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至1902年间，章太炎、梁启超对中国史学潜心探究，拟具“史目”，写出《新史学》。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关心史学？他们准备对史学怎样改造？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反映在学术上有何异同？对他们学术上的异同和政治上的关系如何评价？这是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
一
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率先主张“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对维新变法表示赞同。
章太炎自称：“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治典礼而已。”，从而“寻理旧籍”，引古鉴今。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展开，章太炎思想有重大转变，他在手校的《訄书》中增加了《尊史》、《征七略》、《焚书》、《哀清史》等论史之文。在流亡日本时，也接触到东、西方书籍。到1902年，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史学理论，并“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这年7月29日，他在写给吴君遂的信中说：
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此五家者，史之弁旃也，犹有此失。吾侪高掌远跖，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
对中国史学名家司马迁（太史）、班固（孟坚）、孔颖达（冲远）、陈寿（承祚）、郑樵（渔仲）诸家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寻求“进化之理”，以“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廓氏，廓模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吉丁斯）。可知，他在流亡日本期间，也曾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接着，章太炎于8月8日又作了《致吴君遂书》：
史事前已略陈，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此发现。赤帝师蝥，犹无所吝，况二儒之彰彰者乎？斯论一出，半开党必谓我迂，亦不避也。麟家实斋，与东原最相恶，然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
定宇，惠栋；东原，戴震。他们是清代乾嘉时期吴派、皖派的奠基者。实斋，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信中盛赞戴震之学“弥仑万有”，在章太炎拟撰的《中国通史》中对此也有踪迹可寻。
《中国通史》并未完卷，但从他给友人的信和其他撰著中还是可以探知梗概：
首先，《中国通史目录》曾于1902年上半年拟出，录如下：
（1）五表：帝王表（以朴略时代、人文时代、发达时代、衰微时代概括之）、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2）十二志（志名，或病其旧，拟取《逸周书》篇题名号，改命曰解，俟商）：种族志、民宅志（此与方舆表不同者，彼略记沿革，此因山川防塞，以明社会风俗之殊异，故不得不分为二）、食货志、工艺志、文言志、宗教志、学术志、礼俗志（除祭礼入宗教）、章服志、法令志、沟洫志、兵志。此十二志，每志约须分四五卷。（3）十记：革命记、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4）八考纪：秦始皇考纪、汉武帝考纪、王莽考纪、宋武帝考纪、唐太宗考纪、元太祖考纪、明太祖考纪、清三帝考纪。（5）二十七别录：管商萧诸葛别录、李斯别录、董（仲舒）公孙（弘）张（汤）别录、刘（歆）别录、崔（浩）苏（绰）王（安石）别录、孔老墨韩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其余学者皆详学术志，此数人事迹较多，故列此两传）、许（衡）魏（象枢）汤（斌）李（光地）别录、顾黄王颜别录、盖（宽饶）傅（幹）曾（静）别录、辛（弃疾）张（世杰）金（声桓）别录、郑（成功）张（煌言）别录、多尔衮别录、张（廷玉）鄂（尔泰）别录、曾李别录、杨（雄）庾（信）钱（谦益）别录、孔（融）李（绂）别录、洪（秀全）别录（此或人纪，俟商）、康有为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刺客别录、会党别录、逸民别录、方技别录、畴人别录。
此目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注明撰于“壬寅六月”。此后，章太炎1904年在日本重印的《訄书》第五十九卷《哀清史》后面所附《中国通史目录》与此略同。但还有改动，如“志”改为“典”。其中“沟洫志”改为“浚筑典”，“兵志”改为“兵备典”。“考纪”中增加洪秀全本纪。“别录”则删去刘歆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洪（秀全）别录，增加王猛别录，并改杨（雄）庾（信）钱（谦益）别录为杨（雄）颜（之推）钱（谦益）别录。其余相同。
尽管它因袭旧史表、志、纪、传体例，但内容有变化。如文儒表为五表之一，表明对文儒的重视；十二志中又有学术志，还有种族志；十纪中有革命纪、秦帝纪、胡寇纪、光复纪，都为前史所未有。这点后文还将论及。
其次，《訄书》的《哀清史》还附有《中国通史略例》。除简述旧有史籍得失外，又说：
西方于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
提到“西方于史”、“西方言社会学”，可知他写《中国通史》是考虑到中国史书的体裁和吸取西方社会学说后拟订的。这时，他还为上海广智书局翻译了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
第三，《中国通史》较早着手的是学术志，上揭8月8日《致吴君遂书》“史事前已略陈，近方草创学术志”可证。除学术志外，五表中有师相表、文儒表，可知他对学术的重视。学术志虽未见刊布，但重印的《訄书》中，《清儒》、《方言》、《字谥》、《尊史》、《征七略》、《哀清史》诸篇中，可以考见他对学术的见地。
第四，《中国通史》除学术志外，有些篇目尚有存本。如《訄书》重印本《哀清史》后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别录甲卷六一《杨颜钱》、卷六二《魏汤李》等。
章太炎“寻审语根”、“熔铸新史”，在20世纪初开始了《中国通史》的撰述。
二
差不多在章太炎拟撰《中国通史》的同时，梁启超也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浏览“西学”、“东籍”，以为历史是“普通学中之最要者”。鉴于“中国史至今迄无佳本”，“欲著中国史”。1901年，先在《清议报》上发表《积弱溯源论》，作为“中国近十年史论”，把清朝历史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最近”四个时期，把中国“积弱”“分因之重大者”归于慈禧太后，实际是企图从慈禧太后、荣禄等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帝复辟。
接着，梁启超刊布《灭国新法论》，推衍达尔文进化论：“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以“积弱”、“灭国”、“优胜劣败”危言耸听，作为“飓风震荡”。十月，李鸿章死，梁氏写出《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说是“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待之，不然何取乎？”
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梁启超这年30岁，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1901年至1902年间，梁氏确是注意史学，从事《中国通史》撰写准备的。除上述《中国近十年史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外，在《清议报》刊出《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由此可以窥见他准备撰写《中国通史》的旨趣。
