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个月，我保持着一种高尚纯洁的状态，我想也就是圣洁意味着的那种状态。时值夏天。我几乎不再去上课，因为我得到特别关照，只去上自己觉得真正有用的课，即很少几门课。我为自己制订一个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因为正是从严格遵守之中，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觉得没有自暴自弃而有点自豪。我黎明即起，钻进先天晚上放得满满一浴缸的冰凉的水中，然后在开始学习之前，先念诵几段经文，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重新念诵我先天晚上标出供第二天默祷的经文。接着就祈祷。我的祈祷仿佛是为了更接近上帝的一种可觉察的心灵运动。这种运动我每个钟头都要重做。这就势必经常中断学习，而所学的东西如果不重新作为供奉的祭品，我是不会改变的。为了体验苦行，我睡在地板上；半夜里爬起来跪在地板上，但这不再完全是体验苦行，而是急于达到快乐的境界。于是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我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啊！我希望降低写这段美好回忆的热情。这类叙述的骗局就是这样：最无关紧要、最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断篡夺位置，而一切可以讲述的东西，唉！在这里怎样讲述？充满我心里的事情三句话就讲完了，我提示、拉长也无济于事。啊，充塞阳光的心灵！啊，对这阳光即将在我肉体的另一边投下阴影毫不在意的心灵！大概是效法神圣吧，我对表姐的爱情太容易适应互不见面了。一种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正在形成，在我们还没意识到就会显露出来。可是，我身上正在显现的东西的意义，我已经弄得明白了吗？
然而课间休息时，彼埃尔·路易无意中发现我捧读的并不是《福音书》，而是亨利·海涅的《歌集》。现在我读的是原著。我们刚上完法语作文课。彼埃尔·路易一直在上所有课程，我是在修辞课上再碰到他的。他不止是一个优秀学生，而是有某种才华。凡是他做得比较好的事情，都做得非常潇洒。每次新的语文考试，第一名的位置无可争议地总是由他得到。他远远超过名次紧随其后的同学。我们的老师迪埃茨，像其他课的老师已经常常所做的那样宣布：“第一名，路易。”任何人都不敢跟他争这个位置。甚至想都没人敢想。我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因为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单独学习，总是神经质，当着二十五位同学的面不是感受到激励，而是非常局促不安。这次作文，我也不特别觉得自己应得第一名，但迪埃茨突然宣布：
“第一名，纪德！”他是在按名次宣布结果。
他这样宣布时，像挑战似的，声音特别高，同时往讲台上重重捶一拳，而他圆圆的眼镜上面，洋溢着愉快的微笑。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迪埃茨，就像坐在琴前的管风琴演奏者。这位大师往往随心所欲，使我们发出最出乎我们意料、我们最不希望发出的声音。有时似乎可以说，他像一般演奏能手一样，寻开心做得太过分了点儿。不过，他的课上得真是妙趣横生！每次上完他的课，我都觉得被喂得足足的，吃得饱饱的。我多么喜欢他那充满热情的嗓音！还有他半躺在讲台后的扶手椅里，一条腿搁在扶手上，膝盖屈得和鼻子一样高那副亲切、懒散的样子……
“第一名，纪德！”
我感到所有目光都转向了我，竭力不让自己脸红，结果脸反而红得更加厉害，连头都晕了起来。可是我对自己的名次并不那么满意，反而黯然神伤，担心会使彼埃尔·路易不高兴。他会怎样对待这次屈辱呢？惹得他憎恨我怎么办？课堂上我只注意他，这他肯定没想到。直到这一天，我和他没有说过几句话。他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可惜的是，我却是个生性腼腆的人，经常迟疑不决，顾虑重重，呆若木鸡。然而，此刻我下了决心，要主动与他接近，对他说：“路易，现在我们应该经常聊聊。这里如果有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那就是我……”是的，我的确感到自己已准备好对他这样说。可是突然，灾难临头：
“第二名，路易。”
我远远地，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遥远地望着他，只见他正削着一枝铅笔，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不过我觉得他手有点发抖，脸有点发白。我是从指缝间打量他的，因为我感到脸红的时候，总是用手捂住双眼。
