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在WTO框架下，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加入WTO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方式要按规则进行。黄箱政策规定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目前我国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也就是还有5.2%的补贴共2225亿元空间可用。要加大对农产品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自然灾害救济、农村环境保护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加快农业水质改造和化肥农药污染治理力度，为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国家财政还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开发及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的投入，从资金上确保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增加在国债资金投向上向农业倾斜的力度，尽快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使农产品能够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工和流通。
（2）对农业的补贴，要从主要用于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减少流通成本。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测算，通过流通环节补贴农民的效率，只有25%左右。而我国一些地方，则只有10%左右，其余90%被消耗在中间环节。
（3）政府财政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等经济主体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对无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不明显而社会效益显著的农业投资项目，由国家无偿投入，但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应通过财政贴息等财政手段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对农业贷款的力度；调整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方向，从主要集中于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从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政府财政应通过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其他经济主体对农业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等手段对社会资金进行积极的引导。
其四，使城乡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城乡居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事实不平等。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但城市义务教育由全民交税来办，农村的义务教育却由当地农民自己掏钱办。在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约占78%，县财政约占9%，省地财政约占11%，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乡级投入主要来源于农民税负和对学生的高收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起主要的责任。如1980年日本中央财政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5.4%，县（相当于我国的省）级承担67.8%。在这种教育投入体制下，城乡居民事实上享受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义务教育，国家义务教育在农村实际成为“农民义务教育”。造成贫困农村地区教育普及程度低、入学率和巩固率低、辍学率高，出现因贫穷而上不起、因上学而致贫的恶性循环等现象，都与不合理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每年教育经费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平均水平，多年来一直在3%以下徘徊，也没有达到5.2%的世界平均水平。
其五，统筹城乡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我国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实行两套政策：城市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由国家投资和提供；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则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行路难、通讯难、就医难、用电饮水难，是许多农村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过去，由农民自己承担公共物品的建设有其必要性，但在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已经相当完善，而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递减的今天，国家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早就应当承担的职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必须切实增加政府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并保证财政投入的不断增长，使之与整个农村的发展要求相适应。除国家大幅度增加财力投入外，还应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积极推动公共物品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其六，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分步骤地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能分步骤地建立和实行，但必须加快这一进程。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排除在外，有必要重新审视现存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应该把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农民纳入在内。可以按照先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重点保障项目，后一般社会保障项目非均衡地进行发展。伴随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也要按比例增长。
三、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结构”之后，这一概念迅速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人类学的层面，但在国内很少有学者把这个概念拓展到生态环境领域。在农村生态环境乃至全社会的环境问题上，社会学的介入都非常有限。从本质上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公正和公平问题，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衍生物。
（一）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才进入“三农”问题的视野。农村生态环境最大的变化，是污染在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同时，乡镇企业、农药喷洒以及生活垃圾等生态破坏又在内生聚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分析、研究和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应该局限于其表面的、直接的原因，而应进一步深入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笔者认为，在研究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作用，是造成农村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深层原因。
第一，城乡社会二元结构使得大量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从而造成了农村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高度紧张。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它造成了我国农村社会的相对封闭，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大量的人口滞留农村，使农村人均资源极其有限和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达47%，中等发达国家为50%，高收入国家为79%，而中国2002年仅为39.1%，比中等发达国家低11个百分点。
