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抓，每月多出来的钱真不少，落实到饭菜上很可观。连队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士兵们都很高兴。我把骑兵连养羊改善生活和账目公开的做法向潘司令、蔡团长做了详细汇报，他们也很高兴。潘司令还指示蔡团长到一连考察取经，并把这件事汇报到省财政厅长毛泽民那里，毛泽民对全省下了一个训令，今后党政军部门，凡薪金以外的收入都一律交公。训令下达后，立即遭到一部分军官的抵制，机枪连长修阴春公开说：“钱用不完的那些人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也像他那样的话，那老婆、孩子吃什么？”但由于这事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士兵的拥护，很快就推广了。账目公开，经济民主，改善生活，改善了官兵关系，促进了连队正气上升，骑兵连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伙食委员会在解决士兵吃肉和账目公开两个问题后，又大力抓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过去骑兵连文化生活十分缺乏，营房除听到一些思乡小曲外，就是打牌、赌钱、吵架声，士兵一犯纪律，排长就打骂或关禁闭。针对这些情况，伙食委员们就请人教大家唱歌子，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还请识字的士兵给大家念我党办的《新华日报》，有时也念《新疆日报》的文章，讲前方抗日胜利的捎息。过年过节，还演些话剧，如《码头工人》、《活捉汉奸》等，大家一唱一听，抗日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还举行篮球、排球活动，士兵的体质也有了增强。
连队有歌有戏有球赛，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很怕我们，一见当兵的就走得远远的，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经过我们营区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慢慢地到营区来听歌、看戏、看球赛。开始来些男青年，后来男女老少都来了，特别是星期六来得更多。县城的姑娘也来唱唱跳跳，县里的乐队也来参加伴奏。以后我们干脆在院子里搭了戏台，歌声、锣鼓一响，老百姓就来了，很紧张的军民关系逐步搞好了。后来我们调防时，老百姓还来送我们！
接着，我和伙食委员会的委员们又想办法解决治病的问题。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花柳病：一种性病，通称“梅毒”。，全连患这种病的有40来人，一发病尿道就发炎、化脓，重的还尿血，路也走不成，不能执勤，甚至还要人照料。由于病号多，为了买药品，连队负担很重。我到军需处要了一些药回来，但由于人多药少，解决不了问题，我只好去找潘司令，通过他与苏新贸易公司联系，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药品。伙食委员会把伙食账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钱，加上我两个月的薪金，买来药为大家治病。当时有一种治花柳病的针剂叫做“六○六”，潘司令通过苏新贸易公司买回来90多支，为全连40来个病号打了针，把病都给治好了。这件事的影响更大，很快就被传开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赌钱问题，我们先从当官的抓起。过去主要是班长、排长找士兵赌钱，士兵不敢不赌，当官的赢了钱就哈哈大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挤干为止，而输了钱就发火骂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团长有时就把这些当官的关禁闭，但他们还是偷偷地赌。我找几个排长谈话，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钱，他们每月几个钱，有的要养活老婆孩子，有的要供养老人，他一个人输了钱，全家人都要受苦。”排长刘景和又抽烟，又有老婆孩子，钱当然不够花，不够就从士兵身上刮，经我谈话后，慢慢不赌了。一班长也不赌了。这么一抓，不敢在营房里赌了，但少数人却跑到外边去赌。他们偷偷摸摸地闹了一阵子，由于没人跟着跑，只好不赌了。
在解决上述几个具体问题的同时，我和伙食委员们还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做到病号身上。骑兵连“兵油子”多，平时经常有病号，少时有几个，多时十几个、几十个，有的是真病，但多数是思乡病，少数人更是长期装病。我们一方面给那些确实有病的士兵做病号饭，端到床前，送到手上，他们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发动士兵互相监督。这么一来，真病的士兵振奋了精神，装病的兵油子再也装不下去了，病号明显地减少了。
在改造骑兵连的过程中，不仅要和旧军队的种种恶习作斗争，更主要的是要与盛世才的特务作斗争。盛世才知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面装成亲苏亲共的姿态，表示重用我们，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存有戒心，怕我们“赤化”了他的军队，所以处处派特务监视我们。骑兵团的特务头子是团部的少校指导员周风鸣，这个家伙又坏又凶，把蔡团长的马弁尹贵斌也发展成为特务。蔡团长见尹鬼鬼祟祟，就不要他在身边，把他调到我们连当上等兵。我们连原来已被安插了四个特务，这几个特务都受周风鸣直接指挥，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报告给周凤鸣。
一次晚饭后，我到潘司令那里去汇报工作，刚坐下电话就响了，我一接对方就问我是不是谭连长，并说连队门口有人找我，要我立即回去。他们就是让我不要与外界接触，特别是不要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接触。他们对我们在和田工作的党员监视得更严。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党员到喀什河边碰头，刚刚到了这里，周风鸣就带着七八个人来了，见面后奸笑了两声，就骑着马走了。又一次，我们在操场边的沟里刚想碰头，地方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我们只好停止活动。这些公安人员和周风鸣他们是一伙的，经常互相通气，对付我们。
由于我对骑兵连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激发了士兵们的抗日热情，也对盛世才专制更加不满，因而引起了盛世才及其走狗们的仇恨。1941年冬，他们把我调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谋长张炳光是个特务，上尉参谋张鹏程也是特务，他们与盛世才有密切联系，与公安局刘麻子一伙来往也很密切，专门监视潘司令和我。特别是张鹏程，他什么也不懂，专门与我作对。
我把这件事向潘柏南司令作了汇报，他说：“他们对我早就这样干了，只是我没告诉你，往后要多加小心！”盛世才假亲共、真反共的面目越来越暴露，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时间不长，潘柏南就被调走了，他们把我夹在中间，许多工作都逼着我去干，但又不让我随便走动。一位官长对我开玩笑说：“你兼了这么多代处长，要发财了！”我心里很明白，盛世才已经向我们共产党人开刀了。不久，我和军需处长谷志远也被赶走了。我们预感到一场政治迫害就要临头了。
果然不出所料，离开和田到了迪化后，只在省署招待所住了四五天，就被盛世才软禁起来，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监狱生活。
谭庆荣口述，彭源重整理，原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谭庆荣同志又名谭桂标，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西路军营长，进入新疆后奉派任盛世才驻和田之骑兵第三十八团连长。1942年被捕入狱，1946年获释，返回延安。后参加了解放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