《中国史叙论》凡“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八节。在“史之界说”中说：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欲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学，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故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
说是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至乾隆末，“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世史”。打破朝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这种史学分期，当时颇称新颖。
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说：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事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序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曰能铺叙而不知别裁，二曰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他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接着，在《史学的界说》中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认为“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不可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原因也。”认为中国过去没有“真史家”，以致“进化迟缓”。下面分别论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等。
梁启超批判旧史家“陈陈相因”，写出《新史学》，设想“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在学术界激起了很大的波澜。
三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事将举”，设想编写《中国通史》，建立新史学，都在1901、1902年间。他们怎么会在同一个时期对“陈陈相因”的旧史学进行“改造”？这里先将章、梁相晤，商讨史学的情节作一说明。
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于2月22日乘轮东渡。28日至横滨，暂寓新民丛报社。他感到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以适应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之准则”，便与梁启超商讨史学改革。归国后，将《中国通史略例》函告梁氏。函云：
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教育会令作《教育杂志》，作新译书局令润色译稿，一切谢绝，惟欲成就此志。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缝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记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其余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或反于修史有益，已属蔡君鹤庼购求数种。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顷阅《新民丛报》，多论史学得失，十一期报中又详举东人所修中史，定其优劣，知公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鄙人虽驽下，取举世不为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弃乎。
信后附有《中国通史目录》，内容已录于前。
章太炎在日本和梁启超商讨“修史”，返国后将书目寄交梁氏。梁氏广收东、西书籍，还从《新民丛报》第九、十一两号连载《东籍月旦》，“详举东人所修中史，定其优劣”，章氏受到启发，并请蔡元培代为“购求数种”。包括《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史学原论》，日本浮田和民撰，《东籍月旦》未提此书，只提到浮田另一著作《西洋上古史》，说：
浮田氏之作，尤为宏博，仅叙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举诸家全史之著，无有能及之者，而其叙事非好漫为冗长，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详尽焉……必如浮田斯编，始稍足以餍吾侪之求矣。
浮田另有《史学原论》，梁、章二人均受其影响。
章太炎、梁启超都有“修史”的意愿，相互探讨，函札往返，他们怎么会在1901、1902年间“共发此愿”呢？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前途仔细考察的时代。1901年到1902年，正是革命改良的抉择、争议激化的时期，《中国通史》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编纂的。
1899年，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在《正气会序》中说：“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又说“低首腥膻，自甘奴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旨矛盾。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邀请沪上名流在上海愚园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到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52人。表示与康、梁的“奉戴光绪”相绝。他的“愤激蹈厉，遽断辫发”，在当时毕竟是绝无仅有的。
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章太炎把印出的《訄书》重新校订。在手校本《客帝》第二十九上写了一条眉批：“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不久，又写了《客帝匡谬》，说是“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反对“尊清”，投身革命。
然而，“尊清”的梁启超却在《清议报》上，继续宣传“保皇”、“勤王”，发表《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还写了《积弱溯源论》，以光绪帝“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来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企图从慈禧太后、荣禄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严词驳斥：“梁子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时势之所趣，其说之偏岩也亦甚矣。”撰《正仇满论》，指出梁启超等认为光绪复辟后，中国即可“转弱为强”，实际是一种幻想，说：
夫其所谓圣明之祖者，果能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以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足以保吾权位也。
指出不能“隐爱”于光绪帝一人，“今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欲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处于今日，非推翻清政府不可，非革命不可。
