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崛起的因素很多，有人说，浙商崛起最重要的是，靠好的种子、好的土壤和好的气候。确实，浙商是以地缘来确定的，但从时间上看，还可分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是兴盛于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其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那个时代，老浙商是继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为强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老浙商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商帮的命运几乎完全一样，在经历了战争和社会巨变以后，迅速走向衰败。但老浙商与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老浙商移地香港，能够继续其在商业界的霸主地位；二是时隔30年后，老浙商迎来了他的继承人——新浙商，而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帮一样，难见新的继承人重现中国经济的大舞台。
一、浙商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浙江人的精神体系
同晋商、徽商、潮商相比，浙商没有辉煌的历史，但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浙商表现出的生存能力让前辈商帮黯然失色。东部、中部、西部，浙江人的汗水洒落在神州的每一方土地；欧洲、非洲，甚至战火纷飞的中东，浙江人活跃的身影随处可见。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平均5家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山城重庆，温州人正在那里打造“西部鞋都”；在美国，浙江万向集团是三大汽车配件供应商之一；在巴黎的13区至14区，充盈于耳的是温州方言……据浙江省工商局调查，目前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国内和世界五大洲创业，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2000亿元，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
1.“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已经融入浙江人务实创新的创业精神之中
应该承认，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的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在浙江，学术文化史流派纷呈，人物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客观上存在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价值追求和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东方船王包玉刚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先秦越国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政策，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共同获利，发展经济。汉代王充秉持“实事疾妄”的学术宗旨，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
对于“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批判“空谈性命”的朱熹理学，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有无相通”、“事上理会，步步着实”、“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或悬空思索，明确反对各种“侵商”、“困商”的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明清浙东经史学派以讲时务为己任，崇尚实学，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而史学则“切于人事”，比较贴近实际，有实用价值。黄宗羲明确认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所谓经世之学，就是“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者，定为一代之规模”。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和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可以在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和言行中得到印证，经过几百年的浸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特别是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浙江企业家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在今天浙江人务实创新的创业精神之中。
2.“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中国自古有以地名冠商帮的习统，由此便有晋商、徽商、粤商、鲁商和浙商等称谓。纵观古今，各地商帮竞雄九州，各领风骚，却无一商帮能像当今中国最大的创富群体——浙商这样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那么，浙商与传统的晋商、徽商和潮商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浙商在历史上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扬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继承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第一，浙商是“民商”。纵观中国的多个商帮，无论晋商、徽商、鲁商，其本质都是“官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而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只有浙商是“民商”，从浙商的草根中就不难看出，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在于：这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业内专家重点谈到，如果说“官商”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么官商情结这个“短板”由来已久，2000多年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尊官贬商”的历史。这样的历史铸就了“商”对“官”的依附人格。毫无疑问，对“官”的依附和痴迷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说体制转型时期，在遭社会普遍歧视、生存空间很小情况下，企业对“官”的依附及“寻租”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市场体制基本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正在逐步形成，市场竞争已经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官”的依附只能给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只讲与“官”的人情关系而不讲法律，同盟时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拉关系既费精力又费钱财），从而使之处在与外资和其他资本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另一方面，更使企业的法律观念淡薄，不利于他们更好地参与现代商业竞争。再有，随着政府管理的规范，权力“租金”正在逐步减少乃至消失，管理的随意性也将逐步降低。很多市场的纠纷（包括与“官”的纠纷）都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继续抱着“官商情结”不放，利益会越来越少，成本会越来越大，将成为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确实，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其经济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来扮演。而所谓“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也正是“民商”的精神。悠久的历史和渊远的文化背景，以及“百工之乡”地利，使得这个“百工之乡”成了“百姓经济”肥沃的土壤。这也使得浙江在全国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时候就能放手让成千上万的“民商”自由搏击，使得浙江的民营经济一枝独秀。这也正是浙江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各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的原因。
