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惊惶失措地宣称：“中国军队是以大量而不断增加的兵力投入北朝鲜的……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假如中国人想进兵平壤，那里将会有一场最大的屠杀！”
1950年9月27日，麦克阿瑟在汉城接到来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任务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可能的话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为达此目的，你可以指挥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地面作战。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已经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7日传达给麦克阿瑟的新指令。”
这是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的决定性行动依据。麦克阿瑟立即提出了北进的具体计划：第一步，命令第8集团军以现在的编成北进，向平壤进攻。在攻占平壤时，令第10军在元山登陆，同第8集团军一起实施夹击。第二步，第3步兵师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控制在日本。第三步，在安州一宁远一兴南相连之线作战，只限于南朝鲜军队。第四步，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突破三八线）的时间，定为10月15日至30日之间为适当。
美军的这个决定是在“八国提案”还没有在联合国通过的情况下做出的。尽管这样，麦克阿瑟还是非常不满意，原因是给他的北进加上了很多限制。按照他的想法，即使苏联和中国参战，也要把战争打下去，以此“把亚洲处在萌芽状态的共产党政权通通消灭掉”。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通过广播电台向北朝鲜军队的总指挥官金日成发出了要求人民军投降的敦促书。10月3日，大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大摇大摆地向北朝鲜腹地进发。
对麦克阿瑟来说，胜利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打错了算盘。此时，朝鲜的近邻——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早在6月28日杜鲁门宣布干涉朝鲜内战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即谴责了美国插手亚洲事务的行径，同时谴责了联合国和在中国参加下于6月27日通过的干涉朝鲜内政、支持美国侵略的非法决议。8月20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赖伊和安理会主席马立克，要求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撤出外国军队，并指出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的解决表示最深切的关心。从8月27日起，美国空军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对东北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和侦察活动。对此，中国政府谴责美国蓄意扩大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的侵略罪行。为保卫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包括抽调战略预备队向东北地区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重大事变。
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对中国军队的动向有所掌握，他在8月31日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估计这些部队有24．6万人，和实际数字25．5万差不多。
当9月下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联合国军”攻占汉城并进抵三八线后，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周恩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警告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这清楚不过地表明，若美国军队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北朝鲜，中国就要参战。
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政府已不顾刚刚为自己规定的制约条件，对中国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把它看成是虚张恫吓、政治讹诈，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占领全朝鲜的计划。10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所谓“八国议案”，授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占领北朝鲜。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一道修改命令，大意是，无论中国在朝鲜何处使用大量部队，只要有获胜的可能，就可以继续其军事行动，但未经华盛顿授权，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同日，麦克阿瑟向北朝鲜发出劝降的最后通牒，遭到严正拒绝。第二天，麦克阿瑟即命令第8集团军大举北进。
战争终于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结局将如何？中国是否会真的参战？杜鲁门也拿不准，因此他决定亲自去会晤麦克阿瑟，直接听取一下他对中国介入问题的判断。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最重要和最简单的原因，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接触，我认为他应该了解他的总司令，而我也应该了解在远东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
此外，他还感到，麦克阿瑟在远东任职已15年，离开本国的时间太长，致使他不了解全世界的形势和华盛顿的想法，其见解总是与国内格格不入。如果让他了解一些世界形势，也许更好。
10月12日，马歇尔电告麦克阿瑟，说总统想在夏威夷或威克岛会见他，到底在哪里由他来定。麦克阿瑟选择了威克岛。10月14日晚，麦克阿瑟在惠特尼的陪同下飞抵威克岛。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睡，凌晨2点钟上床，3点半就起来了，精神也很好。麦克阿瑟刮了脸，穿上平常穿的咔叽布军裤和开领衬衫。这身装束曾使许多美国人着迷，但杜鲁门却看了生气，认为有失体统。他说：“当时他戴着他那副臭墨镜，衬衣也不系扣子，帽子上挂满了牌牌。我真不懂，都那么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何况还是位五星上将，为何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打扮得像个19岁的少尉呢？”
早上6点30分，杜鲁门一行（包括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哈里曼、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德等人）分乘4架飞机到达。随行的还有30多位新闻和摄影记者，准备记录下在他们看来如同国家元首之间会见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当杜鲁门的座机抵达时，麦克阿瑟大步走向舷梯旁，他伸出手来迎接总统，神态充满着热情和友谊。
“总统先生，”麦克阿瑟先打招呼，紧紧地抓住杜鲁门的右臂，使劲地握手。
