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广东及其邻省民众运动的广泛开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积极领导和大力赞助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方面，分别作出了重大贡献。
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指出，“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我们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不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成为大力扶助工人革命运动开展的杰出领导人。
廖仲恺在共产党人的紧密配合下，重视从政治上提高工人的觉悟，并切实注意在广大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以培养和壮大其骨干队伍。他领导的工人部通过开办工运讲习训练班、劳工学校、工人演讲比赛会，及进行工人党员情况调查等项工作，来教育培养工人群众并从中选拔工运骨干人才；他本人经常出席各种工人集会并发表演讲，“以达宣传党义于工人之目的”，而“收训练党员骨干之实效”。这些工作取得明显效果，不少工人因此而要求加入国民党。据统计，国民党“一大”后，仅广州油业工人在两个月里就有800余人要求加入国民党，而沙面洋务工人在1924年7月的罢工斗争中，则有900余人成为国民党的新党员。
廖仲恺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致力于统一广州工会组织的力量，并扶助建立工人的武装组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为克服粤省劳工团体之涣散状态，进而建立指导工人运动的统一机关，特于1924年3—4月发起组建全市工代会的劳工统一运动。这一号召得到了各工团的赞同与支持，全市130多个工会和团体很快就选出代表1100多人。5月1日，廖仲恺主持的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时，孙中山亲临大会祝贺并演讲。廖也在会间几次发表演说，勉励工人们从今日起组织一个大团体，作国民之先锋站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他还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广州市工代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有利于其此后直接指导广大工人团结一致，联合去干国民革命。为使已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手中掌握实力，廖仲恺这期间又以省长名义批经费给广州市工代会，促使其在8月底组建成立了广州工团军。这一重要举措有利于广东工人武装的扩充及其革命运动的发展。
廖仲恺与何香凝大力支持广大工人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罢工斗争，以期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1924年夏，江门油业工会、香山集贤工会和小榄理发工会的工人，先后奋起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些罢工皆遭到当地行东厂主及其爪牙商团军的打压伤害。他为此发出电函，指斥江门与中山两地商团军蹂躏工会、摧残劳工的行径，实为工人之大毒，要求广州革命政府“依法严惩江门油业行东及商团，以为惨杀劳工者戒”；他又指令香山县长李根仙：应即行究办越轨行凶的米商行东及商团军头目，并马上释放被拘的理发工人。同年7月，沙面全体华工为反抗租界英法工部局颁布“新警律”的总罢工发生后，廖仲恺领导的中央工人部和广东省政府，大力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声援这次罢工斗争，终使沙面英法工部局屈服，于8月12日同意接受取消“新警律”、全体工人复工后补发其罢工期间的工资等要求。次日为庆贺这一胜利，廖何伉俪一同出席了工人部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的欢送罢工各工友返工典礼。何主持欢迎会，廖则在大会上对数千工人发表演说，强调工人与国民党合作之必要，并要求各工友于第二天下午准时复工。
1925年6月，广东爆发了省港工人大罢工斗争。廖仲恺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的双重身份，始终大力支持中共领导的这场反帝斗争：为了解决众多罢工工友的食宿等问题，他以工人部的名义封闭了广州市的赌馆、烟馆、公产、敌产，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又请财政部每日发给罢工委员会1万元经费，并要广州市和各县尽力集款援助罢工工人；他所领导的广东各界对外协会，曾议决通过了多项支援省港罢工的决议案；他支持并协助罢工委员会建立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对香港实行水陆封锁和维持广州的治安。这就从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保证了省港大罢工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廖仲恺还特别从政治方面支持与指导这次罢工斗争。他在讲话中多次肯定和称赞这次罢工斗争，指出它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事”，“最大之目的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争取民族的胜利！”他经常为罢工委员会出谋划策，建议并支持它实行“特许证”策略，单独抵制与封锁英货入口。这既孤立了英帝国主义，又解除了广东经济上的困境，并争取到工商界人士同情与支持罢工，从而保证了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
何香凝也为省港大罢工斗争的胜利做了不少工作。她6月23日不仅参加了廖仲恺主持的广州市民反帝大会及其示威游行，而且还在当天下午“沙基惨案”发生后，亲率光华、贫民等医院的医生护士，到现场救护受伤的工农兵群众。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何香凝尽力解决了由港返省女工姐妹的生活与工作问题：她一方面发动妇女部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同仁，积极为她们向各界发起募捐活动，从经费上接济女工的生活；另方面她又设法成立了“工读传习所”，内分车衣、洗衣、制草鞋三部，组织女工们日做工，夜读书进行生产自救。这有利于整个罢工斗争的进展。
总之，廖何伉俪尤其是廖仲恺全力指导与支持省港大罢工斗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参与领导这次罢工的邓中夏后来说：“自省港罢工发生后，廖先生尽其力之所及以援助罢工工人”；“假若当时不能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月便要倒台。”省港罢工委员会后在悼念廖仲恺的文章中，也肯定并称颂他“尽了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无产阶级，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其次，廖何夫妇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广大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廖仲恺在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时说：“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如农民不集中于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始终关注着农民组织与武装起来的问题，曾于百忙之中多次深入农村支持各地组建农民自卫军，并号召农民从速组织农民协会。
