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尔、海信等企业国际化的成功突围，鲁商模式渐渐地浮现在中国众多企业家面前，是选择浙商模式还是选择鲁商模式，在这个喋喋不休的争辩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领导者对鲁商模式的青睐和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在挑战着浙商模式，不过从另一种视角看浙商和鲁商，更引人深思。
一、浙商、鲁商的差距在哪里
1.鲁商的特点
在谈鲁商的特点之前，先看看一个河北企业家讲的故事：
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山东大御袍，山西骆驼轿，直隶瞎胡闹。山东人做事狠，不成名绝不回家，一旦成名了就要光宗耀祖，骑着大马，身上挂着皇家的袍子，意思是跟官家做生意，耀武扬威地回家，强调光宗耀祖，说明擅长跟官家做生意。山西是骆驼轿，山西强调跟老百姓做生意，做了生意，也是不成名不回家。有时两代都不回家。第一代出去了不成名不回家，后来儿子去找父亲出去了也是不成名不回家，但是一旦成名了，骆驼旁边绑着那么多的钱回家，也叫耀武扬威、光宗耀祖，但是层次和山东有差别。
事实上，在十大商帮里面，历史上的鲁商，特别是明清的商帮里面，鲁商是非常厉害的，当然还是远不如淮商，也不如晋商，但是鲁商确实自成一体。通过上述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山东人和山东商人的特点。那么，山东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业内专家指出，山东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第一，山东人重教育。山东人对孩子读书特别重视，孩子只要考上了大学，在村里就特别有地位，有的家长对孩子讲，“你考上大学，哪怕我出去要饭，我也感到心里很光彩”。
第二，山东人肯吃苦。为什么肯吃苦？山东这个地域处在北方，经济相对落后，不吃苦不行。
第三，团队意识强。因为落后，所以大家要依赖集体。因此，山东能出现万人的大企业，海尔、海信、青啤、澳柯玛等。这种特大型的企业，两万人以上的企业南方不太多见，山东就能形成。为什么呢？因为北方落后个体不能保证生存，只能依赖集体的力量，团队精神强，山东酒文化特别发达，酒文化是团队精神创造的一个工具。你怎么创造团队，你得活动，活动很大的一个形式就是喝酒。在喝酒的过程中，你了解我，我了解你，感情上来了，团队精神也就上来了。
第四，善于跟官府协调。重教育，那就考试，考进士，那就跟官商结合了。重富更重贵，山东好多企业家，不是政协委员就是人大委员，或者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富更重贵，爱张扬，那么重贵就得让人看到，比较张扬，善于跟官府协调。这也与山东大御袍这个特点有关系。善于跟政府交流，善于和政府协调，所以，海尔张瑞敏很早就说，做企业要有三只眼，一只眼盯市场，一只眼盯企业内部管理，一只眼盯政府。其实他能说这句话，也有个土壤问题，换了别人说不出来，在这个地方，他能说出来，因为有这个环境。
第五，重义。形成于山东大地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其中尤其深刻地塑造了山东人的性格。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
以义为先，以义制利。义利关系是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做人立身做事的根本，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他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继承孔子的义利思想，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义利观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使山东人格外具有道德感，这在商务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旧中国最大的丝绸经营联合企业——瑞蚨祥就颇具代表性。
瑞蚨祥为儒家亚圣孟子的后裔所创，到近代孟洛川创业之初就确立了“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制利”的经营思想。瑞蚨祥的历代当家人无不体现了“以德为本”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生意人，固然是要求利的，但首先必须把求利的行为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这才是企业和生意人真正永恒的价值观。倘若违背商业道德，利欲熏心，坑害百姓，做出与社会、与大众不利的恶行来，终究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的。因此，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个举措，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有利于百姓，如何满足顾客的各种需要，这比我们当今某些商家空喊“保护消费者利益”、“顾客是上帝”等动听的口号实在好得多。瑞蚨祥正是一贯恪守传统的商业道德，经过几代的努力，才在百姓的心中树起丰碑，才不至于在封建买办、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下衰落沉沦。当代山东商人传承了前辈“以德为本”的传统。
第六，苦干。19世纪中期曾7次来华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说，就吃苦而言，没有比山东人更优秀的铁路工、矿工了，作为单个人来说，欧洲人也不会超出其上。的确，山东人是中国人中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们什么苦都能吃得了，真可谓“吃苦一族”，闯关东，是山东人吃苦耐劳精神的体现，他们是所有到东北拓荒的人中最能吃苦的。有文献记载：“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为东北劳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为田园，大半为彼辈之功。其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他各省人士。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于是东北沃壤悉置于鲁人耒锄之下。”至于在近代东北工业、交通运输业中从事艰苦创业的劳动，当然更是非能吃苦耐劳的山东人莫属了。
