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
我是在1939年6月经毛主席批准到苏联去治病的，我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兰州，到达了新疆的迪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去苏联未成，便留在了新疆。
到了1942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包围了苏联的列宁格勒，并向莫斯科进军；在国内，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这时候，盛世才经不住蒋介石的欺骗和利诱，撕去假面具，摇身一变，由“联共反蒋”变成联蒋反共，不惜暗杀他的亲弟弟、新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留苏时加入苏共），制造谣言，捏造了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污蔑共产党，于同年9月17日，把我党派到新疆的工作人员、西路军学习航空的同志、赴苏治病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孩子等，共16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
盛世才将我们软禁起来以后，陈潭秋同志一方面派人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联系，计划把我们撤到苏联去；另一方面，向盛世才提出抗议和交涉，同时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动员大家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陈潭秋同志说：“目前的形势很紧张，我们的处境也很危险。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估计，我们有两种前途：一是去苏联，这需要我们去争取；二是准备坐牢。真要到了坐牢那一步，我们就要学习季米特洛夫的革命精神，把监狱变成同敌人斗争的战场，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争取全体人员无罪释放回延安。”
后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也被关进牢房。盛世才对他们软硬兼施，严刑逼供，为他投蒋反共寻找借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坚持真理，坚贞不屈，以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盛世才无计可施，于1943年9月27日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与此同时，我们160多人也被全部关进了监狱，男的被关进迪化第二监狱，妇女、儿童和伤残人员被关进迪化第四监狱。因为我的腿有残疾，也被关进第四监狱，和妇女儿童在一起。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审讯，采用各种办法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妄图分化瓦解，破坏我们这个战斗的集体。我们被关押的全体同志，在监狱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第二监狱的斗争，是由马明方、方志纯等同志领导的。他们先后进行了三次绝食斗争，反对迫害，要求公审，要求改善伙食，要求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有一次，绝食了六天，迫使敌人答应了一些要求，绝食斗争才告结束。第四监狱的斗争，是在张子意、杨奋和我组成的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主要是反对敌人企图以个别开释分化瓦解我们的斗争。这场斗争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以后，国民党控制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新疆积案处理委员会，软硬兼施，继续迫害我们。1945年冬，国民党派来一个所谓审判团，一共五个人，到第四监狱来审判我们。他们把我们分别叫到监狱办公室，进行逼供审讯。由于我们在监狱党组织的领导下，事先做好了思想准备，所以，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花招，大家都毫不动摇，并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无计可施。
1945年10月30日，审判团对我进行审判。他们把我叫到监狱办公室，办公室里一字儿摆着三张长条桌子，桌子后面像泥胎似的坐着五个人。他们一个个饿狼似的瞪着我，好像一口要把我吞下去。“你叫什么名字？”坐在中间的一个胖子问我。显然，这人是五个人中的头子。我回答：“我叫谢良。”他们接着问：“哪里人？”我继续回答：“江西兴国人。”“多大岁数？”“三十。”“盛世骐是谁杀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听说好像是盛世才杀的。”“胡说！盛世骐是盛主席的弟弟，盛主席怎么能杀他的弟弟？完全是共产党的宣传，一派胡言！”我说：“盛世骐是盛世才的弟弟不假，可盛世骐倾向共产党，盛世才为了达到他反共投蒋的目的，当然可以杀他！”
胖子见我顶他，气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一拍桌子说：“纯粹一派胡言！据我们调查，盛旅长被杀，是因为共产党要搞暴动，盛旅长不从，跟盛主席完全无关！说，这次暴动是谁领头的？都是怎么策划的？”我坚定地回答：“从来就没有暴动这回事，都是盛世才往我们头上栽赃，以达到他反共投蒋的目的，叫我怎么说！”我又顶了他一句。