《正仇满论》发表在1901年8月10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国民报》上，尽管《国民报》编者注只说“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旅居日本的梁启超不会看不到，也不会看不出这是章氏手笔。时隔不到半年，章氏再次东渡，又住到梁氏主持的新民丛报社，讨论“修史”。既公开批评，又“相昵之深”，这该怎样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当时的时代特点造成的，是有识之士对中国前途的抉择有争议而产生的。早在1897年春，章氏就和康门弟子发生争论，终使章氏辞离《时务报》，谭献《复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三十日记其事。章氏自称“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对康、梁的变法主张却是赞同的。政变后，他对康、梁表示同情，寄书慰问，赋诗示意。有人对他和康、梁“陈说经义，判若冰炭”，而又“相昵”，提出疑问，章氏答以“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还举朱熹、叶适为证，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而政治上却不含糊。这次相晤，谈得比较投入，对《新民丛报》也予支持。不久，章氏即以所撰《文学说例》交由《新民丛报》第九、十五号刊出。他们对史学的改造，也经过了讨论。
或者认为，章太炎说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是指梁启超的办报“宗旨”，是指梁启超的潜读西方、日本著译而“学识日进”，至于政治上却不是如此。对《新史学》的评价，就得从政治上来考虑，不能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相提并论。笔者认为，近代学者的论著，要考虑他当时的政治表现，但不能不顾其论著内容，也不能因其政治表现而否定其学术价值。况且，从梁启超来说，虽然追随康有为，但是康、梁之间也不是没有差异。
当康、梁流亡日本时，孙中山、陈少白“以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康有为拒绝相见，梁启超与孙中山相晤，“往还日密”。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曾说：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本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
说是“方略，则随时变通”。他在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经孙中山函介，见到其兄孙眉，并函告孙中山：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
并不讳言依违于革命、保皇之间，申明“从权办理”。离开美洲，向孙眉函别：“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梁的“要求”取消，当受到康有为或康门的压力，但当初还是知情同意的。
1902年春，亦即章太炎赴日前后，梁启超的心情是复杂的，结合他的思想，从政治上评述，似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新民丛报》创刊时的“告白”第一条称：“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新民丛报》自创刊号起，就在“学说”栏目着力介绍西方学说，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第一号，二大家指培根、笛卡尔）、《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第三号）、《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四号起）、《政治学大家法儒卢梭》（第五号）。“广罗政学理论”，对开发“智育之本原”无疑是有益的。他自己还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可知，梁启超这时注意西方学说，浏览日文书籍，考虑东西方史学情况，并告诉了章太炎，促使章氏写作《中国通史》。
第二，1902年春，正是革命形势发展，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发表，并合并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之时。当《清议报》创刊后，康氏诗文不断登载，连他早年的哲学著作也连续刊出。《新民丛报》创刊，康氏著作却见减少。上述两文，初未刊布，直到1902年9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六号，才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把题目改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此后，康有为还在手稿末尾加上跋语：“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摇于时势，不听我言”，正说明梁氏这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康有为不一。当梁氏“摇于时势”、不听康言之时，对他的《新史学》提出异议，或只从“政治”上指责，不注意学术上的成就，是不公允的。
当然，只考虑政治态度，不顾学术内容，那是欠缺的。从章太炎来说，他“史事将举”，准备撰写《中国通史》，所拟目录，虽因袭旧史体例，却自有特色；它未能完卷，从增订的《訄书》中，还能窥见端倪。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也能注意东、西文献，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正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不专赖域中典籍”，注意海外史书，“比较同异”，弄清原委。当然，它也不是没有缺失，不能只从政治上考虑，说是超越了《新史学》。
事实上，章太炎虽然很早就热爱历史，但他决心写作《中国通史》，拟订条例，初具规模，却是受了梁启超的启示。上引1902年7月《致梁启超书》可证。他是在日本和梁启超再次相晤、“兴会勃发”的；他能注意“心理、社会、宗教各论”，注意社会学说，从事社会学翻译，也是和梁启超有关的。
但是，章太炎的文章，却不“取足便俗”，他自称：
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
他追求的是可入“文苑”之文，是“流俗或未之好”之文，这样就不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梁启超的文章却通俗易解，早在主持《时务报》时，“新学士子”看到梁氏“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此后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两人的文风完全不同。试以上述社会学而言，章太炎《社会学自序》说：“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虽较《訄书》“浅露”，也够诘屈聱牙、索解为难的了。而梁启超呢？却是文字清新，如“中国数千年来，惟有政治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从而说到各种学科。以简明通俗的语句，设一界说，如“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不可不明历史之范围”。谈《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时，首谓：“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论正统》首谓：“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论书法》首谓：“吾尝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尝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尝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也。”都能言简意明。尽管他的言论有时偏激，也有失误，但“语言笔削之妙”，还是吸引了广大读者。所以，《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的社会影响，远在章氏《中国通史》之上，它是20世纪初杰出的史书之一。
1901年至1902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改良、革命逐渐分野之时，章太炎、梁启超都想振兴中华，都想从史学中寻求教训，酝酿和写出《中国通史》、《新史学》。尽管他们政治上有分歧，但民族的振兴却都怀念在心。评价学术著作，要考虑他们的政治动向，但不能忽视其学术成就，特别是在革命、改良没有明确划分界限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