接下来是课间休息，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一条有玻璃窗的走廊里。走廊通向操场，其他同学吵吵嚷嚷在那里玩耍。在这里我孤独一人，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从衣兜里掏出《歌集》，开始重读：
大海深藏着珍珠，
天空闪耀着星星，
用诗人的爱情来安慰我这颗为友谊而忧伤的心：
而我的心，我的心啊，
我心中怀着爱情。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彼埃尔·路易。他穿件黑白相间的小格子上衣，袖子太短，领子撕破了，因为他爱打架；一条领带飘动着……他那模样现在还如此清晰地浮在我眼前！有点笨手笨脚，像一个长得太快的孩子显得单瘦、娇嫩，乱蓬蓬的头发把漂亮的前额遮住一半。我还没镇定下来，他已走到我身边，立即问我：
“你在读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把书递给他。他翻了一会儿《歌集》，又问道：
“你喜欢诗？”他那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微笑，我从来没听到和见到过。
啊，怎么！来者并不是敌人。我的心熔化了。
“对了，这些诗我知道。”他接着说道，把那本小书还给了我，“不过，德文的诗，我更喜欢歌德的。”
我胆怯地试探道：
“我知道你还写诗。”
最近班上在传阅路易写的一首滑稽诗。那是他作为被罚做的作业交给迪埃茨的，因为他在堂上“说悄悄话”。
“彼埃尔·路易先生，下周一，你就说悄悄话这个主题，给我写三十行诗。”迪埃茨说道。
这首诗我记得烂熟（我想现在我还记得）。它虽然出自于一个学生之手，但非常受欢迎。我开始给他背诵这首诗。他笑着打断我：
“啊！这不是严肃的诗。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另外拿一些给你看，一些真正的诗。”
他正当美妙的青春年华，在一种满腔热情的探索中，仿佛有一种内心沸腾的激情，时时冲击着他蕴蓄的灵感，而这种探索，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
铃响了，宣布课间休息结束，也结束了我们的交谈。这一天我又高兴又满意。可是随后几天，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发生了什么事情？路易不再和我说话，似乎把我忘到了脑后。现在想来，那是由于恋人般的羞怯，他想在其他同学面前，掩盖我们之间新生友谊的秘密。可是，当时我不是这样理解他的，我嫉妒格拉特龙、古维、布洛希，总之嫉妒我看见他与之交谈的所有人；我犹豫不决，不愿走近他们那帮人。我不愿走近他们，既不是因为胆怯，也不是清高，而是我讨厌掺和到其他人之中，根本不相信路易会把我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窥伺着单独与他相遇的机会，这机会不久就来了。
我说过路易爱打架。他性情急躁，但身体并不那么强壮，所以往往处于下风。阿尔萨斯学校同学们之间的争吵并不那么凶，与蒙彼里埃中学同学之间的相互辱骂毫无共同之处，但路易爱戏弄别人，经常寻衅，只要别人碰了他一下，就拼命地大打出手，所以有时他的衣服被撕破得很厉害。这一天，他的帽子被打掉了，飞得老远，落在我身边。我悄悄捡起来，藏在外衣里面，打算等会儿送到他家里（他家几乎就在学校旁边）；这打算已经使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这番好意肯定会使他感动，”我心里想，“他多半会说：‘进来呀。’我起初表示不进去了，但后来还是进去了。我们闲聊起来，他可能会朗诵他的诗给我听……”
这一切发生在放学之后。我等其他人都走了，才最后一个出了校门。路易在我前面走着，没有回头。一会儿到了街上，他加快了脚步。我跟在他后面。他到了家门口，我看见他进了一间黑乎乎的门厅，跟进去时，听见他已在上楼梯。他家住在三层楼。他到了三层平台，还按门铃……趁门打开还没关上之前，我连忙以尽可能友好但因激动有点发哑的声音喊道：
“喂！路易，我把你的帽子给你送来啦。”
可是，作为回应，只听见从三层落下这样一句生硬的话：
“好。搁在门房那里吧。”
我的失望持续的时间不长，第三天一次恳切的交谈就使之烟消云散。随后我们又交谈了许多次。不久我就养成了习惯，下午放学之后，总要在路易家里逗留，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以不影响第二天上课为度。我经常对母亲讲路易的种种优点，讲得她都听腻了，要求见见我这位新朋友。我诚惶诚恐把他带到科马耶街，生怕他不讨母亲喜欢。
路易举止文雅，有分寸，颇得体，我把他介绍给母亲时，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地。他走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母亲的评价：
“你这位朋友很有教养。”说罢，她又自言自语般补充道，“这出乎我的意料。”
我胆怯地试着问道：
“为什么？”
“你不是告诉过我，他早就父母双亡，与一个哥哥生活在一起吗？”
“应当相信，”我说，“他的文雅举止是天生的。”