山东人这种吃苦精神，既有自然环境磨炼和先天遗传因素，更有文化、精神的教诲和榜样的力量。历史上，齐鲁大地曾出现过好多以吃苦为乐而著称的名人，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这种“苦其心志”精神的感应下，山东人普遍具有一种“苦行主义”，以苦为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成为民众内心的真实体验。
考察山东企业家奋斗史，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吃苦为上。从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牟平宁海镇新牟村支书常宗琳，到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厂长张家岭；从海尔集团到潍坊华光计算机公司；从济南钢铁总厂到临沂市华盛企业集团等负责人，他们都是勤勤恳恳，刻苦工作，这已成为山东企业家的作风品格。
2.谈谈浙江人的特点
在比较浙商和鲁商之前，我们来看看浙商的性格特点：
浙江商人的特点有五个方面：
第一，委婉，不硬来，不像山东人硬来。生活在齐鲁觉得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浙江商却不同，硬的不行，来软的，因此浙江商人走遍全国，哪个地方没有地方保护主义，他能扎根说明什么呢？硬的不行，来软的，夹缝中求生。
第二，重教育，不仅重子女的教育，也重自身的教育。在全国的企业家当中，浙江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是全国最高的。浙江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家鲁冠球，能做到与时俱进。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很爱看书，每天一定拿出三个小时看书。据报纸报道，有一天他跟一个省委副书记见面，跟省委副书记讲，最近吃了一个菜，叫做回锅肉什么的，特别好吃，这个菜老百姓都经常吃，他才刚刚吃到。从这方面讲，山东的酒就有问题了，一喝酒，就醉，一醉晚上就不能看书，一醉就更不能看书，影响今后竞争优势的发挥。
第三，重富也重贵，富和贵都要。因此，浙江商人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也特别多。
第四，善于跟官府协调，浙江人的文化素质高，因此考进士的也多，善于跟官府协调。
第五，浙江商人吃苦精神强。
确实，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域诞生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造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就会影响人的思维，当这些思维和商业的发展相一致的时候，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分析了他们的优点弱点，也分析了他们的努力方向，笔者认为，山东商人、山东企业家确实需要重视跟官联系，重视对市场的把握，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团队精神，重视学习，不仅重视儿女的学习，还应重视自身的学习。
3.浙商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
实际上，浙江人做生意厉害，倒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他们在浙江省内集群发展，同时又流动性很强，散布全国甚至全球每一个角落。他们占据、分割、蚕食着国内一块块市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也要扎下根来。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扎下根来呢？
有一件事让人感触良多，虽然这件事并不符合规范的商业行为准则。鲁商王利达在济南市北园路开了一个五金门市部，邻居是一对浙江夫妻经营的五金店。由于经营上的问题，两家不是很和睦，经常争争吵吵。2004年的夏天，两家又吵了起来，王利达扬言第二天把浙江人的店给砸了。果然，王利达第二天就纠集了兄弟姐妹等亲戚好友10多人前来砸店。正当一帮人准备往店里冲时，没想到浙江商人的店里聚集着30多人，先从里面冲了出来，王利达及其家人一看就傻眼了，没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家的矛盾还是采用协商的手段来解决的。后来，浙江商人说：你们的亲戚朋友能有多少人啊？我们浙江商人有人出了问题，就会有很多同乡来帮忙，人不更多吗？王利达说起这事就很感慨，浙江人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知道如何去维护利益，在利益面前他们不轻易低头。
浙商能够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有着能量巨大的商会组织，可以“小商品大市场”地运作。浙江人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群体合作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浙商还形成了巨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为此，浙江为什么能建起如此多的大市场？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分析其中原因，因为浙江人能够“抱团”。市场要靠大家来操作，不能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公司来做。只要市场成气候，量肯定就有了，这时候还何愁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你的胸怀有多大，你的事业就有多大。不仅是“抱团”，浙商还善“闯”。有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同样有50万元，浙江人会通过其他融资途径，投入200万元做生意，而山东人可能将其中30万元存银行，只拿出20万元开公司。由此可见，二者在投资意识与冒险精神上存在不小差距。浙商的“抱团”精神和敢闯敢干性格在“他乡”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往往一个大市场中有一批经营类似项目的浙江商人，大家不但不会争吵，而且还经常互相调货，相互帮助。原因何在？在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看来，这或许因为浙江台风多，在沿海区域，要是一人盖一间屋，肯定不如十个人紧紧挨起来盖一排楼更为牢固。当一个产业在某个地域形成一定规模，这个区域就将成为该产业的重要基地。因此，在浙商的观念里，同行不是冤家，而是朋友，是合作伙伴。
