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话时口气那样天真，大家都不觉得他在吹牛。鲁宾斯坦我记得清楚。事实上，我想无论是鲁宾斯坦，还是世界上其他什么人，演奏莫扎特的c小调幻想曲或贝多芬一首舒缓的协奏曲之类，都不可能演奏得更加悲怆而高雅，更加热烈，更富诗意，更加雄壮，更加庄严。后来有许多理由使我对他感到恼火：他指责巴赫的赋格曲平淡无奇拖沓冗长；他喜欢高雅音乐，却对庸俗音乐没有足够的厌恶；他与他的朋友古诺一样，对塞扎尔·弗兰克抱着固执、可怕的轻视态度，等等，不一而足。在我开始涉足音乐界的时候，塞扎尔·弗兰克在我心目中，不啻是了不起的大师、先知、魔法师。每天晚饭后，他都演奏奏鸣曲、歌剧、交响曲，令我心醉神迷。平时在作息时间问题上，妈妈没有商量的余地，总是到点就催促我去睡觉，这时却允许我打破作息时间，迟去睡觉。
我不敢奢谈自己早熟，我对这些音乐会的强烈兴趣，主要而且几乎仅仅是在家父过世两三年后，格鲁尔先生最后几次来访期间才产生的。在此期间，母亲遵照格鲁尔先生的意见，带我参加了许多音乐会；而我为了表示自己受益匪浅，成天哼或吹一些交响曲片断。于是，格鲁尔先生着手对我进行教育，教我弹钢琴。他对自己所教的每首曲子，都要编造出一套连贯的情节，以衬托、解释这首曲子，使之变得生动。这样便一切成了对话或故事。这种方法虽然有点做作，但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讲，我想并不坏，当然如果所编出的故事不太愚蠢或者不太离谱的话，应该考虑到我当时还不满12岁。
中午过后，格鲁尔先生作曲。安娜受过记录口授曲谱的训练，有时给他当秘书。他求助于安娜，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开始减弱的视力，另一方面，按照母亲的说法，是出于表现专横的需要。安娜倒是乐意为他效劳，上午陪他出去散步，当他感到热时就帮他拿大衣，撑开一把小伞擎在他面前，以防阳光刺激他的眼睛。母亲对这种殷勤表示抗议，对格鲁尔先生毫无顾忌挺生气，声称要使他为这种诱惑付出代价。可是，她自己也免不了受这种诱惑，为此她说了许多不痛不痒的讽刺挖苦的话，企图伤害他，然而不够尖刻，击不中要害，反而使格鲁尔感到开心。在格鲁尔几乎双目失明之后，很长时间，母亲像许多人一样，还怀疑他是否真的越来越瞎，说格鲁尔至少是装瞎，实际上瞎得“并不那么厉害”。她认为格鲁尔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诡计多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这些格鲁尔都有一点吧，但他是一位音乐家。有时餐桌上，他那眼镜片后面半模糊不清的目光，会突然变得涣散，一双有力的手像按琴键似的，在桌面上动来动去，直到有人对他说话，他才猛地清醒过来，说：
“哦，对不起！我在琢磨E音。”
我的表兄阿尔贝·德马勒斯特——对他我已经抱有非常强烈的好感，虽然他比我大20岁——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称他格鲁尔老爹。阿尔贝是家里唯一的艺术家，酷爱音乐，本人钢琴也弹得挺好听。音乐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是对立的。格鲁尔的每一个特点，在阿尔贝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反的突出特点。后者非常正直、坦诚，前者则非常奸诈、虚伪；后者非常慷慨，前者则非常贪婪……其他所有方面都是这样。不过，阿尔贝因为心眼好和不守纪律，不会为人处事。他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对自己不利，在家里谁也不真正把他当回事。格鲁尔先生总叫他“这个大个子贝”，语气中带有保护者的宽容，同时流露出些许怜悯。阿尔贝欣赏格鲁尔的才华，对其人则充满蔑视。后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撞见格鲁尔拥抱安娜。当时他出于对安娜的尊重，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等到单独与格鲁尔在一起时，便质问他：
“刚才你色胆包天干什么来着？”
这事儿发生在克罗斯纳街客厅里。阿尔贝身体高大又很强壮，把大师推得紧贴墙壁。大师结结巴巴说道：
“这大个子贝真蠢！你知道我是开玩笑。”
“混蛋！”阿尔贝嚷道，“我也用这种方式来和你开开玩笑，我……”
