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少年少不了送枪的仪式。我打小就知道枪，它在我的一生中也扮演过重要的，有时是狂暴的角色。肯塔基东边的乡下人一向认为枪械是他们生理力量的自然延伸。我得到的第一把枪是点二二口径的来复枪，约在8岁那年。跟在山区长大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我用枪打兔子和松鼠，还用枪到利金河的浅滩打鱼。只有一次，我用枪干了别的事。那时，我可能已经到了10岁，已经是相当有经验的猎手了。我父亲对人和动物都没有什么耐心，有一天，他让我用麻布袋把一只不想要的猫装进去，拿到河里去淹死算了。我不太情愿，但只好听从命令，因此把它扔进河里了。可是，这小东西不知怎么挣脱了，并开始往岸上游。我当时手上拿着枪，心想，要是让这只猫又跑回家里，自然免不了挨一顿打，因此就用枪把它打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杀生。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这事。那之前，我经常打死一些小动物当食物，心里并没有什么感觉不妥的。可杀了这只猫后，有些想法就变了。可能这是个预兆，说明我杀不得生。
父母离异后，我离开了肯塔基山区，来到了印第安那的城里。从感情上来讲，这也是我的转型期。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向不太喜欢自己。作为一个小伙子，我脸上生满雀斑，一头红卷发乱蓬蓬地堆在头上，长得圆圆胖胖的，生就一副猛犬相。在山区生活时，我年纪还太小，注意不到这些东西。可是，来到印第安那这个稍为开化一些的地方后，我开始有些感觉了。我稍为瘦了一些，可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头太大了，与身体不相配，我脸上的雀斑和红头发看上去象个傻子。我感觉自己很丑，姑娘们永远也不会认为我有吸引力。再说，虽然我的脑海里有很多复杂的想法，还有许多潮水般的感觉，可我不会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使我很是恼火。我讲的满口都是山里话，这使我处处感到不自在。可是，我却凭我仅有的年龄、词汇和经验，开始尽力思考未来。并开始做些狂人梦了。我沉入到自己的思维里，变得安静而且保守。我不参加别的孩子们一起玩，思想严肃起来，终日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之中。我要么就是去干活挣钱，要么就想象自己如何办一间公司，或者忙着送报纸、打零工。我好歹撑过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尽管我认为学校是个麻烦的地方。
这期间，我母亲又嫁了人。我很可怜。我不喜欢印第安那，不喜欢我的学校，也不喜欢新来的继父。一天到晚抱怨个不停。最后，我说服言过其实、焦头烂额的母亲，让她同意我回到肯塔基去。暑假期间，安排我去玛丽姑姑家，因为姑父刚中了风。他们在萨利亚斯维尔的郊外有一个农场，要我到这里来帮他们照看牲口和打杂，算是支付我的食宿费。因此，我带着大松一口气的感觉回到了肯塔基。我在萨利亚斯维尔读完了七年级和八年级，初中毕业后，于1955年秋季进了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般，可我漠不关心，仍喜欢白日做梦。可是，在萨利亚斯维尔我也觉得不快活。这几年过得真是艰难。我父亲还是嗜酒，常参加一些酒会，经常一连几个月没有人管。我母亲离开这条山谷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猥亵传闻。我一个人与年老的姑姑和无法动弹的姑父生活在一起。每周得干很长时间的活，跟在一头骡子屁股后面犁地。我一无所有，感到窘困和羞愧——为我的父母，为我自己，为我的生活。一种不幸的感觉终于笼罩了我。
高一那年春季，我决定逃走了，打算去俄亥俄州找工作。我在萨利斯维尔搭上了公共汽车，让它把我拉到了西利伯提，然后开始搭便车。最后，一个穿着汗透的衬衣和油光发亮的黑色外套的人抓住我了。他把警徽在我面前晃了晃，声称自己是位警官。他的1953年产雪佛莱车上有一台二声道收音机，皮带上面的枪套里还别着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这人对我说，他在找一个符合我特征的逃学的男孩，要我抽出皮带，打开裤子拉链，以便检查内裤上的品牌名。这听上去是个十分奇怪的命令，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警察。有一件事情现在是很确实的：他有恋童癖。
这事弄得我心烦意乱，再说路上没吃没喝的也挺难过，因此我决定打道回府。回萨利亚斯维尔的路上可谓痛苦不堪。我什么也没干成，只给自己捞了个逃学的名声。姑姑气得不行，亲戚们都疑心重重，学校的校长一脸的不高兴。得处理好多落下的杂事，得找很多借口，还有很多家庭作业得补上。最后，我又想办法离开这里。这次，我决定参军去。只有一个问题：我只有15岁。可对比起我的决心来说，这个障碍算不得什么。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一个朋友的母亲是管填表和出生年月公证的。朋友偷了两张空白表出来，上面已经盖好公证章，我填了一张表，在上面写上17岁。我知道，如果我的哪位亲戚肯在表上签字同意，我17岁就可以参军了。如果18岁，我只要自己签字就行了，可我害怕这骗不过招兵的长官。我的朋友约瑟夫·加德勒原准备跟我一起参军的，可临阵又退回去了。不过，我却坚持下来。我知道父亲决不会签字的，因此决定找母亲帮忙，她也不同意。但我决定非走不可，我打起行包，把几件小玩艺儿装了起来，直接搭便车前往印第安那。