杜鲁门微笑着说：“将军，你好。我能在这里见到你感到十分高兴。将军，我已等待好久了。”
“总统先生，我希望下次会晤不会隔得这么久。”麦克阿瑟回答道。
他们两人谁也不会想到，将不会有下一次了。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楼里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单独会谈，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的形势。麦克阿瑟保证说他在朝鲜已胜券在握，并估计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他还对自己8月份给海外作战老兵大会写的信向杜鲁门表示歉意，如果它造成了令人难堪的局面的话。杜鲁门则向他概略地介绍了关于加强欧洲的计划，对此，麦克阿瑟表示理解，并表示朝鲜战争有望在11月23日的感恩节前结束，那时，第8集团军就可在圣诞节前撤到日本，对日和约也可签订，并可抽出一个师去欧洲。
随后，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乘车来到会议室，其他人员也加入进来，开始举行正式会议。各个与会者落了座，麦克阿瑟就习惯性地掏出烟斗，装上烟丝，从裤兜里摸出火柴，刚要点火，突然间，他想起了什么。于是，他转向杜鲁门询问是否反对。杜鲁门机智地回答道：“不，我吸进去的烟量恐怕美国还无人能比呢。”
一句妙语使会场严肃的气氛得以缓解。随后会谈开始。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向麦克阿瑟询问了许多问题。会议召开时，“联合国军”已深入北朝鲜，逼近平壤，包括杜鲁门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朝鲜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因此，谈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防务安排、重建朝鲜、对日和约等问题。会议快结束时，杜鲁门再次提出了那个他最关心的有关中国介入的可能性问题，他问道：“中国或苏联有没有可能介入？”
“几乎没有，”麦克阿瑟回答说，“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介入，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现在已不担心他们介入了……只有五六万人能渡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企图进入平壤，那就会出现规模最大的大屠杀。”
麦克阿瑟还认定，中国人不会不考虑到，如果入朝参战，美国作为报复措施，可能要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及其交通线，因此认为中国不会冒这个险。麦克阿瑟的上述判断，显然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当时，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并考虑到保卫中国领土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国政府已于10月上旬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以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12个师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先待命出动，尔后再调7个军24个师作为第二、第三批兵力逐步入朝参战。
但杜鲁门无视中国的一再警告和情报部门的多次提醒，而宁愿相信麦克阿瑟的傲慢与偏见。上午9点多钟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准备留麦克阿瑟与其吃午饭，“东京有许多紧急事情等我回去处理。”麦克阿瑟委婉地拒绝说。
随后，麦克阿瑟送杜鲁门上飞机。他们一边走一边谈。麦克阿瑟问起杜鲁门是否打算1952年再次竞选总统，杜鲁门避而不答，反问麦克阿瑟是否有此意。麦克阿瑟说：“一点也没有。如果有哪位将军要同你竞选的话，他的名字将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麦克阿瑟。”
杜鲁门笑道：“艾森豪威尔根本不懂政治。啊，如果他真的当上了总统，他的政府会使格兰特的政府显得要完美。”
在临上飞机前，杜鲁门意外地向在场的人宣布，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第5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在小小仪式上，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将军，创造性地、勇敢地、成绩斐然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他的业绩表明他是我们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之一。”
杜鲁门用了很多溢美之辞。麦克阿瑟获得这样的铜质勋章已经是第五枚了。杜鲁门在极其简短的临时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是我担任总统以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会晤。”
麦克阿瑟又重复一遍说：“战争史上没有哪个司令官从华盛顿各机构得到比我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得到的更为全面和良好的支持了。”
杜鲁门请麦克阿瑟将军将布隆糖果交给麦克阿瑟夫人。他代表他的夫人琼感谢总统夫人赠糖果。两个人握手告别。
麦克阿瑟将军对杜鲁门招手说：“阁下，平安着陆。”
杜鲁门在登上飞机之前，对麦克阿瑟贴身助手惠特尼准将说：“惠待尼将军，你早就应该升为少将了。待我回到华盛顿，我将尽力而为，使你晋升为少将。”他用亲切的眼光看着惠待尼准将。麦克阿瑟站在原地，直至“独立号”飞出跑道尽头，然后才急匆匆地走向他的“盟军最高司令号”，五分钟后他便启程回东京了。
从两个人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次会见中对对方的个人品质似乎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杜鲁门写道：“将军对有机会同我交谈似乎真诚地表示满意。我发现他是个精力极充沛、极为有趣的人。我们的交谈非常友好，比我预料的要友好得多。”
麦克阿瑟则写道：“有人曾告诫我，杜鲁门脾气急躁、粗暴并有成见，但在我们的会见中，他的表现完全是彬彬有礼和情绪良好的。他具有使人愉快的性格、敏捷而机智的口才，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他。”
但对这次会晤的真正目的，他觉得“难于判断”。他的许多助手们认为，威克岛会晤纯属一种政治上的鬼把戏，因为当时距国会中期选举只有两个星期，杜鲁门希望通过这次会见把民主党的命运同仁川登陆的成功和胜利进军朝鲜联系在一起。麦克阿瑟不同意这种推测，认为这未免冤枉了杜鲁门先生。“我相信他的威克岛之行根本不是出于这类原因，而其惟一目的是为这个国家创造一种良好的意愿和有益的成果。”
麦克阿瑟在对杜鲁门的个人品质表示赞赏的同时，对他的能力和见地却表示怀疑。他写道：“在会谈中，他似乎对自己的历史知识非常自豪，但在我看来，尽管他读了不少书，他的历史知识仍是肤浅的。他只知道一些事实，而缺乏指导这些事实的逻辑和推理。关于远东他知道得很少，给人的印象是他把被歪曲的历史同模糊的希望离奇地结合起来，这希望就是我们反正会以某种方式对同共产主义斗争的人们有所帮助。”
通过同杜鲁门会晤，麦克阿瑟还感到有一种古怪而不祥的变化正在华盛顿发生，像罗斯福那种敢作敢为、精神振奋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走向权宜妥协而非斗争到底的趋势。杜鲁门原来那种大胆对抗并击败亚洲共产主义的果敢决心，已被经常灌输的怯懦和嘲讽的窃窃私语剥夺殆尽。总统似乎在受一些比较自私的阿谀奉承的联合国政客的摆布。他似乎处于反常的状态，对仅仅在几个月前他所无畏地承担的那些言过其实的风险公开表示害怕。
从这一点上看，麦克阿瑟在说别人无知的同时，他自己对政治的确是无知的。他看不到战后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际形势，眼睛只盯在远东这一隅，只会用军事家的眼光来判断政治问题。正如罗斯福曾对他说过的：“麦克阿瑟，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