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一个作家研究生班。我和我的朋友何镇邦教授被任命为这个班的总导师，并担负教学工作。我给这个班的学生开了“创作美学”课程。这个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李本深、刘恪、肖亦农、杜远、萌娘、白冰、何首巫等当前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其中有些人，如莫言、刘震云在当时就已成名，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在学习期间和毕业后才逐渐成名的。因为学生中有这么多的“能人”，所以不敢懈怠，无论是对所讲题目，还是对具体内容的阐述，都认真思考过，是下了一些工夫的。文学创作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对所讲的问题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据，又有新见；既讲中国自己的文论，也涉及西方的新学派新论点；既讲理论，也分析作品；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学生已发表的习作；既介绍别人的观点，有时也谈论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感悟。讲稿写了满满的五个硬皮笔记本。此后十年间我给本校硕士生上课，就在原讲稿的基础上不断地修改，每次都补充一些新的内容。在经过十遍的讲授之后，感到那内容逐渐得到充实。1998年春，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教师最经常的工作就是给学生上课。如果上课有心得有体会，单篇整理出来就是论文，整门课的讲义整理出来，就是专著了。我的几部著作都是这样产生的。
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奥秘，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都认为它是世界上各种奥秘中最神秘不过的秘密。它是一个“黑箱”，人们可以猜测，却无缘亲睹，或做实验。我读过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一篇题为《艺术创作的秘密》的文章，他认为创作的事情是与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理解所有存在之物，就如同山、水、江河、海洋、大地、花鸟、树木等事物，它们是自然的存在，我们可以面对事实，观察它们，研究它们，它们最终都可以被我们所理解。文学创作则由“无”到“有”。从一个作家那里，从空无中突然“冒”出了传世之作，这简直不可思议，是最神圣的、最神奇的、最令人敬畏的事情。我们每天都看到许多书籍，其中包括许多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剧本集，它们摆在书店里，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其中会有一些集子流传下去，千百年后还会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神奇的。你想一想，大约在230多年前，有那么一个中年人，他住在香山脚下的正白旗，穷困潦倒，“举家食粥酒常赊”，每天写出有限的字句，积十年之久，写出了八十回小说，叫作《石头记》，又叫《红楼梦》，小说未写完，他不幸去世了。但是他战胜了时间，他完成了我们大家都完成不了的事情。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200年后，他会成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不胫而走，进入寻常百姓家。他作品中的人物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或成为我们一生难忘的仇敌。还有许多称为“红学家”的人，成日痴痴迷迷地研究他的小说乃至他的家世，连他的祖先也沾了他的光。作家这种人不是天天出现的，传世之作和印刷的数量也不会成正比。多少年才冒出这么一个真正称得起是作家的人，多少书籍中才会存留下一本。这难道不神奇不稀罕不神秘不令人敬畏吗？我深知我的研究对象是如此的神秘，所以不得不严肃认真，不得不小心翼翼，不得不竭尽全力寻找可行的切入点，不得不多征引那些大家的论述，不得不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展现给大家。
我对文学创作的总看法是：创作对作家而言，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平静的波澜不兴的过程，恰恰相反，心理风暴伴随创作的始终。在创作过程中，心内总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在涌动。它是最客观的，又是最主观的；它是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它是自觉的，又是最不自觉的；它是清醒的，又是昏迷的；它是自我，又是他人；它是作者出于“在”的状态，又是“不在”的状态；它需要动情，又需要冷静；它需要放纵，又需要控制；它需要感性，又需要理性；它需要形象，又需要逻辑；它需要如实的情境，又需要诗意的幻想；它需要熟悉的，又需要陌生的；它需要儿童般的天真无邪，又需要成人那种丰富的知识；它需要母亲般的温情，又需要父亲般的深刻；它需要梦幻般的灵感，又需要文字和语言的技巧……创作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对立两极之间紧张关系的持续不断的加剧和最后的艺术解决。
作家的创作谈多半靠不住。因为作家在聚精会神创作之际，他不是活在平凡的世界里，他活在他的对象里。如曹雪芹正在描写凤姐之时，他是用凤姐的眼睛在看，用凤姐的耳朵在听，用凤姐的头脑在思考，他身处大观园中，他和那些公子小姐丫环太太在周旋。等他把作品写完，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梦一般的世界，他怎么能谈他怎么写呢？一个活在四面是墙的房子里的跟一般人一样凡庸的人（作家）怎么能说得清楚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呢？你在“不在”中如何讲得清楚“在”时的事情呢？所以本书虽然也引用了一些作家的创作谈，但始终不完全依靠创作谈。
我自己也有点创作经验。1980年我和我的妻子曾恬合作，完成了“短”的长篇小说《生活之帆》，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秦兆阳先生审的稿，他对我们的习作满口称赞，小说的社会反响也不错。可惜我当时忙别的事情去了，没有继续写下去。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这部小说我的自评是半是成功半是失败。我还写过一百余篇散文。也许正是这一点点创作体会使我有勇气面对这与神的观念相联系的对象，我的些微的体会则隐含在我的讲稿中。
“创作美学”无疑是一门值得为之付出精力的学问。我的这部书所讲的只是其中若干问题，不够全面，而且其中必然有肤浅和疏漏的地方，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著者
200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