198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总量从7.96亿人增加到8.0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大陆地区）的63.7%，农村劳动力约为3.92亿人。目前我国可耕地面积约为16亿亩，人均1.26亩，只相当于美国的15%、澳大利亚的12.2%、加拿大的2.5%000年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测算出中国现阶段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约为1.96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2亿人左右。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种植业只需4000万～5000万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5亿人。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和耕地的递减难以逆转，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愈加突出。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需求已经超出其供应能力；既构成了对农村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也扩大了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乘数效应。如果考虑到农民相对落后的粗放经营、生活方式和环保水平，则这种规模的农村人口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则更大。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改善生活的动力，从而无力顾及生态环境污染控制。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众多002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820万，贫困发生率为3.0%，相对贫困人口（含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两者相加8645万。
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结构使这种贫困对比更加突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1995年为22：1，1997年为2.47：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1，2002年为3.1：1。与农民不高的收入和较多的支出相比，市民不用考虑生产性开支，同时还享受多种福利补贴。相对于市民而言，农民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增长幅度都是非常低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比1.2：1～1.5：1，即使一些收入分配高度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差距也不像中国这样大。
相差越突出，农民改变自己地位的内在冲动就越强。农民改变贫困的诉求，成为农民谋求发展的最直接动力。由于受资本缺乏以及发展途径狭窄的制约，不得不走资源消耗型原始积累的加速发展之路。这种发展实际上是掠夺式发展，以非持续的方式从环境中索取发展，从而直接造成土地退化和沙化、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森林破坏、水环境污染、河流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等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态保护动机却不足，对由环境引起的健康损失、景观损失等，作为受害者，他们最关注的是收入是否提高和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不可能去关注环境问题。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那些较为先进，即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企业很难在农村建立起来，本土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也无法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
农村在电力设施、道路、电话、医疗设施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城市。这样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很难在农村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发展起来。因为这类企业建立之后，还没正常运行，其先进性就已经落到人家后面，从而使产品的竞争优势尽失。这样乡镇工业也不能学习到先进企业的环保经验和管理措施。
农民素质低等也妨碍了乡镇工业的积聚，进城成本高也妨碍了乡镇工业进入城市进行创业，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民在自己户口以外的地方进行创业。这就造成乡镇工业无法改变自己规模较小、布局分散、社区属性很强、市场适应性不强等先天不足（“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发散式的工业排列格局就是这种不足的生动写照），使乡镇工业缺乏利用外部条件提高自己，也给企业污染的管理带来难度。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基础设施、政策和法规体系、环保经费等均供给不足，加重了生态环境恶化。
城乡二元结构还表现在我国的环保工作明显地存在着重城轻乡。城乡社会采取和实行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把投入重点放在大城市、投入结构放在大工业和大工程上，农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九五”期间，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不足1%；即使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十五”期间，预计比例约1.2%，并且投资主要是针对城市的环保投入。国家制定的许多环境保护技术政策、法规和标准，也是主要针对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标准和法规很不健全。在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很难遏制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生活污水排放管网已经建成并日趋完善，而广大农村的规划严重不足，处于无管理或半管理状态，公共卫生设施极端缺乏，导致农村的排水沟是露天明沟，河流成自由的排污沟，垃圾沿河、沿湖、沿路边随意堆放。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和废物排放量迅速增长，有害垃圾的种类和数量也在攀升。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日益加大的生态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农村环保部门缺乏应有的管理经费，相当一部分管理经费和工资，要靠收取乡镇工业的排污费来解决。排污费不能用来治理环境，农村环保政策的效度和合理性就受到质疑，在污染企业面前其权威性就大打折扣，其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就无从谈起。
（二）走出恶性循环的路径
1.加快城市化进程
关于加快城市化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目前在学术界详加论述的并不多。笔者认为，城市化对于控制农村污染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首先，城市化可以减少农村生活污水的分散排放量，城市有生活污水和垃圾的集中处理系统，从而降低污染源的控制难度。其次，城市化有助于改变农业资源的使用状况。随着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就业，扩大了人均占有资源和利用资源的数量和规模，降低了生态破坏控制的复杂性，从而为生态环境保护创造了条件。第三，城市化有助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形成新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加速形成中产阶层，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环保知识和环保意识，从而减少由于传统生活方式而造成的农村生态污染。城市化总是伴随着信息化，更有利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方便地获得各方面的知识，包括环境知识，这种影响还会通过各种人际网络散播到农村。因此，城市化进程有能从整体上提高城乡居民的环保意识水平。第四，城镇化有利于弥合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富裕农民，必须要减少农民。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根本解决，必须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借以减少农村人口。只有提高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前文提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造成农村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深层结构性原因，而城市化正是削弱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