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晚报》做编辑時，也为贾平凹主编的《美文》写稿。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平凹见过两回面。
一次是去贾府讨字画，却没遇见他，第二次终于遇见他，但贾说最近身体有些不适。我说明来意，他却说：“我也好久不给人写字了。”于是，我不走，便有目的地谈起了文学。我故意说贾的作品如何如何的不好，读者有许多怨言。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来了神，很感兴趣地说：“这些我没听过，不过你的说法也有点像。”我说：“怎么叫‘也有点像’呢？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可以直接否认。”贾说：“那就不好了，就这种是似非似的东西才有意思，比较真切。”我谈着有关韩少功、莫言的作品，也说了对他的文学作品的观点。由于说得比较真切，平凹也赞同我们，因此跟他谈话，那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当然，平凹也给了我一幅墨宝，收藏至今，小心珍惜，始终热爱不减。还有一次是听贾平凹做了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因而就去采访他，写了一大篇幅的报道。
其实，贾平凹的本名为贾李平，父母图口音方便就喊他“平娃”，有盼望他一生平安顺遂的意思，大二时，他在1973年8月原《群众文艺》上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时，听从了同窗好友冯有源的建议，便囿了文人的心习，玩弄谐音，将“娃”改为“凹”(陕西话中，这两字同音同调)，后遂沿用至今。老贾自己也认为“凹则不平”，不平，那么就陷下去，归顺到童真充盈的“娃”字上去。因为文道如人道：“凸在人群，他不敢冒充，山顶一般崛上去招人显眼；凸在文林，他不敢奢望，‘三突出’那样容易惹人嫉恨。倒是凹字稳妥，凹是吃亏，吃亏是福；凹是器皿，盛水不漏，凹是谦下，虚怀若谷。”于是，贾平凹的许多字画，许多藏书，便都喜欢盖上一个“凹则不平”的印章。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贾平凹的大学生活极其清苦，全部家当只有一床用旧网套缝制的被子，一条巴掌厚的褥子。床单也是用旧门帘改制的，他用的唯一时髦用品是一块二尺宽的用来“装饰”床铺的绿色塑料布。白天，他将被子叠成极小的方块，上面用枕巾遮住，再把那块塑料布齐齐地苫在床沿，以掩去铺盖的寒陋。造成一种“文明气象”。有时候，生人来宿舍，还不敢轻易在这张“雅床”上落坐呢！
那时，他是西大校园里有名的“苦行僧”，读书和写作成为他生活中几乎唯一的意义。由于营养不足，本来就羸弱清瘦的他看上去更显得可怜兮兮。就在这时，他又不幸地染上了疟疾，在校医院就诊时，固转氨霉偏高，怀疑患了肝炎，遂被正而八经地隔离了。许多好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但贾平凹却闻病大喜，自谓“因祸得福”，因为他有了一方与世“隔离”的独居空间，从此就可“名正言顺”地避开无聊的“大批判”运动，可以“堂而皇之”地躲进隔离室里成“一统”，自由地写作、读书了，高兴时还可以忘形地吼上一两句秦腔。
谁知，“好景”不长，后经复查，肝炎的怀疑被否定了，他又被“赶”回了集体宿舍，只好“群居”在喧嚣中，点上九分钱一盒的“羊群”或是七分钱一盒的“勤俭”，来继续营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同舍有位“烟品”极高的同学，每闻见这种劣质的烟草味就要打喷嚏，这样贾平凹便常免不了要遭人奚落。班上的几位“政治家”也因为贾平凹的作品发表得多，受到老师的宠爱，便常故意给他制造一些尴尬。在一次联欢会上，某“政治家”出了一条谜语，说是“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起床不吃饭，就往教室跑，跑去不听讲，扒下就睡觉”，并点名要贾平凹“猜一个人”。当着众同学的面，贾平凹惶惶然了，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嗫嚅了半天，回答道：“是我！”说完，他跑出了会场，在阅览室后的花园里，用泪水冲洗着心灵的创伤。
然而，很多正直与善良的人还是把真诚的关怀与尊重给予了这位精神的富有与生活的窘迫适成对照的书生。同班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不像一些人那样轻蔑和戏弄这个山里来的“稼娃”，却大姐般地关心和爱护着他。平凹从心底敬慕她的学品和人品，视她为知己。数年后，平凹忆及这段往事，仍满怀深情地说：她是一位极聪明、善良、贤慧的女子……
如今的贾平凹早已是位超重量级的名人了，大学时代的寒陋自不复再有，但从小养成的节俭习惯却没有变，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吝啬。孔明先生曾写过一篇《平凹请吃记》，备述平凹请孔等四位友人吃羊肉泡馍的经过，其中一个细节是：大家到贾府为次日南下江苏的平凹送行，相谈甚欢，不觉已到晚饭时分，便嚷着要一同下馆子，但主人却没有掏腰包的意思，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抓阄”！结果平凹“在劫难逃”地抓到了那个纸团儿，只好破费了一回。平凹的“啬气”由此可见一斑。我还听到过一些别的有关平凹“吝啬”、“一毛不拔”的传闻，如“平凹外出，只需在裤带上别把牙刷便可走遍天下”，“平凹迎送客人下楼至巷口，貌似热忱、实则是为了让客人去公共厕所‘方便’以节约家中卫生间的用水”等等。是否属实，笔者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有一件事却肯定不是好事者向壁虚构出来的。
