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都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很会寻找机会，作为商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
——著名经济学家 钟朋荣
传统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由于企业规模小，传统产业多，千家万户过独木桥，资金实力的不足导致规模优势缺乏，其后果是越来越难以适应商务成本逐渐抬高的压力，想在市场立足不是件易事。浙江民营企业需审时度势，重整旗鼓，要改变投资创业取向，尽快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等“朝阳产业”，争取在这些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分享到更多的实惠。由浙江民营经济研究院在3000家浙江民营企业中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以富有活力著称的浙江民营企业，正在面临新的成长难题。业内人士认为，浙江民营企业遇到的难题，很大程度是出于对过去发展路径的“锁定”，由于这样的“锁定”，市场的敏锐、创业的冲动等活力因子，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惰性”的挑战。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对浙江企业在上海的调研报告显示，从2007年至今，面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新形势，浙江企业进沪创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重新洗牌。
一、“妖魔化”竟成浙商难以摆脱的梦魇
在许多人眼里，浙商就意味着商机和财富，浙商成了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然而翻阅近年来发生在浙商身上的许多风风雨雨，我们却又清楚地听到这一群体的痛苦呻吟。随着山西省规定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的决定，一些浙商开始感受到严冬的来临。他们担心，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甚至在一些舆论的扭曲下，浙商炒煤团又会面临着以前炒房团一样的命运。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一度被称为财富风向标的浙商为什么成了弱势群体，在一场场政策变化中成为了受害者。
1.“妖魔化”竟成浙商难以摆脱的梦魇
浙商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主导力量，它的魅力光芒四射，许多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一直把它当作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对象。尽管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研究的方向不一样，但是对浙商的财富权力研究总是不能错过的。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组数据：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排名全国前十位的浙江民营企业增加到5家，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GDP总量已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
尽管如此，如今仍有一部分浙江商人同样延续昨天成长的轨迹，进行走私、制假、售劣等违法活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物资缺乏，很多胆大的农民商人可以在走私、制假、售劣中捞取到第一桶金，然而，中国开放的今天，物资已经很丰富，再走私、制假、售劣等不仅不会发展自己，而且还会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品牌。为此，浙江商品曾一度被世界消费者认为是假货、仿冒的代名词。
不过，话又说回来，浙商敢闯的精神使其能够在世界的商帮中迅速崛起，他们能将劣势化为优势，就是他们当年将走私、制假、售劣的商品贩售到全国各地的同时，便开始编织起一张张辐射全国的销售版图，在这样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专业市场出现了，浙江成为全国日用小商品、轻纺及机械加工产品的物流凹地，年物流超过百亿元的市场比比皆是，流通带动了乡土企业的成长，而市场与企业的两轮驱动，则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积累，这样的演进一直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以后，从流通中赚取到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沉淀到了实业之中。
据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400万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万，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外创造财富。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几乎等同于浙江2004年创造的经济总量。从“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浙商凭借着强大的财富权力开始在全国版图布局。
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当浙商被世界媒体高度认同时，浙商的负面报道就接踵而来，特别是21世纪之初，温州炒房团兵败上海，炒煤团山西受困，浙商海外投资受阻，一系列的报道开始质疑浙商的辉煌成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浙商引发的这些行为成了预测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风向标，但是，作为民营经济的主导力量，对浙商的质疑无疑给中国的商帮带来一些困惑。确实，在一个个财富奇迹中，浙商也渐渐被披上神话的外衣。然而，似乎应了中国那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所有聚光灯照在浙商身上，有关浙商的负面报道也多起来，当这种负面评价风行起来后，“妖魔化”竟成浙商难以摆脱的梦魇，伤痛也接踵而至。
