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陕北的“肃反”运动，不仅在当时当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酿成了大患，就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所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依然不断。陕北“肃反后遗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当年，正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建立根据地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这个当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仅存的、唯一的一块能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武装斗争提供落脚点的根据地，却因为“肃反”运动的滥捕滥杀，差点儿被沦陷断送了。
1935年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镇后，毛泽东同志从国民党政府发出的一份“围剿”刘志丹的布告，和一张“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瓦窑堡的传单中，才判断出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因为那些布告和传单中说“陕北刘志丹20万共匪正在受到围歼”。
毛泽东同志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贾拓夫同志找来，向他了解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情况。贾拓夫同志说，他离开陕西已经一年多了，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是，毛泽东却果断地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不要说是20万，就是有两万也好。于是他任命贾拓夫为白区工作部部长，并由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同志组成先遣队，前去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随后，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决定，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县城）。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牢固地坚持下来，我就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这时，党中央正忙于战事，就先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制止“肃反”。
11月5日，王首道等人抵达瓦窑堡。王首道等同志来后，首先对陕甘晋省委制造的“肃反”进行了全面接管，制止了杀人行动。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但是，他还不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那种恶劣的态度，事后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同志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我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虽然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
毛泽东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注陕北的肃反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十分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处理要慎重。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任主任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的“肃反”运动。五人“党务委员会”的成员有董必武（主任）、王首道（中央保卫局副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前往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的错误。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人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不顾连日征战的疲劳，就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认真听取“党务委员会”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在听取了关于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汇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全军同志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经过审查，于11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
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获救出狱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刘志丹等出狱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在瓦窑堡先后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接见刘志丹时，第一句话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
当时，刘志丹心情很激动，他说“感谢中央救了我”，并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
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刘志丹的手，面带微笑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
第二天，周恩来带着刘志丹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高兴地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还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是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革命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地。”
听了毛泽东情真意切的话语，刘志丹难以抑制激动之情，感激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陕北、挽救了我们。中央来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那些被关押后幸存下来的同志也很快获释了。当他们从牢狱里走出来的时候，个个泪流满面，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都说是党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就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的措施，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以上资料来自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
不久，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刘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不但及时纠正了西北苏区的“肃反”，而且还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根据地空前发展。在直罗镇战役中，刘志丹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牵制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直罗镇战役。
不久，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西北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从此，刘志丹就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精神饱满、斗志高昂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到了1936年初，刘志丹还要习仲勋转告受迫害的同志：“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全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彻底平反、职务上安排不公的现状，仍然勤恳为党工作，使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直到刘志丹牺牲了6年以后的1942年，才在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上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
周恩来曾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近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西北党史问题的第28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刘志丹同志是一个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