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雅孱弱伴赵宋，以武治文贯蒙元4
朝用介甫谋，夕丧西北师——预言王安石变法
《推背图》第十九象 壬午
谶曰
众人嚣嚣 尽入其室
百万雄狮 头上一石
颂曰
朝用奇谋夕丧师
人民西北尽流离
韶华虽好春光老
悔不深居坐殿墀
中国古代的历史，总是时不时地会表现出周期性轮回的特征：开国——治世——衰败——乱世——开国，好像无论在哪个阶段，即便是治世之时，百姓始终都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一般，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要么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同为“奴隶”的身份，显然治世便是百姓的天堂，但治世就如同天上的红日般，只能在白天的时候照耀众人，终会有夕阳西下之时。
宋朝自太祖、太宗统一华夏，历经真宗、仁宗、英宗三朝，虽然大抵国内称治，人们还是发现大宋的太阳正一点点的西移。到英宗时，宋朝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而民间的情况则更糟糕，著名文学家苏洵笔下就有详细的记载：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
饥荒一旦出现，就意味着王朝已经到了日暮西沉的地步，高居庙堂之人若不做出及时的调整与改革，任由其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平日里安分守己的顺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为“暂时做稳了奴隶”而奋起斗争。显然，此时的大宋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于是，一个具有博大智慧和穿越古今力量的伟大人物担负起了改革的使命，他就是王安石。
生活在宋朝是文人的幸运，王安石便是诸多的幸运儿之一。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二十多年来政绩斐然，朝野交誉，仕途正一帆风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都曾经是他的头衔。无论身处何位，他都在思考王朝的社会问题，思索应该如何变革以振兴。他曾高喊“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但始终未能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直到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年轻的神宗即位，王安石的政治生涯才有了变化。神宗不是一个普通皇帝，他不愿当一个平凡的守成之君。他想告诉臣下，自己要有所作为，对得起世人。王安石的声音让他感到慰藉，于是登基不久，王安石便平步青云，先是升翰林学士，后又提为参知政事，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场在11世纪搞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变革也拉开了帷幕。
为了能够顺利地推行变法措施，神宗应王安石的要求特别设立了一个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作为决策变法的中枢机构，类似于改革委员会，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总领变法事宜，真可谓是“百万雄狮，头上一石（即王安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在将理财作为改革当务之急的前提下，颁布了涉及商业、农业、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新法内容。基于曾经有过的二十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形成了务实的工作风格。同时在基层工作时，他也曾亲自试行过变法中推行的相关政策，因此他敢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坚定地推行变革。
然而，一切就像王安石在出任副宰相时所预料的那样，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抢走了贵族的“生意”，将矛头直接指向陈腐的经济思想。因此，新法甫一提出，支持者与反对者马上便形成了各自的阵营。
反对派中，司马光、韩琦、欧阳修、文彦博、范纯仁、富弼、苏轼兄弟等等，无不是口碑极佳的贤者。反观支持变法一方，与王安石一起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宰相陈升之，表面上赞同变法，实际上却请求撤销这一改革机构，王安石被迫推荐韩绛替代之；实际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是吕惠卿、章惇和曾布，这三个被称为是王安石变法倚重的“三驾马车”的人，均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中，令王安石不得不承受“识人不当”的诟病；此外所谓的那些支持者，多为品德不端者，见神宗力撑变法，便投入了王安石帐下。由于用人不当，王安石身边围绕的尽是“熙丰小人”，正是“众人嚣嚣，尽入其室”。
或许王安石也曾意识到过这一问题，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用那句“俗礼届为我辈所设”来安慰自己，毕竟他仍然需要借助这些人的力量，来完成变法的目标。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士大夫阶级中，自己只是个异类，他根本无法指望其他的官员和他有相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
事实上，那些官员们在条文与执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念头，使变法的效果与最初的动机产生了严重的背离，他们将“新法”创造性地推向极端，不仅没有完成安民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扰民这一完全相反的后果。易中天先生说得没错，改革帮了腐败的忙。在理财为名的改革下，改革派里混进了投机小人，名为改革，实则敛财。
基于这些，一场有远见卓识的变革，一个锐意进取的名相，终于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告别政坛，改革偃旗息鼓，神宗和王安石的这场独角戏也最终落下了帷幕。然而，除却内政改革的失败外，这两个男人还给宋朝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
神宗这位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将用武开边、建功立业视为一生的梦想，在这个梦想中，最具体的奋斗目标，就是解决契丹和西夏的问题。他之所以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借此能达到“强兵”的目的。面对这位“求胜心切，溢于言表”的少年君王，两朝元老富弼曾毫不留情地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然而，神宗年轻气盛，不仅完全听不进诸臣的劝诫，还在看到变法派军事家王韶所上的《平戎策》三篇后如获至宝。所谓的“平戎三策”的要旨，就是先取河湟，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最后伺机出兵，一举将其拿下。王安石对此极为支持，并鼓励神宗尽快采取行动。
神宗采纳王安石和王韶的建议，任命王韶向河湟进发。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神宗乘西夏内乱之机，任命宦官李宪为主帅进攻西夏。十一月，北宋军队从灵州之战大败而回。神宗并不死心，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向西夏的桥头堡进发。徐禧在易攻难守的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筑城，作为根据地。永乐城筑成十几天后，西夏便出去全国精兵，与宋军展开殊死搏斗。被困于永乐城中的宋军，因粮草供应不足，且水源被切断等原因，在与西夏军的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事情就像《推背图》中所预言的那样：“朝用奇谋夕丧师，人民西北尽流离”，尽管“平戎三策”并非由王安石提出，但作为变法派的首领，宋朝在灵州之战和永乐之战中死伤的六十多万民兵，始终与他脱不了干系。
王安石在他毁誉参半的人生中，虽然也会因不修边幅和不干不净的脸而饱受责难，但就个人而言，他的个人操守没有人会怀疑，就连他的主要政敌司马光都说：“介甫无他，但执拗尔。”而他在有生之年，之所以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皆源自于他的变法。
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的民族劫难后，无论在感情和理智上，我们离王安石要近得多。对此，黄仁宇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意义才更有说服力。”
但回到封建王朝，这场变革所面临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儒家的传统。当代学者李存山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中挖掘到了最深的东西：“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在那样的时代里，挑战封建传统的变法，注定难以寿终正寝。
或许，对王安石而言，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说的“韶华虽好春光老，悔不深居坐殿墀”才是最好的生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王安石就不会经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也无需承受变法失败的痛苦，但历史必定会寂寥许多。
常识纪：
王安石变法的经济内容
一、均输法。朝廷拨出周转经费，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及时机动购办相关物资，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由政府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或粮食做本，在每年夏秋两收前，以低息借贷给农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到夏秋两季收成后，农民再按20%到30%利率还粮钱。三、农田水利法。各州县兴建的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由官府按实效给予奖励。四、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五、市易法。由政府出资在开封设“市易务”，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六、方田均税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