2.本来是双赢的战略中，浙商却面临着投资环境的困惑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12个省、市、区不断加大招商以及对浙商的服务力度。因此，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成了浙商争相追逐的对象。但西部一些城市物流条件较差、消费观念相对落后也是浙商要正视的问题。
确实，浙商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力量，使得近年来到浙江招商引资成了许多内陆省份的首选。与浙江省相比，国内许多省市在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硬环境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国内各地为浙商提供了丰厚的创业土壤，不但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是带去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带去了以创业回报社会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一向以资源富省著称的贵州和青海，成了浙商在西部投资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浙商在贵州累计投资240亿元，2005年实现销售额300亿元。矿产开发被浙商列为在贵州投资产业第一位。对不同产业，贵阳有不同的优惠政策。如投资现代医药产业，可获得低价或无偿提供40年土地使用权。而在浙江青海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双方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及矿产资源开发、服务业等17个合作项目，合同金额近40亿元。2005年，浙商在青海实现销售额156亿元。甘肃和新疆是浙商在西部投资产出最高的省区之一，2005年的销售额分别达到了1500亿元和1000亿元。新疆昌吉州（州府昌吉市距乌鲁木齐市中心35公里）到浙江招商时，开出非常诱人的条件：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工业用电价格低廉，为0.28元/千瓦时。此外，税收减免、低价转让产权等也多次成为新疆赴浙江招商的“法宝”。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云南和广西成为浙商投资的热点。浙商在云南的投资也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辐射地州县的格局。投资领域也得到拓宽，从原来的商贸、旅游、加工制造、房地产等产业，拓展到水电、矿产开发、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而在浙商人眼中，广西就像聚宝盆。一些浙商开始热衷于到广西各口岸和越南人做外贸生意，还有的热衷于投资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广西有500多家国有企业正在实行股份制改造，80多个县城改造，浙商参与的机会很大。但一些地区“法治环境”较差，不少浙商吃了苦头。确实，在这场本来是双赢的战略中，浙商却面临着投资环境的困惑。在外地投资的浙商中间，“开门迎客、关门打狗”是一句经常可以听到的话。而令浙商感到自己弱势地位的是，这些“打狗”的人往往是当初热情欢迎他们的地方政府。
浙江商人朱志跃就面临着“骗子没骗走钱，政府却让他们陷入绝境”的困境。在一家吉林公司的相邀下，在当地政府的欢迎下，朱志跃筹资300万元准备参加山东省定陶县的企业改制。但还没等他来得及参与其中，这家吉林公司就出了问题，企业改制没能进行。然而当朱志跃要求取回存放在当地财政局的300万元时，当地政府却以此案还没有彻底查清为由长期占有这笔资金。即使在当地公安局已经出示证明，认为这笔资金已查明是属于朱志跃的，理应尽快归还当事人时，县政府依然强占着这笔资金不返近8个月，使得朱志跃每天面临银行巨额利息，几乎陷入了绝境。而在地方政府面前，浙商几乎都是处在无可奈何的弱势地位。
据中部某一省份浙江企业联合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随机调查的60件企业投诉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达33起，其中属于政府部门契约、信用观念不强和承诺不能兑现的达20起，占这类投诉的60%。
3.浙商的“炒房团”成了社会各界抨击的靶子
素有“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投资的风向标，他们朴素的市场直觉常常比任何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都更具敏感性，温州资金指向哪里，财富神话就会在哪里上演。随着“组合拳”出击，昔日名噪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如今去向何方？他们被套牢了吗？还是已经早早脱身？抑或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过去的一幕幕不断强化着人们对温州炒家的追随心理，使得温州“炒房团”的去向成了资本市场如今最引人关注的热点。不少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温州购房团利用资金优势操纵市场，会制造出偏离市场实际的虚假供求关系，政府必须出手干预，否则会给市场带来极大不安全因素。在新一轮房产调控之初，牟取暴利的房产开发商并没有受到舆论谴责，相反，浙商的被“炒房团”却成了社会各界抨击的靶子，并最终导致“封杀”命运。
