜到了肃北，勾结当地土匪作乱。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焦急，向组织请求三下肃北。1950年5月，我带着警卫员吴银海来到盐池湾，从一位商人处了解从新疆来的土匪头子是毕善禄（维族）、马应蛟（回族），他们威胁利诱包布拉，抢了敦煌南湖乡，打死了解放军剿匪部队的战士，还扬言要攻打安西城，活捉我，劝我不要往土匪窝里闯。我说：“只要能让蒙族群众早点觉悟，能叫安西人民少受损失，死也不怕！”
我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进一步了解土匪作乱计划，做争取群众和上层头人的工作。
正当我准备去鱼儿红鱼儿红：地名，位于祁连山西部，今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设有鱼儿红乡政府。向剿匪部队汇报情况时，突遭匪首马应蛟袭击，将我扣押。土匪在石包城召开大会，当场枪毙了从敦煌南湖抓来的一名流落红军，接着又宣布要枪毙我。在此情况下，我继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指出目前解放军已经大军压境，搞叛乱是没有出路的。在我的严正警告下，部落头人杜格尔以死担保，才使我免遭毒手。
同年7月，解放军剿匪作战取得胜利，我配合解放军解救了一大批被土匪裹胁的蒙古族民众和被扣押的几名政府工作干部，争取团结蒙民218户共1286人，于7月29日召开第二次蒙民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肃北自治区人民政府，我被选为政府委员兼秘书。此后，我组织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分发上级调来的救济物资，很快安定了肃北的社会秩序。
王文焕整理，酒泉地委党史办供稿。阎保禄同志，河南开封人，生于1907年。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新编师特派员，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0月西征河西，时任红五军政治保卫局干部。后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被派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回国后在新疆边务处工作，后任酒泉情报站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参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