相对而言，山东人更为恋家，也更近官。放眼全国，有多少山东人出门闯天下呢？这固然有山东自然资源丰富的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囿于一省定然难以开阔视野，取得大发展。更何况，不少山东商人事业有成，就想着谋个一官半职。
“浙商与鲁商是两个优秀群体，二者各有优势，只有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做大、做强、做长。”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说。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发展前景异常广阔。相信在今后，浙商与鲁商不仅是朋友，更会是伙伴。
鲁商与浙商的差别是巨大的，把这个差别放在上海尤其明显：鲁商不但没有王均瑶、郭广昌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轻量级人物的数量也远不如浙商。是否永远不如呢？对此，鲁商王利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三点值得鲁商反思。
首先，浙商和鲁商经营的大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通病制约浙商，同样也制约鲁商。虽然一些浙江企业摆脱家族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甚至与国际接轨的意识较强，但只要这种意识不转化为行动，浙商就无法摆脱民营企业的本质，从而也无法取得质的发展。如果能先于浙商把意识转化为行动，那鲁商就能赶上甚至超越浙商。这种可能将首先体现在个别企业上，也就是说，重量级企业的差距将首先得到弥补。
其次，浙商和鲁商所经营的都是大陆企业，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唯上不唯下、务虚不务实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企业经营者的思维。因此，要改变企业经营者的这种管理思维，必须建立企业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由硬件和软件构成，硬件和软件生存的环境是硬环境和软环境。软环境就是企业文化，它包括但决不限于公司形象和营销策划，彻底地讲，企业文化就是一家公司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举个绝对的例子：为什么人类的婴儿被狼养大后会丧失人性和创造力，而一只狼被人驯养后却会干活和数数？这就是环境的力量，文化的作用。因此，企业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建设企业文化绝不能照猫画虎，为建设而建设，而要以人为本，从思想上下工夫。
最后，浙商和鲁商都知道以人为本，但实际上都是以老板为本。这就给鲁商提供了一个不平等的改造机会。企业文化搞不搞？怎么搞？一般都是老板说了算，员工插不上。民营企业普遍如此，但相对而言，我相信浙商做得比鲁商好些：一是他们的合资企业比较多，几个老板能经常在一起商量；二是浙商的思想也比较开放和民主，容易听取员工的意见，采纳专家的主张。对此，鲁商一定要好好反思自己，家长作风不要太强，不要死要面子。
“外地人说山东人好交往，做生意一不能亏良心，二不能亏朋友，也就是说比较讲诚信。其实，现在经济环境好了很多，正经做生意的人都很讲诚信。也就是说，鲁商要有危机感，要虚心学习其他商帮的长处。当然，山东商人也有自己很独特的优点，就是豪爽、仁义、大气、爱交朋友，这些都得到了外地商人的认可。而且令人高兴的是，鲁商这些优点也确实在商业交往中有利于交流合作。只是，鲁商不可盲目自大，好高骛远，要更多一点务实作风。”王利达像在自我鼓励与批评。
二、“农耕情结”让“鲁商”群体难产
谈到儒家文化对鲁商的影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品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曰瑶教授撰文指出，人们对孔子的思想存在许多误解。比如，人们都知道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很多人便据此而只知守成不知开拓。岂不知孔子后面还有下句——“游必有方”。孔子的意思是：父母健在，儿女要在跟前尽孝，不能出去闯天下；如果出去闯荡，必须先把父母安顿好。用现代思想来理解，“游”包含了一种商业精神，一种闯荡天下的气魄。孔子在《论语》中对富贵进行了一番阐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直率地指出，人人都希望过上富裕尊贵的生活，但是要取之有道，同时又对处于太平盛世里的贫贱生活表示出羞耻感。孙曰瑶教授话锋一转，言辞尖锐：“孔子并不排斥财富，而是希望国富民强。通往财富的道路不止一条，实现财富的手段也不止一种，但山东人凡事往往求大求强，这可能与儒家文化的‘厚重’或者‘大气’有关。一心只想做大事，小打小闹不放在眼里。这方面比浙江人可就差得远啦。他们头脑灵活，不怕吃苦，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大钱小钱都想挣，所以浙商能够做成大气候。而我们山东人呢，区区小钱似乎根本不放在眼里，结果小事没人干，大事做不成，错过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厚重有余而灵活不足，守成有余而开拓不足，这可能是鲁商的通病。”
1.山东人早年大规模外迁的诱因并不是商业利益的驱动
商业利益的驱动会使某一个商帮迅速崛起。确实，任何一个商帮的形成都离不开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机遇。某个商人群体从一个个偶然出现的个体，到被统一贴上一个“某商”的标签，首先是一个内部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往往首先基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生存环境。
事实上，大规模外迁的诱因大都是商业利益的驱动，历史上的浙商是以宁波商帮为主体的，这一商帮曾经因背井离乡，在上海这一旧中国最大的商埠从事国际贸易而名扬海内外。改革开放之后的浙商则被定义为从温州出发、足迹遍布全国的靠小本生意起家的农民企业家群体。再如“晋商”和“徽商”，更是因为分别遍布长三角从事茶盐生意和跨省跨国从事金融业、商业而彪炳史册。
