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间，我一直朦朦胧胧、莫名其妙地相信，在现实之外，在日常生活之外，在公认的生活之外，存在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肯定，我思想上是否还残存着这类想法。这类想法与童话故事、鬼怪故事、神圣故事毫无共同之处，甚至与霍夫曼霍夫曼（Hoffmann，1809—1894），德国物理学家和作家，因塑造了懒散的彼得这个人物而享有盛誉。这个粗野顽皮的男孩，是他所创作的《快乐故事和风趣图画》中的主人公。和安徒生安徒生（Andersen，1805—1875），丹麦作家，童话大师，共创作有童话168篇。的故事也毫无共同之处。再说，这两个人我当时还不知道。不，我想这包含着一种笨拙的欲望，即使生活变得味道更浓的欲望；对这种欲望，后来宗教倒是善于满足的。我想这里也包含着把一切设想得很神秘的癖好。正因为这样，在父亲过世后，我虽然已经是老大不小的孩子了，却居然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或者至少——怎样表达这种想法呢——只是在我们公开的、白昼的生活中他死了，到了夜里我睡着之后，他就偷偷地来找母亲。白天我还只是将信将疑，到了夜里临入睡之前那一刻，这种怀疑就变得明确肯定了。我并不试图窥透个中秘密，觉得自己想要窥伺的这种事情，自己完全可以阻止它发生。不过我毕竟年纪还小，在太多的时候、太多的事情上，母亲总回答我说：“以后你就明白了。”有时，夜里就要坠入梦乡之际，我真的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弄明白了……
还是回到克罗斯纳街吧。
三层所有卧室门前那条走廊尽头是图书室，它比二层的大客厅更舒适，气氛也更亲密，所以母亲经常呆在这里，也喜欢让我呆在这里。一个大立柜充当书柜，占据里面的整面墙，两个窗户都临院子，其中一个是双层的，两层窗框之间，一溜托盘摆着一溜花瓶，里面鲜花盛开，有藏红花、刺果藤、郁金香、杜陀筋。壁炉两边各摆放一张大扶手椅，坐垫是母亲和姨妈们编织的。母亲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夏克尔顿小姐坐在桌子旁边套石榴红绫纹布套的椅子上，埋头绣网格花边。那是她的一种消遣，将小块的网格绷在一个金属绷子上刺绣。一块蛛网般的网状物，她透过网飞针走线，不时看一眼样品。样品的图案是蓝底白线构成的。母亲朝窗台望一眼说道：
“藏红花开了，会有好天气。”
夏克尔顿小姐接过她的话细声细气地说道：
“朱丽叶特，你总是这样说。其实是天气好，藏红花才开的。你知道，藏红花不会赶在好天气之前开。”
安娜·夏克尔顿！我眼前浮现出你安详的面容、光洁的前额、略显严厉的嘴，还有你那双笑盈盈的眼睛，给我的童年播撒了那么多善意。我渴望发明更热情洋溢、更充满敬意、更亲切动人的词语，来谈论你。我会在将来有一天讲述你谦卑的一生吗？我希望在我的叙述中，你的谦卑会光彩照人；当权势者遭到贬抑、卑贱者受到颂扬之时，你的谦卑会在上帝面前大放异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多大兴趣为这世上的踌躇满志者和自命不凡者画像，倒是颇有兴趣为把真正的荣誉隐藏不露的人画像。不知道是什么挫折，促使夏克尔顿家的孩子们从苏格兰内地流落到大陆。罗伯蒂牧师本人娶了一个苏格兰女子，我想他是了解这个家族的，大概就是他把这个家族的长女推荐给了我外婆。我打算在这里复述的全部情况，不消说是很久以后，我从母亲本人或比我年长的表兄们那里了解到的。
确切地讲，夏克尔顿小姐是作为我母亲的家庭教师进入我们家的。母亲很快就要到结婚年龄了。不少人认为，夏克尔顿小姐本人还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恐怕不会善待她的学生。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年轻的朱丽叶特·龙多，是一个有点令人泄气的人。她不仅总是深居闺房，该抛头露面的事总是回避，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把安娜小姐推到前面；对安娜小姐，她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友谊。朱丽叶特不能忍受自己穿得最讲究，凡是表明她的身份和财富的东西，都令她反感。该不该居先的问题使她与她母亲和大姐克莱尔之间，不断发生争论。