在温州的炒房团遭到公众批判的时候，特别是2004年4月初，温州市政府叫停了温州大规模的“炒房团”。随后“炒房团”事件就陡然白热化，一般事实类的报道迅速让位于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其后，各地传来了对炒房团封杀的消息。另外，随着房地产领域“国八条”新政策的出台，舆论纷纷把矛头指向“炒房团”，甚至有人说：得盯紧温州人，别让他们再把别的市场搞乱了！在这种氛围下，温州“炒房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于温州商人的“炒房团”，实际上，从1999年开始，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间资本就开始进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并开始逐渐形成规模。2000年前后，温州购房者的身影开始在一些媒体上若隐若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2001年8月，第一支火车购房团前往上海，2001年10月1日，第一支飞机购房团前往上海。由此开始，杭州、上海等地的房价一路上涨。至此，温州购房团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频频亮相，并在他们开赴一座座城市的脚步声中不断激起越来越炫目的炒房热潮；2003年下半年，随着中国楼市进入价格飞涨的疯狂期，大小媒体也同时进入了“言必称温州购房团”之时。神秘买家满天飞，骇人内幕连响炮，报道再报道、转炒再转炒，几近沸点。为此，浙商的“炒房团”却成了社会各界抨击的靶子，从而遭到媒体的批判。
反观温州的“炒房团”，特别是在温州“炒房团”风潮的前前后后，无论是热情讴歌的“天使派”，还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细致入微的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概念化、情绪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嚣。随着房地产领域新政策的出台，媒体和公众舆论纷纷把矛头指向“炒房团”，从而加快温州“炒房团”走向没落，尽管许多人对此并不服气，许多浙商说，我们都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市场行为。如果说，这些行为中存在什么问题，那也是政策、法律本身存在问题。现在温州人炒房是真的，温州人炒房发了财是真的，温州人炒房被推波助澜地夸大、被别有用心地操纵、被所需地异形化也是真的。然而一个不变的现实是，浙商几乎已在这场声讨中败下阵来。
二、浙江商人面临接班危机
子承父业是中国商界的传统，但一些浙江老板发现，他们的子女们并不打算回来继承父辈的产业。不少中小企业，正面临着传承危机。一项计算显示，浙江至少有300万个老板。官方统计表明，这里大约有160万个体户和50万个民营企业，每个民营企业按照3个股东计算，加起来就超过300万个老板。他们一年创造着上万亿元的产值。浙江80%～90%民营企业是家族产业。这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60年代就开始创业的老板，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浙商，如今大多四五十岁，少数已是60岁左右。对于他们来说，寻找接班人，可能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事。因此，“浙商第一代接力棒交给谁？”
1.从一个真实的案例谈起
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民营企业接班人的问题时，总是会涉及大企业如何完成代际交替，却很少关注中小民营企业以及那些资本实力具备相当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的接班问题。其实目前，在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有不少老板的子女都不乐意接班。并且，民企第二代拒绝接班的现象已越来越多，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里，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
刚过晚上9点，姚海山一边走出教室，一边打开手机。手机上立即显示出一条短信：“你爸爸遇车祸病危，速回！”姚海山顾不上返回宿舍，把书包交给一位同学，只说了声“家里有急事，代我向老师请假”，就快步走到校门口，直奔机场。10点半后，姚海山终于赶到机场，却发现飞往省城的最后一班飞机已经停止检票。只好在机场宾馆住下。姚海山和衣躺在床上，相信父亲一定能度过危险期，但仍有一丝不祥的兆头在脑际浮现。
（1）艰难创业，功成名就。
姚海山的父亲姚昌平，浙江省著名民营企业姚氏集团的创始人，1956年出生在杭州郊县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1979年开始与二弟姚昌凡承包本镇的农机厂。1980年，姚昌平看到汽车零部件的商机，专心生产传动轴产品，供应进口汽车维修市场。由于姚氏兄弟一开始就重视产品质量，产品很快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随后，姚氏兄弟开始生产万向节等汽车零部件产品，还有部分产品出口。到1991年，姚氏兄弟领导的郊县汽车零部件工厂年销售收入过亿元。
1993年，郊县汽车零部件厂改制为“姚氏实业有限公司”，姚氏兄弟劝说在大学教书的三弟姚昌新加盟，三兄弟在公司占有70%的股权。在当地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姚氏实业快速成长起来，除原有的汽车零部件业务外，经营范围逐渐拓展到厨房电器、低压电器、炊具产品、服装加工和房地产开发等。到1996年，姚氏实业更名为“姚氏集团”，姚昌平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两位弟弟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集团下辖5家全资子公司：汽车零部件公司、厨房电器公司、炊具产品公司、服装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年销售收入达到10亿元。
1998年，姚氏集团在三弟姚昌新的建议下，把低压电器公司和服装公司出售给当地的竞争对手，关闭了房地产公司，集中资源于汽车零部件、厨房电器和炊具产品。兄弟三人分别掌管三大业务：姚昌平负责汽车零部件，姚昌凡负责厨房电器，姚昌新负责炊具产品。之后三大业务都获得迅速发展：汽车零部件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2001年公开上市；厨房电器公司在1999年与法国某著名企业合资，引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炊具产品公司在全国建有庞大的分销售体系。
到2006年，姚氏集团总销售收入接近100亿元，一项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三项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除姚氏兄弟三人外，集团引进了大批的职业经理人，形成了当地有名的经理人团队。
（2）掌门人不幸去世。