向北的公路是我通往自由的道路，好歹我是这么想的吧。虽然上次在路上碰到过恋童癖，可我决心已定，因此也就无所畏惧了。我对过路的车伸起拇指，扮出各种各样的鬼脸。我的红头发和生有雀斑的脸是个无价之宝，拦起车来很是方便。我使用山区人的魔力骗到需要的所有东西。只要有人搭上我，我会装出饿得快要死的样子。有些开车的人给我一些钱，还有些人靠边停下来给我买些吃的。我更喜欢钱一些。稍稍动点脑筋设个骗局，你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有时候如果钱用光了，我会沿门乞讨，请求施舍，一点也不难为情。实际上我很喜欢这样。
出来的第一个晚上，我在一段无人的公路边出了麻烦，只好在公路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到了印第安那，在一家酱菜厂找了份摘黄瓜的零活。厂长付给我工钱，一蒲式尔50美分。我一天可以摘三到四蒲式尔。在路上行骗更有利可图，也不必花太大力气，可我不想一辈子靠在路上骗开汽车的人过活。我决心一定要尽快参军。我第二次又逃走了，而且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这消息让我母亲着实担起心来。因此，当我又给她打电话，说我不愿再回萨利亚斯维尔时，她同意在表上签字。她没想到我真的能参军，可我的个子比我的年龄看上去大些，而且很有自信心的样子，轻轻松松就参了军。
我宣誓参军，是在1958年的夏天，并立即被派遣到佐治亚的哥登营地进行新兵训练。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却因我习惯了艰难的生活，而未对我造成妨碍。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不需要担心下餐饭从哪里来，也不必考虑有没有干净衣服换，鞋子上有多少破洞，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我的真实年龄有可能会被发现。进行新兵训练的时候，我每天都很害怕，训练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排长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有一天，强行军之后，我伸开四肢躺在地上休息。排长走过来朝我新皮鞋踢了一脚，大声问道：“士兵，你几岁了？”我确信自己已经被发现了。“17岁，长官！”我的声音低得听不太清楚。他一言不发地朝我看了几秒钟，笑了起来，然后走开了。走运的是，我再也没有听说这件事了，顺利地完成了基本训练，得的评价还挺不错，超过平均水平。对15岁的小孩子来说，这真是了不起。我有一种成功的感觉。
在新兵营接受训练期间，我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性经验，我们第一次离开营地度周末（还有支票可供花销）期间，一伙人决定去奥古斯塔市，到那里的一间有名的妓院去玩玩。我比其他新兵小4到5岁，就像是这个排的小吉祥物。
新兵训练完毕后，我被派往密苏里的里昂纳伍德堡，在那里接受进一步训练。尽管我的年纪很小，但我一直都干得不错，而且很喜欢部队的生活。可好景不长，因为缺少教育，而不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我慢慢就不行了。我在部队呆了才7个月，就听说部队要减员了。这是1959年，整个世界暂时处于和平之中，陆军部受到国会方面的压力，决定对部队进行裁减。资历是一个标准，新近召来的兵第一批复员。五角大楼的某位官员决定，GET／ARI（普通教育水平测试，每个人都得参加）得分低的兵立马削减。我很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列在退伍名单表上，感到很羞耻。我喜欢当兵：有严格的纪律，有训练，还有军装带给我的尊严。我无法接受带着羞愧回到雷克斯维尔的想法。我不知道说什么，因此我给家乡的亲戚们写信说，我已经进入预备军编制。我退伍的时候去了俄亥俄的戴依登市，因为我母亲住在那里。