外婆肯定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不过，她虽然一点也不顽固，却抱着强烈的等级意识不放。她女儿克莱尔也有这种意识，但缺乏她那种和善，甚至除了等级意识，再也没有多少别的意识。在妹妹身上找不到这种意识，她就十分恼火。她发现在朱丽叶特身上，取代这种意识的，如果不是一种明确的反抗意识，至少是一种不顺从的意识。而这种不顺从的意识，在朱丽叶特身上并非一直存在，似乎是借助她对安娜的友谊而产生的。克莱尔因为妹妹对安娜抱着这种友谊，而难以原谅安娜。她认为友谊应有不同的程度和区别，让夏克尔顿小姐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教师身份，是不合适的。
“怎么！”母亲想道，“我比别人究竟是更漂亮，更聪明，还是人更好？人家更看中的究竟是我的财富，还是我的姓氏？”
“朱丽叶特，”安娜说，“你结婚那天给我一件茶色真丝连衣裙，我就心满意足了。”
很长时间，鲁昂上流社会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对象，朱丽叶特·龙多全都不屑一顾。最后大家惊愕不已地发现，她接受了一个年轻的法学教员。此人来自南方的内地，穷兮兮的，根本没有胆量向她求婚，只是在善良的罗伯蒂牧师促使下才这样做的。罗伯蒂了解我母亲的想法，介绍了他。六年后我出生时，安娜·夏克尔顿收了我为养子，一如她一个个收了我的大表兄们为养子一样。美貌、优雅、善良、思想和品德，都无法让世人忘记一个人贫穷。安娜可能只领略到爱情一点遥远的光辉，除了寄于我父母篱下，根本没有家庭。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面部轮廓因为年龄关系已不那么柔和，一张嘴稍显严厉，只有目光里洋溢着微笑，那微笑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变成真正的笑，笑得那样爽朗，那样纯真，令人感到无论是愁烦还是挫折，都不能减弱心灵从生活中自然汲取的极大快乐。我父亲也这样笑。有时，夏克尔顿小姐和他会像孩子似的乐不可支。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母亲和他们一起快乐过。
安娜，除了我父亲总叫她安娜小姐，我们全都直呼她的名字，我出于孩子的习惯，甚至叫她“娜娜”。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看见左拉一本书的广告用《娜娜》作为书名。安娜·夏克尔顿戴顶里面镶黑花边的帽子，两根头带垂在面颊两边，仿佛给她的脸镶了两条相当古怪的边。我不知道她何时开始戴这样一顶帽子，不过每每回忆起她，她总是戴着这样一顶帽子浮现在我眼前，不管是回忆多么遥远的往事。在我保留的她的几张照片上，她也是这副模样。她的面部表情，她的举止，乃至她的一生，都是那样和谐安详。她从来没有闲的时候，把没完没了的刺绣活儿留到与别人呆在一块的时候做，单独一人时就搞翻译，因为她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一样好，意大利语也不错。
我保留着她的几篇译文，全都是手稿，写在厚厚的学生作业本里，直到最后一行，密密的都是工整、娟秀的字。安娜·夏克尔顿所译的全部作品，大概都另结集为译作出版了，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心扔掉这些本子，那里边凝结了那么多耐心、爱心和诚意。其中有一篇对我来讲弥足珍贵，那就是歌德的《列那狐》。安娜给我念过一些段落。她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表兄莫里斯·德马勒斯特将古老的韵文故事里出现的各种动物的小石膏头像送给她，安娜把它们挂在她卧室里壁炉上方镜子的四周，这给我带来了很大乐趣。
安娜也画素描和水彩画。她所画的拉洛克风景，画得认真、和谐、严谨，现在还装饰着居韦维尔我妻子的卧室。她也画过拉密瓦的风景画。那是我外婆的住宅，位于鲁昂上面的塞纳河右岸，外婆去世后就卖掉了。每次去诺曼底旅行，坐火车经过圣亚德里安山附近，驶到仁枯教堂下面快过桥时，是否看得见那幢房子，现在我都记得不很清楚了。水彩画上面画了这幢住宅路易十六式的正面漂亮的栏杆。新房主匆匆拆除了那些栏杆，而改成了一个笨重的三角楣。
但是安娜主要爱好的、最热心研究的东西，是植物学。在巴黎，她兢兢业业去听博物院布罗先生的课。春天她参加采集草药，这活动是由布罗先生的助手普瓦松先生组织的。安娜经常提起的这些人的名字，我绝不会忘记，他们在我思想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母亲觉得这是让我接受锻炼的好机会，便允许我参加这些周日的郊游。而对我来讲，这类活动具有科学考察的吸引力。那群植物学家几乎全是老姑娘和可爱的怪人。大家集合坐火车出发，每人挎一个漆成绿色的金属盒子，用来装准备拿回来研究或晒干的植物。有些人还另外带了剪枝的剪刀，另一些人带了捕蝴蝶的网。我属于后一种人，因为我对植物的兴趣远远不如对昆虫的兴趣强烈。我尤其喜欢鞘翅目昆虫，早已开始收集，口袋里总装满盒子和玻璃管子，将捕获物闷死在苯雾或钾氰化物之中。不过，我也采集植物。我比其他爱好者灵活，总跑在前头，离开小路，到树林子和田野里东寻西找，发现了一种植物就大喊大叫。因为自己头一个发现了一个稀有品种，所以得意洋洋，引得整个一小群人都跑过来欣赏。如果所采集的标本是唯一的，有些人看到我得意非凡地带回去给安娜，免不了会感到扫兴哩。