第二天上午11点，姚海山抵达杭州，坐上三叔派来的车径直向医院奔去。下午3点，父亲苏醒过来，轻轻地叫着“小山”（姚海山的小名）。姚海山俯过身去，只听到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你要，好好地照顾你妈妈，要把……把姚氏集团传承下去。”之后父亲又昏迷过去。晚上7点多，姚昌平去世了，姚海山也进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虽是姚昌平的独子，但对做生意并不感兴趣。除了高考结束后的暑期在集团企划部“玩”了一个月之外，姚海山几乎就没有去过公司。他的兴趣在艺术上，尤其是现代抽象派艺术，这也许是受母亲的遗传。对于父亲临终前所交代的两件事，姚海山相信“照顾妈妈”他肯定能做到，能做好，但对于“传承姚氏集团”，他能做到吗？姚海山一片茫然。
浙江省著名民营企业姚氏集团创始人姚昌平的突然病死，对于姚氏集团未来的发展何去何从，这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姚氏集团这个案例中的三种情况：
第一，出售。姚昌凡建议出售，他认为：“把姚氏集团出售也不失为一个方案。姚氏集团业绩突出，市场竞争力强，对外出售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价钱。做生意就是做买卖，产品可以买卖，公司也可以买卖。与我们合资的法国公司两年前就提出过收购姚氏集团的建议，姚昌平和姚昌新都不同意。前两天，他们的中国区总裁又打电话给我，重新提及收购之事，出价比当年高30%，希望我们考虑。”
第二，分拆。姚昌凡建议分拆，他认为：“把集团分拆成三大块，我们三人各自拥有一块，自我发展。”
第三，传承。姚昌新建议传承，他认为：“姚昌平的经营权应该由姚海山来继承，我们两个共同扶助姚海山，把姚氏集团继续发展下去，实现姚昌平的家业常青梦想。姚海山对商业不感兴趣，这并不要紧。其一，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其二，姚海山做事很专注，一旦他决定下来就能做好。其三，姚海山有商业天赋，当年他在企划部帮忙时就表现出来了。不出5年，姚氏集团又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为此，笔者不赞成出售，因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姚氏集团出售肯定卖不出好的价钱；笔者同样不赞成分拆，理由是如果姚氏集团一分为三的话，实力将大大减弱，这对参与市场竞争非常不利。对此，笔者比较赞成姚昌新的看法，姚海山应该传承姚氏集团，原因是：姚海山不仅具有浙商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的独特因子，而且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来传承姚氏集团。反观姚氏集团的创始人，概括起来，即为超前的市场观、精明的经济观、强烈的效率观。
笔者赞成姚海山继承父业还有如下理由，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案例：
2003年1月，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有“新晋商”之名的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仍在澳洲留学的李海仓独子李兆会迅速返乡，被海鑫集团董事会全票选举为董事长，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传承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特例。而临危挂帅、刚年满22岁的李兆会不仅以稚嫩的双肩挑起了父亲留下的事业，而且创造了令人称奇的成绩。4年过去了，李兆会以海归派新作风，全面掌控海鑫集团，展示出晋商新一代的力量和风采。
作为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从李兆会“临危受命”接班开始，已经取得不错的业绩，对于姚海山来说，他的情况跟李兆会非常相似，笔者认为姚海山比李兆会更有先天的优势，那就是浙商强大的抱团能力和重商主义精神。另外，笔者在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继承问题进行调研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第二代继承者已经浮出水面。
2.浙商，已经站到了传承的岔路口
“临危受命”和“勉强交接”，这已成了众多中国家族企业在交班换代时的客观写照。因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总是太能干、太强势，总想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才把经营权传给自己的第二代继承人……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又由于中国家族企业向来没有公开讨论和制订接班人计划的习惯，对身后“托孤”之事一向讳莫如深（甚至是不成文的禁忌）。曾有专家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来形容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于是常常看到家族企业家一面竭力回避接班人的敏感话题，一面又不得不为之深夜辗转难眠……
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问题，DDI公司的《全球领导力预测》研究显示：“中国在未来两年内将面临7万名高级管理人才的缺口，高达89%的家族企业难以找到合格的高层接班人，一旦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出现什么意外，企业的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复旦复华前“掌门人”陈苏阳遭遇空难，大家才发现居然没有候任的总经理。一时间公司“群龙无首”，勉强集体领导。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意外身亡，远在澳洲学习的儿子李兆会中断学业回国接班，靠多名“开国元勋”扶持勉强支撑。为此，接班人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家族企业一个要命的大问题。李嘉诚、李兆基、郭鹤年，他们都是亚洲经济繁荣的领军人物，是亚洲从“二战”后的贫困走向今天全球经济发动机这一转变过程中崛起的亿万富翁。在公众的瞩目下，这些亚洲巨富们三天两头地凭借惊人的个人财富或并购交易登上知名媒体的头条，与此同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摆在人们的面前：他们不再年轻了，大部分都过了古稀之年。今日的亚洲巨富总要将手里的权杖交给后辈，但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经历，这种承接能成功吗？