这年我才16岁，可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也没有想到过要回头去干小孩子们干的事。我从没有想到过要回高中念书。我无法想象自己跟其他一些少年一起坐在教室里，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当然还未成熟，可我的世界观已经跟一个成人差不多了。我又很不开心了，整天在戴依登的街上逛，后来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洗碟子，一小时95美分。这比摘黄瓜强多了，可跟在部队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我可能忍不了多久。我一直在想办法找更好的工作。几个月以后，我在“戴依登床垫厂”找了份工作，一小时可得1．15美元，这可算得上是一笔大收入。不久之后，我到了“联合花炮公司”，一小时可拿1．35美元。我不想当跳槽的人，而只想拿到足以谋生的工资。在成人工资市场上，我还只是个少年。我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人帮忙。能够糊得上口的工作的确不好找，当时最好的位置——至少对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来说——就是“通用电机厂”，这里的工资很高。可是，因为一场时间很长的罢工。我得不到聘用。最后，我得到消息说，通用电机公司的分支机构“内陆制造公司”在招人。我赶到招聘处报名，报名的人排成了一英里多长的队。我灵机一动，找到一部电话给这家公司打过去，问人事部经理的名字。接着，我又回到招聘处，直接走到最前面，对办事员说请他传话给人事处经理，我要见他。我把从电话里问来的名字说了出来。办事员问我见经理有何事。我说，“他打电话约我，要我汇报工作。”我把自己的名字给他们了，他们就开始翻找我的申请表。当然，他们找不到这样一份表格。最后，他们说这里乱糟槽的，可能是弄丢了。因此要我进去重填一张。我填了，直接就得到一份工作。我还只是个孩子，却已经学会如何操纵这个系统了。
我在内陆通用电机公司工作了3个月后，工会组织了一场消极怠工活动。我跟其他许多人一起靠了边。我无法忍受再找一份别的低等工作的想法。我不能在一个自己无法控制，工资也低得无法生存的环境里工作。这样，与其另找一份临时工作，我决定自己去干实业——不管是哪一种。我决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自己非常熟悉的一门生意中：到雷克维尔做酒生意。我跟父亲一起贩私酒，召了高中时的一位朋友帮忙，从附近的蒙特斯特林县往这里贩酒，因为这个县是个“饮酒”县，可以在这进而合法地进行酒类买卖。当然，我的年龄不够，可这没有什么关系。要买到“合法的”威士忌根本就算不得难事，我并不贩月光酒或者“白色闪电”，这只是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喜欢的东西，而是所谓的“政府”酒。我有一辆破汽车，开着它在这一带四处走，沿途发货。我也没有驾驶执照，可这是在肯塔基，没有人注意这些事。
我父亲是我的客户之一，他喝我给他带来的酒，很少付钱，而且经常醉醺醺的。有一天，我们大吵起来，我不想让他把我的利润全都喝掉。我用一加仑的酒瓶砸他，打中了他的脸。他弯下腰去，躺在血泊之中。有一阵子，我担心把他打死了，可几分钟后，他又醒了，过来。他的脸上和嘴上都需要缝针。他醉得太厉害了，根本就记不住发生的事情，可脸上的伤疤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了，红色的伤疤几个月之后才消。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他从来没有清醒到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回顾这些事情的程度。我与父亲的关系弄得绝对一团糟，可我的生意却蒸蒸日上，没多久我就有了相当大的一批客户，非常赚钱。不幸的是，我发财的消息传到县检察官的耳朵里了，我叔叔提醒我说，警察要抓我的人。我离开父亲，离开了雷克维尔，先走一步逃出了法网。
回到戴依登后，我一边花着贩私酒赚来的钱，一边等着内陆公司重新录用我。因为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就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混时间。我很寂寞，因此而受到经常光顾这里的一位姑娘的吸引。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吸引的原因很简单：她很漂亮。没多久我就爱上她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就对她垂涎三尺了。我们决定一起过夜。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觉得空荡荡的，一下子失去了方向。躺在床上的时候，所有的不幸感、孤独的经历像千斤重负向我压过来。我撑起身来，朝窗外看去，人行道上有一个身着制服的水手，他和女友手挽着手在散步，这情景使我产生了很深的渴望。我怀念在部队里给人以信心的一切日常事务，我希望驱除心里的失败感，这份痛苦也都是在部队里召来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成功。我默默地爬起来，穿起衣服，给还在睡觉的女友留下一张告别字条。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搬弄着属于我的一些小物件，找到了那张已经发黄的假出生证，直接去了海军招兵站，并接受了招兵测试。几天之后，我得到消息，说我已经通过了体检，书面考试成绩位居录取的百分之二十七之列。第二天，我就上了开往大湖海军航空站的汽车，接受在那里进行的新兵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