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困兽犹斗，想寻找一条逃跑的出路，试图逃掉。就在这时，只见尘烟翻滚处，斜刺里又杀出了刘志丹所率领的骑兵队，直捣敌指挥机关和重火力阵地。敌军一见，已经无心再战了，只有抱头鼠窜，自相踩死踏伤的不计其数。阵地上那些迫击炮、重机枪顿时变成了哑巴。这时，二路游击队也急速包抄过来，开始捕捉疲于奔命的俘虏。
正面进攻的敌人这时已经冲到离红3团五十来米的地方，一阵排子枪过后，敌人像扫落叶一样应声倒地，王世泰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指挥红3团冲锋。战士们跳出工事，一字儿排开，向北进攻。骑兵团纵马横刀向南冲击，二路游击队又从东沟畔冲上，展开了三面夹攻之势。惊魂未定的敌人逃跑心切，无意恋战，只是招架，无力还击。这时城墙上的先锋连战士，奋不顾身，跳下城来，向敌人冲杀过去，展开了白刃拼搏。
敌人在我军各路人马的合力夹击下，失去了控制，乱作一团，无力抵抗，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逃到西沟畔，跳下沟企图逃脱，张秀山急速带领一队骑兵，绕过西沟畔堵住了敌人逃跑的沟口，其他红军战士也跑下沟坡，紧追不舍，进退无路的敌人只好缴械投降，一个个变成俘虏。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进犯西华池的敌人全部被红军消灭。这一仗，红军共缴获敌人步枪600余支，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俘敌700多人。这是陕甘边工农红军第一次步、骑配合作战，一次战斗全歼两个多营的敌人，获得全面胜利的一次光辉战例。
西华池战斗结束后，红42师又挥师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作战，先后取得了三里原、和尚原、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入南梁的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狼狈退出。从此，照金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谢子长随后率部南下，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胜利会合。
1934年7月28日，谢子长等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的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个亲密战友久别重逢，促膝交谈，就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交换意见。两位领导意见相投，两军指战员更是情绪激昂，上下一片欢腾。最后决定由刘志丹继续担任红26军42师师长，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这次会合及领导层的相互调任，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的团结友爱，这也是刘志丹和谢子长之间伟大友谊的体现。谢子长和刘志丹领导的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因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指示信不顾客观事实，否定了红26军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有个别人对红26军不负责任地进行指责。但刘志丹忍辱负重，考虑到粉碎敌人“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大局，没有争辩，并顺利通过了红42师3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陕北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的决定。会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支持下，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元。
8月15日，谢子长和王世泰率领红42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从8月17日起，在景武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的几次战斗中连连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1934年8月下旬，谢子长等人决定攻打河口，26日晚战斗打响。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负隅顽抗，红军连攻数次，直到天明仍未攻克。这时，谢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重新组织力量，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该据点逃往清涧县城。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但他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战后不顾重伤在身，又率师北上，攻打安定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9月15日，谢子长仍然带伤指挥部队，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攻入安定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群众，并收编了李丕成的民团。9月18日，部队转至安定崔窑沟，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陕北游击队一、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由于连续奔袭作战，谢子长伤势愈加严重，最后不得不离开部队养伤。
1934年10月，刘志丹率红2团北上，到达安定县水晶沟后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此后一段时间，谢子长为躲避敌人搜捕，曾辗转多处养伤，刘志丹也多次探望。他们从不争高论低，而是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能以大局为重。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会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在荔园堡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同时，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群众生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培训干部还开办了军政干校，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蔡子伟、马文瑞、张文华等任兼职教员，分批轮训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各乡则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还发行了布制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起来了。
1934年12月，刘志丹率红2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
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42师第二团北上，并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达成共识。
在谢子长养伤期间，刘志丹多次前往其住地探望。1935年初，得知谢子长伤势恶化、病情危急时，刘志丹多次到红柳沟、灯盏湾、韩河里等地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形势、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就西北党政军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协调，特别是当前反“围剿”战斗中的军事战略部署和作战构思等问题和谢子长进行商讨。
1月20日，天刚蒙蒙亮，刘志丹又一次来到安定县灯盏湾。一进窑，他就拉着谢子长的双手，哽咽着说：“老谢，你成这个样子了，为甚不早给我说……”
谢子长看到刘志丹，心情很是激动，吃力地捉住刘志丹的臂膀，好半天才说：“老刘，我早盼着你来哩，我估莫你也快来了！”
刘志丹埋怨说：“你咋不早点给我来信呢？”
谢子长说：“已派人去给你送信，可至今还没有回来。”
过了一会，谢子长又一字一板地说：“老刘啊，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打仗你比我强，看样子我是不行了，陕甘和陕北军事工作的重担就要全落在你肩上了，也只有你的肩膀才有力量挑起这副担子！”
听到这里，刘志丹又难受又激动地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活着，你的伤能好，一定能好！”
在商议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刘志丹提议要谢子长担任主席，谢子长诚恳地说：“这样不好，从革命利益考虑，还是你当主席合适，我成了这个样子，不能到职工作，何必要那个名哩？”
刘志丹恳切地说：“你是老大哥，还是你挂帅，我协助你完成任务。”
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人肺腑的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床好的。”
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
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1935年2月21日晚，谢子长在灯盏湾逝世，终年39岁。
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万分悲痛。一天，他把26军二团代理团长杨森叫来说：“你也知道，对老谢的逝世绝对要保密，无论到了哪里都要打出老谢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说是谢子长的队伍。这样，就能给群众壮胆，使群众受到鼓舞，同时，反动派一听老谢还活着，必然闻风丧胆。这么干对革命有利。”
遵照北方党组织的指示，1935年1月30日，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7军84师。红26军和红27军又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秣马厉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