但妈妈认为是教育所致。她轻轻摇了摇手（这动作有点像她妹妹），那意思无非是说：“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很清楚，但我不想和你争论。”然后，她以和解的口气补充说：
“总之，这肯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这次见面之后不久，路易提出要我某个礼拜天陪他去乡下，譬如去莫东森林。这个地方我已经和卢森堡公园一样熟悉，但我们新结成的友谊会使它具有迷宫指古埃及的墓城和阿门内姆哈特三世金字塔神庙。般的神秘。这个计划的唯一阴影，是我许诺给他带些诗去，带一些我写的诗……我对他说我也写诗，真是走得太远了。的确，写诗的欲望时时折磨着我，可是我的缪斯千呼万唤难出来。老实讲，我绞尽脑汁想把自己非常看重的思想，“用诗歌形式表达出来”，就像苏立·布鲁多姆苏立·布鲁多姆（SullyPrudhomme，1830—1907），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这位诗人令我着迷，但他的榜样和教诲，对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听之于耳，效法于行，真是为害匪浅。我着着实实让韵脚难住了。韵脚不仅不能为我的满腔激情提供护航、引导和依托，相反由于追求押韵，我的激情渐渐倦怠、枯竭。直到这时，我什么也没写成。出发前先一天那个礼拜六，我费尽心思写，唉！真叫人绝望，一首诗也没超过两节。这首诗是这样的开头：
我想和他谈谈，他却不理解，
我说我爱，他只是淡淡一笑。
要与他谈，我也许应选好字眼，
对心底的爱，装出蔑视轻贱，
不流露激动，也许还应讥嘲。
后面的不值一提，我感觉到这一点，气得不得了。不过，为了说明我的笨拙，我将告诉彼埃尔·路易，我心里只装着一本书，一本打算要写的书，它占住了我的整个身心，使我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这本书题目叫做《安德烈·瓦尔特》，我已经开始写，把自己的全部疑问，自己内心所进行的全部辩论，自己的全部迷惘和全部困惑，尤其是自己的爱情，统统写进这本书里；我的爱情是这本书的主线，其他一切都围绕它来构思。
这本书矗立在我面前，遮挡住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可以抛开不顾。我不敢把它视为我一生的第一本书，而把它视为我一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敢多存奢望。觉得它会消耗我的全部精力，写完之后我就会死去或者发疯，带着我的主人公与我一道，不知将陷入何等空虚、可怕的境地。很快我就说不清我们俩是谁引导谁了，因为始料不及的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的。我呢常常暗暗尝试，催促我的这个复制品在我前面走，我冒险地跟在他后面，准备像他一样陷入疯狂。
还要一年多我才能真正致力于写这本书，但是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以便理清内心杂乱的骚动。这些日记有许多页已经原封不动地抄到这些“本子”里。我生活在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有一个严重的妨害，就是以内省的方式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除了内心的东西，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想写；我鄙视故事，在我看来，事件像不合时宜的捣乱者。如今也许只要是编得好的故事我就不欣赏，但重读当时写的那些东西，我就生气。那时我根本不理解艺术寓于特殊之中，反而企图避开一切偶然性，把任何确切的轮廓都视为偶然，而一心向往精深。
如果彼埃尔·路易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就完蛋了。幸好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是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就像我有音乐鉴赏力一样。你简直无法想象会存在两个天性更不相同的人，所以在与他交往中我受益匪浅。不过我们俩究竟不同到何种程度，这我们还不知道。对文学和艺术都同样爱好，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觉得（也许我们错了）这种爱好是唯一重要的。
第二年我们分了手。乔治·路易在帕西定居了。我的朋友要去阳松学哲学。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决定离开阿尔萨斯学校，而进亨利四世中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定不久就什么课也不上了，而单独准备考试，只去上几次辅导课。我希望那种哲学课能成为明智的启蒙，但我认为它必然导致内省。第一个学期之后，我马上逃离了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