1924年5月，廖仲恺在彭素民等陪同下，亲至南海县参加南浦乡农民自卫军的成立典礼，并在演说中希望农团军为农民大众的解放努力奋斗，在国民革命中起先锋作用。他稍后又大力赞助广州农讲所学员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同年8月间，廖仲恺在出席香山县大黄圃农民代表大会，并对万余人演讲《农民解放的方法》时，强调农民兄弟要解除所受的痛苦，就要自己起来组织一个真正的农民协会！在他的关怀下，香山县于一个月后就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番禺、顺德、南海、花县、东莞、宝安、广宁等县，也先后办起了农民协会；全省各地到1924年12月已有农会47处，会员达18万余人。随着广东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到1925年4月广东已有22个县农民协会，会员增至21万多人。为了将各县农民协会的力量联合起来，廖仲恺以主席团成员身份参与主持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5月1日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他在会上演说时指出：国民党与工农利益是分不开的，甚望广大工农今后与本党共同努力，去实行国民革命。在他的关怀支持下，与会的农民代表一致通过了实现农工大联合、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七项议案，并决定在广州成立全省农民协会，以更有组织和有计划地进行统一的共同奋斗。廖仲恺在会后担任了广东省农民协会顾问，经常指导全省的农运工作并支持其开展革命斗争。
廖仲恺坚决援助广大农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主张打击农村中袒护土劣的封建势力与不法军人，以切实保护乡村农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1924年冬，他曾以农民部长身份致公函给中央直辖第三师师长王天任，令该部立即释放被押的番禺县夏园乡农协会员徐基等三人；他曾大义灭亲，要求代行帅职的胡汉民转令广州市公安局，逮捕买凶杀害一区农协会长林宝宸的崇文两堡联防总局局长彭础立（廖之妹夫）及副局长苏春荣，予以究办。廖仲恺还于12月几次代孙中山草拟帅令，申斥广宁县长蔡鹤朋及当地守军师长梁鸿楷部袒护民团、听任土豪劣绅横行的错误行径，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广宁县农协会的减租斗争；他当时又责成彭湃、廖乾五等亲率大元帅府之铁甲车队和卫士队驰赴广宁，协同当地的农民自卫军一举平定了地主民团的武装骚乱，从而保护了广宁农民协会免受农村封建势力之摧残。
此外，廖仲恺十分注重充分发挥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大力支持广大农协会员积极参与援助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及协助政府军讨平滇、桂军叛乱和进行统一广东的战争等重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同时援助他们广泛地开展减税抗捐、反抗地主土豪的高利贷，及维持地方治安、兴办农民学校等活动与斗争。
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廖何伉俪尤其是何香凝还开辟了中国劳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1924年3月初，廖仲恺曾在执信女校作了《国际妇女日之性质》的演讲，专门介绍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来历及其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指出“中国的男女不平等，比别国特甚”，“妇女问题之能否解决，当视女界之奋斗能力如何以为消长！”何香凝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前后，不仅通过组织我国劳动妇女参加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经常召开女党员大会与国民党员家属恳亲会，及创办刊物与剧社等宣传工作，来启发广大女同胞认识自己的地位与力量，奋起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而且她还在中共党员的支持帮助下，努力为广大妇女排忧解难，积极培养妇女运动干部，大力统一妇女运动，及动员与支持妇女大众实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解除劳动妇女之病痛，何香凝等于1924年6月筹款创办一所“国民党党立广州贫民医院”，并亲主其事；该院本着救死扶伤和关爱生命的精神，曾为一批批的贫民及产妇施医施药。为培养妇运骨干人才，她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和广东省两妇女部，先后开办了中国妇女运动讲习所和妇女运动人员讲习所，招收各地的女学员150余人入所受训，并要她们毕业后返回原地指导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为更好地组织与发动广大妇女投身于革命斗争，何香凝于1924年底至次年初积极参与了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并任该会总务部领导人，大力发动妇女投身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运动。她还在1925年11月的广州妇女联欢大会上，建议发起成立广东各界妇女联合会，以谋全省妇女解放运动之统一。这项工作在中共党员蔡畅、邓颖超等协助下进展颇为顺利——广东省妇联于1926年8月6日宣告正式成立。它以集中妇女的革命力量，参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作为今后妇女运动的首要目标，广东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人身自由和各项权利，何香凝主持的中央与省妇女部，还在恳请广州革命政府制定妇女运动条规、解救被贩卖拐骗之妇女、保护妇女婚姻自主与维护女子人格，及开办妇女补习学校与贩卖合作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为广大受压迫妇女伸张正义并维护其正当权益的活动，大大鼓舞了她们投身国民革命斗争的政治热情。
在何香凝及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与省妇女部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并成为其中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如在广州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何香凝曾亲率高恬波、唐允恭等人，分别前往惠州、虎门及南路等地劳军；省港两地的1000余名女工友，一面坚持进行反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斗争，一面又组成了妇女运输队和救护队，有力地支援了东征军；一批从中央妇女部开办的国民党妇女救护所毕业的学员们，则积极地参与了讨伐叛军的战地救护与宣传工作；东江与南路各县的广大妇女同胞，当时也就地担负了向导及为革命军运送食物等工作。所有这些皆大大鼓舞了东征军克敌制胜的士气。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何香凝任所长的“党立军人家属救护员传习所”的部分毕业生，分别组成了北伐女子救护队和宣传队随师出征，她们奔赴在湘、鄂、赣北伐前线，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及宣传鼓动工作；中央与省市妇女部则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协助下，共同组成了由何部长领导的“欢送北伐军委员会”，热烈欢送每批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将士，并向官兵们赠送了上缀青天白日党徽、下书“铲除军阀”四字的纪念旗。1927年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后，何香凝与宋庆龄又在汉口组织成立了“北伐伤兵救护会”，专事前方伤病员的救护及其在后方的医疗工作，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北伐战争。显然，北伐战争的胜利也有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与支持的一份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