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年四月撰写，并于同年十一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一部专书。“编述者”署“饮冰室主人”。
梁启超在此书的“凡例”中说：
初撰此编，原欲以供士夫之参考，一二友人见之，谓宜稍整齐之，使适教科用。盖欲使全国尚武精神，养之于预，而得普及也，故为今体。
照此说来，他写作此书，是为了使“尚武精神，养之于预”，并“适教科用”而“得普及”的。
至于书名之所以命为《中国之武士道》，“凡例”称：
武士道者，日本名词，日人所自称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驯，且含义甚渊浩，故用之。
此书“采集春秋、战国以及汉初”有关“生民之武德，为子孙模范者”，用列传体叙次，下加论评。将先秦以至汉初书籍中有关“尚武”、“刺客”、“复仇”等记载，“微有权衡”，辑录成书。所引之书有《左传》、《国语》、《墨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韩诗外传》、《战国策》、《淮南子》、《史记》、《说苑》、《新语》等，每引一人一事，下加论评。
《中国之武士道》最后一篇论评说：“春秋、战国之武士道而一变为汉初之游侠，其势之不足以久存，抑章章矣。”它之所以起自春秋、战国，终于汉武，是因为春秋、战国，列国纷争，还有鲜虞、赤狄等部落，未曾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稳定的时间短暂，楚汉相争，汉初又有吴楚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时，“中外安，公私富溢”，中央集权，“武士道消灭，不复有如锦如荼之人物，常光宠我历史，故记载止于是焉”。
二
《中国之武士道》的终于汉武，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一统纪而明法度”也是有关的，儒家代表董仲舒在对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武士道”是在列国纷争、诸子争鸣的情况下发生、发展的，汉武帝即位，正是诸侯王权势削弱，中央威信提高之时，政治上渐趋集权，思想上也要与之相适应，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正能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儒家独尊，也是时势使然。梁启超是宗奉孔子的，《礼记》中说，“战阵无勇，非孝也”；《孟子》中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论语》、《中庸》多以知、仁、勇三达德并举，“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
梁启超在引录这些言论后，再加评论：
《韩非子·显学篇》称：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按此正后世游侠之祖也。孔门必有此一派，然后漆雕氏乃得衍其传。孟子述此京黝、孟施舍之风正若是，而云一似曾子，一似子夏，且引曾子虽千万人吾往矣之言以为证。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扬觯辟人，曰：败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在此位。可见孔门尚武之风必甚盛矣。至若田常作难，宰我殉齐于庭中，蒯瞆犯命，子路酬卫于结缨，又尽人所同知矣。《说文》训儒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今叙次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孔子者，示一国以向往云尔。
《中国之武士道》中记曹沫等都在孔子之前，为了“示一国以向往”，所以首志孔子。
《中国之武士道》，于先秦诸子中，除“首孔子”外，对墨子也屡屡称道，如载“墨子、孟胜、徐弱”后说：
墨子，圣人也，其教泽远矣。救世之患，急人之难，无所为而为之，孟子称墨子摩顶至踵以利天下，诚哉其然哉。墨学非攻而尚武，鲁人有学其子于墨子者，学而成，战而死，其父怼焉。墨子譬之以是犹欲粜，籴售则愠，可见墨子以战死为光荣，而谓求学之目的，即在于是矣。故门弟子百数，皆可赴汤蹈火，其所以为教者使然也。故欲备军国民资格者，不可不学墨，观于孟胜、徐弱，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呜呼！圣人之徒哉！圣人之徒哉！
这时，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墨子之论理学》、《子墨子学说》，可知他正对墨子专门研究，并以之为“圣人之徒”。
三
梁启超认为武士道每由“爱国之势诚驱迫使然”，先轸、狼瞫可说是“春秋时武士道之代表”，他说：
若先轸、狼瞫者，可谓春秋时武士道之代表矣。先轸于秦帅一事，以其关于国家大计也，虽以君主太后之过举，曾不稍假借，爱国之热诚驱迫使然也。事过于自觉失礼，亦不肯稍自假借，自爱之热诚驱迫使然也。彼有大功于国而犹若是人使周亚夫而知此也，则何有怏怏非少主臣之诮乎？
武士道认为，凡有损于国家，有损于名誉，“可杀而不可辱”。但国与家，应以国为重。如果为家而损国，甚至为了复仇，“引外族以自覆其祖国”，则成为罪人。尽管“父冤而不报”，那也只是“无人心”，也不必深责。以伍子胥和申包胥相比，申包胥“贤于子胥远矣”。他说：
伍子胥引外族以自覆其祖国，律以爱国之义，盖有罪焉。虽然，复仇亦天下之大义也，怨毒之于人甚矣。父冤死而不报，则亦无人心者也。以孔子之圣，犹且去鲁干七十二君，当时风尚如是，于子胥何责焉。
以爱国之义，则包胥又贤于子胥远矣。七日七夜，不饮食，不绝哭，以拯国难，自古及今，天下万国，未尝有也。得一人可以光国史矣，功成不受赏，盖认爱国为应尽之义务，不自知其为奇节也。
武士道应“先国后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才是“豪杰”、“圣贤”。他在引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后还深有感慨地说：“彼亡国之时代，曷尝无人才，其奈皆先私仇而后国家之急也。往车屡折，来轸尤遒，悲夫！”
四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年四月起撰写，十月写成，即1904年秋写出的。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广智书局初版，次年五月十五日再版，十月二十五日三版，第三年四月十五日四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五版。他为什么在这时写出《中国之武士道》？此书出版后销路为何如此之广？又起了什么影响？
梁启超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主张改良，但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后，思想也时起波澜，他在这年七月写给蒋观云的信中谈到写作此书的经过说：
顷者，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既成，欲乞先生一序文以庞之，想先生必无弃我。今将自序原稿呈上，尚有一后序，欲言生死之理，尚未成。此书用列传体，约十万言，起曹沫，迄李广（原注：尚欲为续编，起傅介子，终张汶祥，未能成也）。凡七十八人，采《史记》最多，《左》、《国》、《国策》、《吕氏》、《淮南》、《韩非》、《墨子》、《说苑》、《新序》次之，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以赶付印，故未能将全稿寄上，幸恕之。得先生一言，荣幸靡加矣。弟初为此书原因，著《民族外竞史》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且欲以供学校科外讲读之一用焉。十日来专注此书，外竞史又阁起矣。
可知他本来想先写“《民族外竞史》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先成是编，且欲以供学校科外讲读之一用”的。他写作此书时，曾考察过俄国的虚无党，在荆轲、高渐离等人传记后的按语说：“击刺者，对付民贼最后之手段也。彼俄罗斯虚无党，亦曷尝不欲以戎马矛戟相从事，而卒不得不乞灵于炸弹匕首者，势使然也。盖当时人人心目中，皆惟有此最后之一着”。
《中国之武士道》出书后，多次再版，可知影响之广。1905年9月23日，徐锡麟在浙江绍兴创大同师范学校，1907年在安庆击杀安徽巡抚恩铭。1905年9月24日，吴樾在北京前门东站谋炸清政府所派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吴樾当场死难，或者也是“武士道的遗风”吧！那么，梁启超尽管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但客观上或许对革命派也有某些影响吧！
2004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