第二，产业发展的能力是浙商与“晋商”、“徽商”的第二个区别。确实，浙江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为“簇群经济”。这是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产业经济。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近年来，浙江各地涌现了成百上千个专业生产的专业村、专业镇。其中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500多个，而且，浙商群体正自觉地将打造“世界工厂”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而“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而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
3.浙商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浙江人的精神体系
中国过去的20多年中，有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唯一的异数是浙商。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来，中国商帮便活跃在滚滚商潮之中。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让中国商帮续写了历史的辉煌，还让新一代的浙商、苏商、粤商、闽商、京商、沪商、鲁商、豫商、晋商、徽商、津商、冀商等各大商帮悄然兴起，并续写新的篇章。事实上，浙商在区区20余年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经济奇迹，使浙江这样一个缺乏重工业基础的资源小省，转眼成为富甲天下的地区。浙江的许多贫困民众，也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浙江在不到30年时间里竟然走完发达国家百年的致富历程！天下成事皆有其因，浙商巨大经济成功的原因究竟何在？从表层看，是在于浙商拥有商战的竞争优势。而这屡获奇胜的竞争优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学界进行了种种探源，至今已有“资源贫瘠说”、“冒险精神说”、“务实吃苦说”、“经商才能说”、“价格说”、“性格说”和“文化说”等，我们认为，已有各说固有其理，但均未系统说明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成因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当然，成功须有主客观条件，而在同等或较差的客观条件下，主观因素是极其重要的。通常人们对浙商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是看到其雄厚的资金、敏锐的商业嗅觉、高超的经营技巧等客观因素和专业技能，笔者则认为浙商的竞争优势主要不是依靠物质条件而是凭借浙江人的精神体系的主观要素获取的。
浙商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由于浙商活跃在海内外。研究发现，创业精神构成了浙商的基本素质。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历史上，浙商中的宁波帮屡创第一和最大，如中国最早织巾业三友实业社、中国最早最大的缫丝厂纶华缫丝厂、中国首家化妆品企业中国化学工业社、规模最大民族制皂企业五洲固本皂药厂、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厂永昌机器厂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浙商赶上国有企业转制、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浙商在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不断突破陈规，继续创造着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以温州为例，全国第一个农民飞机包机公司天龙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农民跨国农业公司美国明尼苏达州康龙农业开发公司，全国第一家纯属民间性质的集体金融机构东风城市信用社等都为浙商所创。正因为敢于创业，浙商在没有特殊优惠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克服了资源贫乏、区域市场狭小等不利因素，从“一村（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经过多次产品档次的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逐步构成了“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和“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使不产木头的地方出现了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没有羊毛的地方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并涌现出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
浙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他们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和“两板作风”（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什么浙商能够成功？为什么新一代浙商能够再创辉煌？在许多人看来，经商、做企业需要一些天赋或资质，特别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或者企业家，更必须具备一些特别的才能和天赋，不是一般人就能成为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的。实际上，经商、做企业并不像常人所说的那么困难，任何一个会做人的人，都能经商和创业。因为做企业其实就是做人。在谈到如何做企业的时候，浙商们一致认为，做企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是浙商的商道，也是浙商的精髓，是新一代浙商的全新思维。与中国的许多省份相比，浙江缺乏发展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在改革初期，浙江民众既无资金又不懂经营，可以说浙商是白手起家的。因此，在浙商成功的诸多因素中，主观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主观要素是浙商特有的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浙商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济变迁的过程。对于经济变迁的真正动力，当年静态经济学的大师瓦尔拉斯曾解释说：在经济变迁中消费具有主宰的地位。熊彼特却不这么认为，他把动态的观念引入经济发展的分析之中，认为是企业家领导了消费，领导了整个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变迁的动力。熊彼特认为，在静态范式中，主宰是消费者，而在动态范式中，主宰是企业家。这对我们理解浙商的成功是有启示的。浙商就是具有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的企业家，他们是浙江经济变迁的主要动力。浙商特有的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是浙商竞争优势精神体系的主观要件，三大要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求富意识是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的产生之源，没有逐步升级的求富意识，便不会去创新和学习。创新意识是使求富意识现实化的桥梁和学习意识产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创新，就没有竞争能力，求富只能停留在观念形态；不想创新，就不会产生学习欲望，学习意识就成了无源之水。学习不仅强化了创新力，而且提升了学习主体的精神境界和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优势。在这个精神体系内，三大要件都是内生性的，因相互产生正向效应不断强化，而贯穿整体构造的，是浙商实事求是的精神。
用F表示浙商的竞争优势，用x表示求富意识，用y表示创新意识，用s表示学习意识，用w表示客观条件，用J 表示经商技巧，则F =f（xys）·w+J。