为此，商帮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商业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商帮大规模外迁最大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离开家门，异地谋生。置身异乡，无论走到何处，他们总是当地的少数分子，相对弱势的地位让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本能地达到高度认同，进而通过共同的努力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并在客观上强化了原有的共同特征，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形成特点鲜明的团体。所以说，对于山东人早年大规模外迁来说，情况就大有不同了。历史上，山东一直是农业经济占绝对主流地位，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和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相关施政措施，都是忠实地继承儒家文化精髓的结果，而山东正是这种经济思想最理想的“试验田”，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样板田”。放眼近四五百年的历史，除了100多年前满洲贵族的“龙兴之地”东三省开禁之后的几十年内，山东人有过大规模移民关东这一记录之外，似乎再无大规模外迁的壮举。同样是背井离乡，与同时期“晋商”和浙商有所不同的是，山东人这次大规模外迁的诱因并不是商业利益驱动，而只是在求生本能支配之下的逃荒。其结果，没有造就几名富甲一方的富商巨贾，却涌现了民国前期中国政坛诸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军事强人以及无数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
2.山东丰富的资源型经济与“商帮现象”无缘
对于众多商帮的繁荣来说，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匮乏，另外一方面就是商业利益的诱因，从而导致其大规模的外迁。然而，对于鲁商来说，资源与物产的相对丰富，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不必像浙江商人那样因为资源匮乏而产生向外扩张的谋生冲动，而只要坐倚本土，经营好自己的那几亩薄田，日子就能过得相当滋润，加之山东人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更安心于固守本土。这些因素就使得山东商人群体走出本土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相对减少，并往往因资源和利益空间的相对狭小而引发激烈的内部竞争。鲁商时常会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不是来自外面，而更多的是来自同地域内同行的挤压，这种商业生态自然不利于以更大地域为背景的共同利益团队的形成，容易诱发商人群体中个体间的离心倾向。
确实，山东曾经出现过一度辉煌的局面，但是由于山东的农耕文化，影响了鲁商的发展。反观历史，明清两代，渤海湾内的商业贸易一度繁荣，曾经形成了一个原始意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圈，处于这个经济圈南部边缘的胶东半岛北部出现了一个有别于当地占主流地位的农耕文化的商业亚文化区，但是，就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商业亚文化区内，竟然也出现了诸如“掖县鬼子”、“黄县嘴子”、“蓬莱腿子”之类用以彼此区分且颇具贬义的词汇。这是古往今来山东商人群体内部认同状况的真实写照。
尽管繁华的环渤海经济圈曾一度高速发展，但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歌猛进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中国经济依然没有摆脱资源型经济的沉重背景，而在山东，资源型经济的底色依然浓重。这意味着，山东的企业家群体仍然缺乏集体走出山东的客观条件，当然也就不具备被别人集体认知的客观环境，内部认同机制也远没有形成。尽管100多年以来，近代科技给山东带来了以矿藏开采业、农产品加工和纺织业为轴线的新型产业链。这些产业依然是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很高的资源经济型，这与近代商业时代山东商人群体以农业资源为商业基础的特色并无二致，仅有的区别只是投入的多寡和货值的大小而已。
3.在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上，鲁商仍然尚欠火候
诚然，随着山东经济近年来持续向好，鲁商已成为中国经济界星光闪耀的一大群体。特别是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知名企业的快速成长，使得山东商人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开始上升，在“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谭旭光和海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厚健当选；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和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也获得提名奖。
对此，孙曰瑶教授表示，“入选本次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知名的品牌企业做支撑，他们实际上是企业品牌的代言人”。孙曰瑶教授认为，最低端的企业靠卖资源为生，好一点的卖劳动力、卖产品，最高境界应该是卖品牌。山东在前两个层次做得还算不错，但在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上，仍然尚欠火候，这不仅使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也使企业家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孙曰瑶教授解释说，山东过去在品牌建设上虽然也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搞清楚品牌到底是什么，只不过是在做商标宣传而已。其实品牌和商标是两个不完全一样的概念：商标更多地运用于法律制度、企业管理和产品设计等方面；而品牌则是一个明显有市场意义倾向的概念，能体现企业的文化，代表产品及其生产者的形象。更多的时候，品牌成为一种质量、信誉和形象的代言词。
孙曰瑶教授强调，现在全国都在提倡创新精神，其中品牌创新尤为关键。打造个性化品牌是鲁商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像重视产品质量一样重视品牌建设。品牌问题解决了，企业可以彻底摆脱‘人治’，真正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离开谁都能转得动’的百年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