“我当时气得要命，”他补充说，“他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我肯定掐死他。”
大概是在我被退学那年暑期归来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开始注意我了。他在我身上觉察出什么引起他好感的东西呢？这我不得而知。但我对他的这种注意大概怀有感激之心，尤其因为我觉得自己恰恰不值得注意。我立刻努力使自己稍许相称点儿。好感能唤醒人身上许多沉睡的优点。我常常让自己相信，最卑劣的坏蛋，是当初没有得到亲切微笑的人。仅仅父母的微笑还不够。这大概令人奇怪，但事实是，我立刻变得对阿尔贝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比对父母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敏感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他把我拉到一旁，走到父亲书房的一个角落里。当时父母正在与德马勒斯特舅妈和安娜打牌。他开始悄声对我说，他看不出我在生活中除关心自己还关心别的什么东西；这是自私者的特点，我给他的整个印象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阿尔贝绝不是一个好批评别人的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放肆、任性、非常幽默、非常快乐的人。他的批评不含任何敌意，相反我觉得正是出于好感，他的批评才那样激烈。从来没有谁对我这样说话。阿尔贝的话句句钻进了我心里，钻得那样深，他显然也没想到，我自己也是后来才探测到的。平时令我不喜欢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宽容问题：阿尔贝不宽容。你呆在他身边，必要时可以找到攻击他的弹药，我不自觉地寻求这种弹药。
父母让我九年级重读一年，因为这一年我几乎一直缺课。这使我不费力气就能获得好名次，因而突然使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这年冬季严寒，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母亲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法：让我学滑冰。父亲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朱尔和于连·雅迪尼埃与我一块学。这兄弟俩之中最小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人你追我赶，相当快地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起初在卢森堡公园的滑冰场上滑，后来就去莫东林子里的维勒邦湖上，或者去凡尔赛的大运河上滑。地上积了厚厚的雪，雪上结了厚厚的冰。记得我从土尔隆去阿尔萨斯学校上学，根本不要脱掉滑冰鞋。阿尔萨斯学校位于阿萨街，即卢森堡公园另一边尽头。在偌大一个公园的小径两旁高高的雪堆之间，一个人静悄悄地滑，那真是好玩，真是异乎寻常。从那之后，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冬天。
对雅迪尼埃兄弟俩任何一个，我都没有真正的友谊。朱尔年龄太大，于连笨得出奇。但我们双方的父母出于友谊，像某些在婚姻问题上抱着门当户对观念的家庭一样，不放过任何能让我们呆在一起的机会。于连嘛，我每天已经在课堂上见到他，散步、滑冰时还见到他。同样的学习，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快乐，我们的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对我们而言，这暂时足够了。诚然，九年级有几个同学，我与他们更意气相投，可是他们的父母不是法学院的老师。
