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一到上海即去见孙夫人宋庆龄,交换了彼此对时局与救亡问题的看法。紧接着,她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国人应速起救国;并表示自己拟将出国时所“积存之时贤墨宝,并香凝个人历年所作画件,举行展览会悉数变价出售,即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同时,她还向各地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和名流广为征集书画作品和捐款,结果很快就收到各类作品1500余件及捐款17750多元。12月27日,何香凝主办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楼大厅开幕。她后来将这次字画义卖所得的2万多元,连同他人之捐款全部用于抗日救伤工作。柳亚子曾在何与他人合画的《傲雪红梅图》上,题有“健儿塞北挥戈日,画家江南吮墨时”等诗句,以此来颂扬这次画展义卖同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关系。
当时,何香凝对蒋介石政府在日寇侵犯面前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极为不满。她在同上海《民国日报》和国闻社记者的谈话中,及在12月19日发表的《对时局之意见》里,都表达了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认为今日抗战救国的积极办法,是实行对日宣战,为此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政治,唤起工农民众共赴国难,对外则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抗击日帝的入侵。她于1932年1月24日又在函中指责蒋介石等:“政府对日问题,则以镇静出之。……惟我虽镇静,而敌之猛攻仍有加无已。”事实正是这样——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翁照垣旅发起进攻。翁旅奋起抵抗还击。29日上午,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向全国各界发出的特急通电中表示:本军“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他同时还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击侵略者。我国为期3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揭启了战幕。
何香凝马上积极开展了援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她于29日下午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主持了“抗战后援”工作会议,向与会者发表演说,并决定立即组织妇女慰劳队和救护队,翌日即赴前线慰劳与救护十九路军将士。30日早晨,何香凝亲率满载着慰劳品、救护用品及一些慰问人员的车队,来到真茹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她当时与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答应尽力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然后,她们又驱车前往太阳庙慰问正与敌人激战的翁照垣部。翁旅长代表全体官兵感谢何先生和慰问队的关爱。何香凝在前沿阵地看到有的战士伤口化脓了也不肯下火线时,就激动地鼓励战士们说:“你们好好作战,保卫国土,我回去一定为你们筹备救伤!”她为战士们穿着单薄衣服坚持在冰天雪地里战斗而感到难过,随后立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于5天内赶制出棉衣3万多套,并马上运送给前敌将士御寒。这令十九路军官兵很感动,他们纷纷表示要为保卫祖国痛击日寇。
从1月31日起,何香凝组织领导的支前救护工作在上海海关公署设立了办事处,并每天坚持前来办公,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她将60名救护队员编为7个分队,分派到指定区域执行战地救护任务;她为了筹集款物,在门边贴出“此处接受热心帮助”的告示,并多次接待与感谢前来捐款和送慰劳品的团体与个人;她要慰劳队从早到晚接受、登记、分配与运送不断涌来的捐赠物品与慰问信;她令难民救护队在租界设立收容站60多处,以收容接待扶老携幼的难民。为了救治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何香凝还与宋庆龄等人联合发起募捐,于2月间在上海公时学校和政治大学以及苏州等地设立了4间伤兵医院,共收容救治抗日受伤之将士约千余人;她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病,多次亲往伤兵医院看望和慰劳受伤的官兵,勉励大家要先安心养好伤,以便出院后好再为国杀敌。过度的操劳很快使何香凝病倒了。当大家恳求她回家休息兼治病时,她却说:“前方将士在浴血抗敌,在为保家卫国牺牲生命,叫我回去闲在家里享福?你们说得出,我可做不到!”何香凝对十九路军官兵抗战的援助支持,一直坚持到5月初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该军奉命离沪赴闽之时。
在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失败后,何香凝于6月间又拿出“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余款5000多元,组建了以东南医学院学生为主体的“东北义勇军国难救护队”,派杨庶誉率领其奔赴热河与辽宁等地为抗战出力。她自己则在沪成立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并以该会主席的名义在《实业日报》上刊出募捐启事,向海内外各界广为劝捐筹款,以便继续组织人力与物资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救国斗争。