胖子见硬的不行，又污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完全是土匪行为，你知道吗？你跟着他们干有什么好处！”我说：“不相信。据我所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杀人放火，才是土匪！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是抗日的，是救国救民的，不像国民党反动派，挂着羊头卖狗肉，不抗日，专门残害共产党，残害老百姓！”胖子接着说：“这么说，你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了？”我回答：“共产党主张抗日，主张民主，一心救国救民，一心为了老百姓，只要不是瞎子，不是睁着大眼不看事实，谁都能看得出来！中国人是讲良心的，我当然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他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一拍桌子，疾言厉色地说：“谢良，你不要太放肆了！ 我警告你，跟着共产党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要好好考虑。”我说：“我早就考虑好了，想叫我背叛共产党，给你们当走狗，根本办不到！我是被盛世才请来的，帮助新疆搞建设有什么不对！你们根本无权审判我们，你们这么做，是非法的！我们要向新疆各族人民、全国人民揭露你们！你们软硬兼施，搞逼供诱供，妄图瓦解我们，告诉你，休想！没人上你们的当！”
审判团的一个瘦长脸铁青着脸，霍地站起来，连连敲打桌子，声嘶力竭地吼叫：“他妈的，你也太顽固不化了，难道你愿意为它牺牲吗？就不怕脑袋搬家吗？”我毫不示弱：“要怕，就不会出来干革命；要怕，就不会扛起枪打反动派！我拥护共产党，誓死不变，当然愿意为它牺牲。”我用仇恨的眼睛盯了他一眼。斗争持续好几个钟头，他们不但没有迫使我低头，从我身上捞到什么好处，而且被我顶得瞠目结舌，一愣一愣的。最后，他们对我无计可施，只好叫我退下。
这个所谓积案审判团，煞费苦心，软的硬的都使尽了，结果从我们这些人身上什么也没捞到，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2月春节刚过，盛世才看到我们这些病残、老人、小孩被折磨得满身是病，有些处于死亡边缘，怕我们有人死在监狱里，承担责任，又担心难友向他们进行斗争，就把我们五个残废人，由第二监狱押到西大桥救济院安残所。当天，他们又把第四监狱的苏妈妈（1927年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的爱人）、赵建华、马玉珍、晓云以及小孩共16人，也押到安残所。名义上是对我们进行妥善安置，实际上是用杀人不见血的饥饿、迫害来消磨我们的意志，拖垮我们的身体，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到达安残所的当天，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大家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付敌人阴谋的办法。商议结果，大家认为首先要树立斗争信心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同时要积极想办法与其他被关押的同志取得联系，并支持其他狱中的难友，达到无罪全部释放回延安的目的。在斗争困难的时候，我主动承担了新的战斗集体的组织领导任务，开展了新的斗争。
这个安残所名义上是慈善机构，安置病残老幼，实际上比监狱还差。院内住的都是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乞丐，也有老人、小孩、瞎子、拐子。他们或坐或卧，或站或蹲，有的敞开衣襟，有的光着脊背，在太阳底下抓痒、捉虱子。几个赤脚露肩、瘦骨嶙峋的儿童，在争夺一只黑乎乎的木碗，抢吃什么东西。躺在旁边的大人们，都漠然置之，不管不问。
我们到这里后，每天吃两顿饭，每顿每人发两个有臭味的掺着沙子的高粱窝头，什么菜也没有，仅有一碗白开水。这里的生活环境连监狱也不如，到处又脏又臭，根本不讲什么卫生。
这里得疟疾、伤寒病和传染病的人很多，无人过问，死了就抬走。我们在安残所忍饥受冻，克服了精神上物质上的困难，采取了各种方式，团结大家与敌人作斗争。
几个月后，我们带来的钱和东西快吃光了，再不想办法，就无生计了。这时大家同心协力，决心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我们把剩下的值钱的衣物拿出来寄卖，作为做生意的本钱，在西大桥东头摆了一个卖香烟杂物的小摊子，把经营所得的钱一分一分地积聚起来，等到过五一节时，买些牛羊肉、炒面，送给第二、第四监狱的难友，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报纸，传送消息，支援他们进行斗争。
1946年，新疆军阀盛世才下台，张治中将军担任了新疆省主席，主持新疆的军政工作。党中央为了营救关押在迪化长达四年之久的同志和家属、孩子，委托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将军进行联系，我们男女老少131人，才得以全部无条件的获释。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回到我们日夜盼望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张治中将军特意派交通处长刘亚哲少将，带了一个武装排和十辆卡车，进行护送。我们从6月11日由迪化出发，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7月11日终于回到了延安。
节录自谢良同志所著《独脚将军传奇》一书，谢良同志的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18页。新疆第1章监狱斗争中的秘密联络工作
刘护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