确实，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后，家庭企业的创业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企业发展的延续性，从而在适当的时候，将权力移交给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以使家族企业永续地发展下去。事实上“子承父业”历来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财富继承的首选，但目前一项针对浙商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在极为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上，浙商所显示出的理性与开明之外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因为一些企业家的子女并不愿意接班，甚至有人对接班持明显反感和拒绝的态度。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年龄大的已近70来岁，一般的60来岁，年轻的也超过了50岁。新一代浙商接班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必将在接下去的10年时间内，成为浙商群体中的一个大潮。尽管企业的接班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集团，但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和那些具备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的接班问题却未能引起重视。
自从2004年9月被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录取为研究生后，汤元宋就每天往返于学校和蜂鸟社区之间。在蜂鸟社区，他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这是父亲给他的礼物。而千里之外，他的父亲正在“中国印刷城”——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为自己的企业寻找着接班人。汤元宋是龙港镇汤家烊村出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学生。汤元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前程：是继续在北大读博、出国深造还是去外企磨砺？他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有自己的兴趣和发展计划，不会考虑回去子承父业。
汤元宋不继承父业的想法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外面人说温州人天生敢闯，但汤元宋的父亲却认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其实心里还是很羡慕铁饭碗，希望儿女们有稳定的生活。和汤家相距不远的苍南县城灵溪，温州康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徐余听也正为接班人的问题发愁。徐余听有个梦想：带妻子去西藏感受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必须找到企业的继承者来管理这个刚刚投入几千万元的企业。他有四个孩子，这在当地同龄人中是少见的。30岁的女儿和28岁的儿子都在教书，老三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规划院工作。老四在上大二，却根本无心继承父业。他只能寄希望在28岁的外甥身上，但这么大的企业不能拿来开玩笑，更不能随便交给外人管理。他还在股东的孩子中选择后继者，甚至想要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帮他打理公司。但股东的孩子有的也不愿来经营，有的资质不够，其余家族股东则不太赞成请职业经理人。就这样，50岁的徐余听只得暂时搁置梦想，继续支撑着。
《华尔街日报》认为，在破产或者经营业绩不佳的家族企业中，96.74%的家族企业是由于第二代交接班时造成的。中小企业除了资金积累不够外，还因为产业层次低，对子女没有吸引力。对于这些企业，浙江温州生意人中流行一句话：“不是下岗就是转行”。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林增标认为，塑料企业的子女不回来接班，是因为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低，而且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协会的企业正在商量如何更新换代乃至转产以改变现状。截至2005年底，浙江拥有各类中小企业30.41万家，数量占总企业数的99.6%；资产总量35683.81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6%；从业人员1130.71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82.7%。从传统的小作坊起步，很多中小企业仍然摆脱不了低层次发展的模式，这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些企业传承的重要因素了。与老一辈浙商们相比，新生代浙商演绎着完全不同的创富神话。他们不愿意像长辈那样从生产缝纫机、皮鞋开始慢慢积累财富。他们更希望凭借自己的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使财富飙升。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新技术行业。确实，家族企业，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企业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吸引着无数学者和企业家们的视线，“富不过三代”似乎是挥之不去的“咒语”。而对家族企业来说，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及早地培养接班人
虽然尚没有全面的调查，浙商的传承并不乐观。浙江80%～90%的家族企业需要有继承人或者足够的职业经理人才能传承下去。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族成员减少，选择性变小；另外，职业经理人目前在中国还不成气候，财富文化和商业文化尚未形成，很多企业主在观念上不认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