我以安娜为榜样，在她帮助下做了一个植物标本集，但主要是帮助补充她的标本集。安娜的标本集里，植物数量可观，整理得非常好。她不仅耐心地收集每个品种之中最好看的样品，而且在每个标本旁边写一个精彩的说明，用细细的胶带固定胚茎，仔细地保持植物的形态，让人可以在花蕾旁边，欣赏到绽开的花朵和种子。标签是按书法写的。有时，标签上标明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品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仔细鉴定。安娜俯首在那个固定在架子上的放大镜上，手里拿着镊子和小小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将花切开，把各部分都摊开放在放大镜下，叫我注意雄蕊的某些特点，或者注意她那本《植物志》里没有提及，但布罗先生早就提醒过的某些特点。
每年夏天，安娜陪我们去拉洛克。正是在那里，她的植物研究活动显得特别活跃，她的植物标本不断增加。无论是她还是我，外出时总要带上那个绿色箱子（因为我也有一个）和一把弯成弧形的镘刀，一把能够将植物连根刨出来的铲刀。有时我们对一株植物守护好几天，等待它完全开花；有时最后一天发现那株植物被毛毛虫吃掉了一半，或者一阵雷雨迫使我们呆在屋里不能外出，那真是令人绝望。
在拉洛克，植物标本集比什么都重要，凡是与之有关的事情，我们做起来都充满热忱，郑重其事，像完成一种礼拜仪式一样。天气晴朗时，我们把贴着标本的灰色纸摊在窗台、桌子和洒满阳光的地板上，让植物晾晒干。柔弱的、多纤维的植物，用几张纸就够了；肉质的、多汁的植物，要用厚厚一叠干燥、吸水的纸夹住挤压，而且每天要更换。这一切做起来需要很多时间，还需要很宽敞的地方——这在巴黎安娜无法找到。
安娜住在玛达姆街和阿萨街之间沃吉拉尔街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一共四个窄小的房间，十分低矮，几乎一伸手就可以够着天花板。不过，这套房子的位置不错，对面是一个什么科研机构的花园或院子，我们可以观看那里进行最早的太阳能锅炉的试验。那些古怪的设备，形状像巨大的花朵，花冠用镜子做成，花蕊是阳光的聚集点，里面盛着准备烧沸的水。那水大概真能烧沸，因为有一天，那些设备中的一座突然爆炸，把周围的居民全吓丢了魂，安娜家临街的客厅和卧室的玻璃全给震碎了。她家的餐厅和工作室则朝向另一个院子。她大部分时间呆在工作室里，甚至在这里而不是在客厅里接待来看望她的亲密朋友。已不记得是在什么情况下，妈妈有时把我交给她这位朋友代管几天。安娜便为我在她的客厅里搭张折叠床，这使我非常高兴；如果不是这样，对她那间客厅我也许毫无印象了。
我进阿尔萨斯学校那年，父母大概认为我在芙乐尔小姐和拉克博埃小姐家接受的教育已经不够了，他们商定让我每周去安娜家吃顿中饭。记得是每星期四做过体操之后。当时的阿尔萨斯学校还没有后来那种规模，没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室，而是把学生们带到帕斯柯体育馆进行活动。这个体育馆位于沃吉拉尔街，距安娜家只有几步路。我每次到达她家时总是汗流浃背，又脏又乱，衣服上沾满木屑，两手沾满黏糊糊的树脂。这些中餐为何具有如此的诱惑力？我想主要是因为安娜不厌其烦地注意听我愚不可及的饶舌，我在她身边受到重视，感到自己负有期待，受到尊重和疼爱。那个套间充满了对我的关怀和微笑，在这里中饭吃得比平常好。作为回报，我希望还记得自己某个幼稚的亲切表示，充满爱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可是，唉！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起来的，是一句荒唐的话，一句只有我这种迟钝的孩子说得出的话，一句在这里对诸位重复都会令我脸红的话。但是，我这里所写的不是一本小说，我决心在这本回忆录里，绝不为求得自我安慰，而增添一些开心的事情，减去一些难受的事情。
这天中午我吃饭胃口特别好。安娜以她微薄的收入，显然竭尽所能了。
“哎，娜娜，这样我会把你吃穷的！”我大声说道（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立刻感到，至少一个心灵敏感点的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安娜显得难过，我的话的确有点伤害了她。我相信这是我的意识的第一道闪光，一道稍纵即逝、尚十分朦胧的闪光，不足以穿透我所滞留的幼稚状态的浓重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