何香凝在援助“一·二八”抗战的过程中及此后一段时间里,曾以仲恺夫人、黄埔师母的身份,多次寄诗或撰文激励黄埔军校出身的将校们英勇杀敌。她在《一·二八后寄黄埔学生》一诗中,勉励他们要“追怀祖逖,莫辜负你雄心,速向倭奴痛击!”她又督促在国外的黄埔军人应快速回国,以尽守土卫国之责;她还向蒋介石、张治中等人送过“女褂子”,警示与鞭策黄埔师生出身的将领要奋力抗战,不然则愿“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1年2月下旬,何香凝在到常熟慰问坚持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将士时,曾对张治中说:“将军率兵出征,屡次获胜,一洗前日之耻,我愿再赠将军和全体将士一首新诗”,随即写了一首《赠前敌将士》,激励黄埔出身的血性军人,应不忘抗击日寇和收复失地之责!她在这次劳军期间,又将此诗赠给黄埔毕业的第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并还在送给第八十八师俞济时部的纪念旗上,题书了“国破山何在,光荣血永存”10个大字。1934年8月19日,何香凝在《为廖仲恺纪念日告黄埔同学书》一文中写道:“九一八事件如发生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廖党代表必领导诸同学对日作殊死战,决不使丧权辱国之事与日俱增”;“须知民族国家危亡之日,正是军人流血之时。我想诸同学一定能以事实,对我个人、对革命、对民族的国家,做一个满意的答复。……不是这样子,是不配纪念你们的党代表的。”次年6月18日,她从广州一路护送廖仲恺灵柩北运前往南京举行国葬,抵南京后又对前来迎接党代表灵柩的黄埔将校们说:“当初廖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现改为中央军校)的目的,原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诸位都是手持刀枪,身穿戎服,不知是为国?还是为个人?假如是为国的话,那末现在已是国破家亡的时候,诸位清夜扪心,能无愧乎?”何香凝的上述话语句句千钧,一直警醒、激励与鞭策着黄埔将校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战火中,为国浴血奋战而不怕个人牺牲。
何香凝在带领沪上广大妇女投身抗日救亡,及策励黄埔学生将校们奋起抗战杀贼的同时,又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应开放民主,以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救国斗争。她当时经常痛斥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同法西斯反动统治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为表达和排遣心中对蒋介石集团忙于“剿共”内战而对日寇入侵却不抵抗的愤懑,何香凝于1932年5月约集一些老友组成了“寒之友社”。几个社友常在一起吟诗作画抨击时弊,以抒发崇高的爱国革命情怀,及排泄胸中对蒋介石政府的愤恨。何香凝本人这几年的绘画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画的几乎都是寒冬开花、傲雪芬芳的菊花、腊梅、青松、劲竹等,以表明其敢于抗击当局政治寒流的志节和高昂的救国革命精神。
当时,何香凝还大力支持宋庆龄与蔡元培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各项活动。为此,她特别一再呼吁国民党南京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并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民主权利,以唤起和组织广大民众进行抗战。在1933年3月28日廖承志和罗登贤等人一同被上海市公安局非法拘捕后,何香凝更决心要通过尽力营救儿子一事,来推动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廖承志于4月1日获释后,她第二天就为营救像儿子一样的革命志士,又再次给国民党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所有“政治犯”。
这期间,何香凝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努力动员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以武装自卫战争将日寇驱逐出中国的伟大号召,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涨,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934年春夏间,她和宋庆龄等在沪发起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自会”)。4月20日,她俩领衔签名,以“武自会”的名义发布了由中共中央草拟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该纲领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实行全体武装总动员和全体人民总动员,以开展全民族的自卫战争,并联合世界上一切同情与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对敌,及没收日本在华之财产及一切卖国贼的财产,拨作抗战救国之用,以利于最后战胜日寇。它发布后很快获得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与广泛同情,一时签名赞同者达10多万人。“武自会”在6月20日发布的《对日作战宣言》中,提出要排除抗战中的不抵抗主义、依赖“国联”调停、亲日政策、建设救国思想和失败主义等思想障碍,切实建立起各界人民的抗日团体,实行不分男女老幼的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者出粮,有力者出力,各尽其所有,一切为着抗日的神圣战争!”
在1935—1936年,何香凝一直支持、指导与帮助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开展各项工作,并先后参与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建与领导工作。这几个抗日救国团体,都主张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全国一切救国力量,保障我国领土完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完全独立和解放等为宗旨。它们的出现以及全国各地其他救国会的相继成立,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涨的突出特点与重要标志。
何香凝当时为抗日救亡运动勃兴而奔走呼号的言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扬和称颂。毛泽东在1937年6月25日给何香凝的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