大溪镇大多数企业现在请了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一般是自己做老总，下面的生产经理、财务经理等都是职业经理人。但不可能将整个企业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普遍心态为：自己辛苦做大的企业不放心交给他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凌认为，浙江的中小企业接班人问题尤为突出。大型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接班搭建配套的班子、系统的制度，为他们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因而，浙江很多大型企业完成了顺利交接。如浙江企业“方太”创始人茅理翔的儿子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生。“苏泊尔”集团创始人苏增福的儿子苏显泽是浙江大学毕业生，先被分配到地区工商局工作，后继承家业，在2004年杜邦“特富龙事件”中表现得从容不迫。但对于中等企业而言，接班就成了问题，这些有上千万、上百万资产的企业目前仍处于创业阶段，对子女的吸引力小。而目前，浙江省工业企业总数的99%就是中小工业企业，2001年占浙江省工业总产值的88%。陈凌认为，这些面临接班危机的企业可能会卖掉企业变现。
毫无疑问，在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李兆会已经成为最年轻的上榜富豪。与李兆会同龄的还有刘永好之女刘畅，宗庆后之女宗馥莉等，虽然这种富豪榜还只能看作是一种符号式的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谈论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已经开始接过父辈的权杖，扮演家族企业主人的角色。
家族事业能不能被下一代所延续并保持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不能成功地培养接班人。俗话说：“富贵不过三代”，即意味着二代成功接棒的不易。有关资料表明，家族企业权柄移交下一代的成功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父辈创下的家族事业，会不少在下一代手中变得黯然失色。所以我们说，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是家族企业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古语有：“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说法。不管怎样，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第二代继承人将面临以下两个特殊的问题：
第一，继承家业的问题本身就存在竞争。第二代继承人更多是来自家族的竞争。从很多成功的家族企业发展轨迹看，其创业者都是教育水平极低的，而其继承者的学识和能力却不可小视。第二代继承人寄托了家族的希望，因此往往特别冠以一种精英式教育，保障家族长盛不衰。
第二，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长起来的，而第二代继承人面临的环境与第一代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集中度很低的行业，很容易产生短期竞争的行为，这对于中国市场和长期竞争都是十分不利的。所以第二代继承人必须适应现有的竞争规则，才能更好地发挥现有企业的优势。
事实上，第二代继承人对企业经营权的继承远非拘泥于继承遗产，如果第二代继承人只将自己视为财产的继承者，这是家族企业走向没落的开始。不妨借鉴国外家族企业的基金会机制。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家族企业也会对财富有更加成熟的运作方式。
为此，笔者提醒中国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应及早地培养第二代接班人，这样更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当然道理非常简单，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企业领导人只有提前制订传承计划，敢于及早放手，尽快培养下一代或者可以信赖的其他接班人，让他们从基层一步步锻炼成才，方能未雨绸缪，保持企业持续发展。但说来容易，具体实践时如何操作：从哪里选接班人？用什么方法选？要选什么样的人？选完之后如何放权与监督，如何扶持与约束……这些都不是经济学家能从书本上告诉我们的，只有从企业实践中来！”
家族企业的创始人非常重视对二代接班人的培养，接班人的培养是家族企业永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要基业常青，就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接班人。在典型的家族企业中，方太就是可鉴的案例。
在方太集团，茅理翔在“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九年计划中，逐步把儿子茅忠群推向第一线，并且杜绝任何其他亲族参与管理，促成茅忠群“组阁”全新的职业经理人队伍。现在其“少壮派”成员的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五个助手都是MBA。
又比如：
台塑王永庆的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分权共治”的传承模式，特别是其中任用元老级职业经理人担任过渡期掌门人，同时成立集体领导机制，然后再将大权回归第二代家族成员的做法，确实不失为一种兼顾稳定与开拓、外臣与内亲的稳妥传承思路。
确实，以上诸多案例都是中国家族企业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前提下对权力交接的传承尝试。尽管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仅仅“临危受命”的第二代很难将企业真正带向新的高峰，只有完善的人才后备机制与传承体系，才是基业常青的保障。但是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之路依然泥泞，依然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