平凹当年在西安北郊方新村居住时，好友张敏向他借300元钱并答应半年内归还。平凹磨磨蹭蹭拉开抽屉又合上，如是者三，最后用衣襟蒙住抽屉，只留下一道缝，才对张敏说：“存款单都在靠屉板的纸盒里放着，你自己摸，只准摸一张，100元是你的，500元也是你的。”结果张敏摸出了一张400元的存单。张敏高兴得跳了起来，平凹却“黄了脸”，对张敏说：“拿去吧，半年内归还，我不要利息。”张敏说：“平凹今天好大方。”平凹道：“好张敏哩，我老婆到城里来安家，就靠这些积蓄呀！咱工资一月才40来块，不靠稿费靠啥？你知道，《满月儿》的稿酬才57块……”一时说得张敏也泪眼巴巴的。
这就是贾平凹的“啬气”，一种没有经历过最底层生活的艰辛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啬气”。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传闻中的“平凹啬气轶事”即使事出有据，也难免被加了“佐料”，成了当代的《晏子春秋》，我们只能以幽默的态度“姑妄听之”了。事实上，平凹自有他慷慨大方的一面。我们的老师冯有源先生是贾平凹的同窗挚友，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与平凹同窗三年，深知他是那种最讲友谊，知恩知报的人，而且总是别人投以木瓜，他要报以琼瑶的。而且往往不是拔一根‘毛’，而是拔一撮‘毛’、一把‘毛’。平凹为了写一部小说，曾在乡下一位朋友家住过一个多月，朋友一家人待他可谓关怀备至。书出了，有了稿费，听朋友说要买房子需用很多钱，他一次给拿出三万元。借也好，送也好，反正算是在他身上拔了一撮‘毛’……平凹挣的钱，除了买书外，就是给了亲人和朋友，再说是给了社会……”
商州多才子，商州人多“鬼”气──这是一位在商州工作过多年的关中文友得出的结论。我也接触过不少在西安的文化圈子里“摸爬滚打”的商州籍文朋诗友，如果把“鬼气”理解为一种谲巧的为人为文风格的话，这个结论大抵是站得住脚的。在商州头号才子贾平凹身上，“鬼气”这种地域文化性格表现得不仅鲜明，而且更富个人色彩。平凹逛书肆，在旧书摊上发现自己以前题赠X君的一本集子也在“处理品”之列，遂灵机一动，购回此书再题一款复赠X君，并著文谓此举“不亦乐乎”。此事若让你我逢上，恐怕很难保持如此旷达的心态，更难产生化尴尬为幽默的兴致了。
平凹作得一手好字画，上门索讨者络绎不绝，令他穷于应付，不胜其烦，便在客厅正中悬一偌大镜框，内镶其最新的“书法”作品，文曰：“平凹九六年润格告示：自古字画卖钱，我当然开价。去年每幅字仟元，每张画仟伍，今年人老笔亦老，米价涨字价也涨：一，字。斗方仟元。对联仟元。中堂仟伍。二，匾额。一字伍佰。三，画。斗方仟伍。条幅仟伍。中堂贰仟。官也罢民也罢，男也罢女也罢，认钱不认官，看人不看性。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对谁都好，对你会更好。你舍不得钱，我舍不得墨，对谁也好，对我尤其好。生人熟人都是客，成交不成交请喝茶。”寥寥数语令人过目难忘，从中既可见出平凹为文的谲巧，又可品味出他作为名人的诸多苦恼与无奈。有人问他何以要在文中说“看人不看性”，他答道：“这是为了堵方英文他们的嘴，他们说：‘尽管你开具了“润格告示”，恐怕只对男性有效，来个女的秀口一开，什么都好商量了。’所以我特意加了这一句。”可是，区区一“润格”能挡得住谁呢？正如平凹自己所说： “该来的仍来，白拿的照拿……”
平凹不善社交，却毕竟沾了商州的山川赋予他的“鬼气”的光，在日常应酬中出一二“鬼”招化解困窘，躲避干扰，尽量维护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可是，当他面对爱女浅浅的任性和淘气时，却显得十分“无能”。一次，好友方英文住宿贾家，在小浅浅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展开一看，原来是贾平凹写给女儿的“教女书”，遂大喜，心想，这可是一件难得的藏品，读之，却触目惊心──
是我把桌子弄乱的！
我警告你：
1、我不知向你提出几次说书桌要收拾，你总是不听！
2、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
3、从小养成不清洁的习惯是可怕的！
4、你要乱，我帮你弄得更乱，你看着舒服不舒服！
5、今天床也不给你叠。
6、12岁的孩子，太不像话。
7、不知钱来之不易。不知养成爱整齐的习惯，就不会静下心来，不静下心，学习就入不进去，你一定要改一改了！
父写
虽说贾平凹是一个驰名中外的大作家，于方格纸上阐发古今幽情，评说世道人心，几乎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地步，但在一个12岁的小孩子面前，却显得如此束手无策。这哪是“教女书”，这分明是治安管理条例嘛！效果如何呢？女儿将他的“手谕”揉成一团，不悄一顾。
正像方英文先生事后评说的那样：“与其说平凹在管教孩子，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施行报复的恶作剧。
可见，天才人物总是有蠢笨的一面，譬如处理家事。”
这就是“吝啬鬼”贾平凹，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