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五点钟，阿尔萨斯学校总组织学生（至少是低年级学生）外出散步，由一位老师监督。这位老师领着我们参观圣礼拜堂、圣母院、先贤祠、艺术和工艺博物馆。在艺术和工艺博物馆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厅里，有一面小镜子，巧妙地通过折射作用，把街上经过的一切缩小反射在镜子里，形成一幅小小的画面，里面的人物是活动的，仿佛特尼尔斯特尼尔斯（DavidTeniers，1610—1690），即小特尼尔斯，佛兰德巴罗克艺术时期的多产画家，其作品题材多样，但以农民生活和风俗为主，其中许多在18世纪被用作挂毯图样。画中的人物活起来了似的。博物馆里其他东西都索然无味。老师还领我们参观荣军院、卢浮宫，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位于梦苏里公园后面，叫做“世界地理图”。那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业主——一个穿羊驼毛衣的印度水手，把它布置得像一幅地图，山岳是石头堆成的，湖泊尽管抹了水泥，里面却干涸无水；地中海里游弋着几尾金鱼，那仿佛是为了突出意大利半岛的狭窄。老师让我们指出喀尔巴阡山脉给他看，而印度水手拿根长长的小棒，指给我们看一条条国界，告诉我们一座座城市的名字，披露许多模糊不清、离奇古怪的巧妙构思，颂扬他的杰作，强调他搞好这一切所耗费的时间。离开时，老师称赞他有耐心，他则用教训的口气答道：
“仅有耐心没有思想也办不成事。”
我真想知道，这一切如今是否还存在？
有时，级主任布鲁尼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取代韦戴尔先生，韦戴尔连忙毕恭毕敬地退走。布鲁尼先生必定带我们去植物园，在阴暗的动物标本陈列室里（新博物馆当时还不存在），他必定让我们在棱壳龟前面停下来。那只龟放在一旁的玻璃橱窗里，占据着显眼的位置。他让我们环绕龟站成一圈说道：
“喂！孩子们，看一看，这只龟有多少颗牙齿？（应该说那只肚子里塞满填料的龟，仍保持着自然的表情，总半张着嘴，仿佛在呼唤着生命。）数清楚了，别着急。大家数清楚没有？”
不可能再制作出这样一只龟，这只龟我们很熟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边笑，一边假装寻找龟的牙齿。为了看得更清楚，大家有点拥挤。杜布雷坚持只看见两颗牙齿，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大个子文茨两眼盯住龟的头部，不停地大声数着，直到数过了六十，布鲁尼才让他停下来。布鲁尼先生哈哈笑着，不折不扣一个善于使自己显得智力与孩子们差不多的人。他引用一句拉封丹的诗：
“‘你们还差得远哩！’你们越是数，离那数目就越远，我只好让你们停下来。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你们看成牙齿的，只不过是突起的小软骨。龟根本没有牙齿，龟像鸟一样，只有一个喙。”
大家听了，出于礼貌都“哦”一声。
这种滑稽场面我观看了三次。
我们的父母，即于连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我们外出的日子，给我们每人两个苏。他们一块商议过。妈妈不愿意给我的钱比雅迪尼埃太太给于连的多。雅迪尼埃家比我们家更拮据，所以给我们多少钱标准由雅迪尼埃太太定。
“你想吧，给孩子们五十生丁能管什么用？”雅迪尼埃太太嚷道。母亲同意给两个苏“就足够了”。
这两个苏一般是花在克雷芒老爹的铺子里。这家小铺子位于卢森堡公园里面，几乎紧贴着入口的铁栅栏门，离学校很近，其实是一间刷成绿色的板棚屋，那颜色与公园里的凳子完全一样。克雷芒老爹系着蓝色围裙，活像过去中学的看门人。他卖弹子、鳃角金龟、陀螺、椰子、薄荷、苹果或樱桃棒棒糖、像手表里的弹簧一样卷曲的甘草丝、装满白色和玫瑰色茴香籽的玻璃管。那管子两端用粉红色棉花和塞子堵住，茴香籽没啥了不起，但玻璃管倒空之后可以作吹管。还有小酒瓶，瓶子上贴着标签：黑茶廉子酒、茴香酒、柑香酒。买这种小酒瓶几乎都是为了玩儿，到手之后，就让酒瓶像吸盘和蚂蟥一样吸在嘴唇上。平常，于连和我买了东西都是共同分享，所以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什么也不会买。
翌年，雅迪尼埃太太和我母亲认为，可以把她们的慷慨提高到每星期给五十生丁——这种慷慨使我终于能够养蚕了。养蚕的花费也就花在桑叶上。这是蚕的食物，我每周不得不去圣絮彼斯一家药铺两趟。于连对养蚕不感兴趣，宣称以后他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根本不跟我商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淡。逢星期二外出散步，要求两个两个结伴而行，我们都分别找另一个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