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要件转化为制度先发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客观条件，为浙商赢得大量利润，利润转化为投资，投资沉淀为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产生递增的边际生产力。如此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无穷上限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浙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对于浙商，温家宝总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浙商已经成为中国商界一股重要力量，他们走南闯北，不仅在全国各地表现出了极大的竞争力，而且以一种独有的创业精神享誉海外，展示了中国人力量所在。”作为商人的一个群体，浙商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全国商人提供了一套可学可操作的经商哲学。最后需要指出，贯穿浙商精神体系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点是顺应人性。国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道法自然”，这一思想包含着极高的人类智慧。道法自然就是顺应“自然”构建制度，使人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自然”有“天”、“人”之分，也就是有物的自然和人的自然，人的自然就是人性。求富、创新和学习都是发自人性的基本要求。浙商的成功在于拥有竞争优势，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精神体系，精神体系的三大要件来源于人性，而人性是普遍存在的，这就使浙商经验具有了普适性的意义，那就是：事在人为，凡有人群之处，就都能够产生浙商。
二、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种子、土壤、气候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也是最会赚钱的人群。对一个商帮的至高赞扬，莫过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1年世界华商大会上对浙江商人的评价：“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最成功的华商。”在10多年里，浙商做出了许多重要业绩。若是以省份为参赛单位举行各商帮的年度“大考”，那么，在人均GDP、重点行业企业利润总额、在中国民企500强中的比重、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的工业产品数量等多门“科目”上的得分，浙商无疑都已位列全国第一。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群出身农民阶层的企业家如何成为中国商人的第一群体。“浙商制造”的全面崛起让人惊羡，“浙商不败”的长寿奇迹也让人关注。为此，许多机构与专家都在拿“浙江帮”同“山西帮”、“安徽帮”、“潮汕帮”作比较，试图分析历史上为什么成名更早而且群体强大的晋商、徽商与潮商，最终都走向了没落？而为何浙江商人失败的案例却相对较少、能保持基业常青？笔者认为，浙商的活力之源和动力之本，概括起来即为超前的市场观、精明的经济观、强烈的效率观。对此，浙商的发展，正是部分得益于这种敢说敢做、勇于冒险的观念和做法，他们总能洞察时机而猛执先鞭。20世纪80年代浙商群体形成的原因，可以用“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这句农业生产的术语来解释。
1.浙江农民敢闯、敢干的独特因子
资源小省浙江，相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但是却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其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在于量，而在于质。业内专家指出，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种子、土壤、气候，所谓浙商崛起“种子好”，指的就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优。但是，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出身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家，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都是农民出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此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而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蜕变为商人的主要“孵化器”。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500多万浙江商人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然而，同样是农民，同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唯独浙江农民能够顺利地蜕变为商人呢？那么造就浙江农民成功的独特因子是什么呢？经过研究分析发现，主要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是浙江地处沿海，特别是富裕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海外交流，为浙商的形成和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营养；二是浙江人务实、机敏、重利、不满足、求创新、讲合作的性格，非常适应商业文化，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性格成就了一大批浙商的成功。
事实上，浙商崛起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条原因非常重要，那就是浙商已有的优势必须是建立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形成的先发优势”，以及“专业市场和传统产业的集聚优势”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个人独立和关系展开的主体优势”，因为浙江的先发优势，说白了就是浙江人尤其是浙江商人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和魄力。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通过与“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后得出“浙江走的是一条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论断，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认为，在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或家庭，人力资本的快速转换和增值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内源性民间力量。对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增值过程，往往伴随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转变，以及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知识、经验和技能的积累。
对于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种子这个问题，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赵丽非常认同，她认为，浙商继承了其祖先的经商传统、经商基因和本能，以及某些“单干”和“贩卖”的经验与技能，因此浙江人在改革之初就很快实现其人力资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形成人力资本转换的先发优势和浙商群体。浙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显示，浙江目前约有各类企业近3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约有160万户，私营企业超过30万家，内资企业18万多户。在浙江，平均不到26个人就有1个老板，其中温州、台州等地平均4个家庭就有1家投资办企业。这还只是在省内，目前浙江省共有390万在省外国内的（不包括港澳台）创业人员，累计投资达3000多亿元。还有浙江在国外的70多万人多数也是在经商。
浙江农民敢闯、敢干的独特因子使浙商群体横空崛起。但浙商群体能够绕过各种危机险滩，不断走向成熟和强壮，有一个内在的秘密，就是浙商群体所特有的内在精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指出，浙商是从源头开始，从原始积累、艰苦创业开始的，可以说更具生命力。确实，浙商的最大特点是民商经济，民商经济是“草根”经济，即老百姓经济。为此，浙商的较大优势就是个人独立，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主体，都拥有自己的产权，即使是非个体所有制的企业，其经营者也基本拥有企业的股权，而大多数浙商则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是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源。
毋庸置疑，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种子，因为浙商独立的个体和抱团的精神足以让其他商帮甘拜下风，对此，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坦言，浙江经济就是老板经济，加上传统产业尤其是轻纺和日用小商品工业等很适合老板个人或家庭创业和管理，至于具体的经商活动那更是适合于个人或家庭独立进行。浙江人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然后是相互追赶。浙商的主体性主要是在独立性的基础上展开、包含和体现买卖关系的。这主要是通过专业市场来展开购销关系。还有数百万遍布全国的个体商人和数万家大中型企业销售网点构织成的销售网络，是浙商广泛展开购销关系的依托。同时，浙江老板往往自己控制销售网络和掌握购销关系，具有自主权，从而使商业利润主要留在浙商的手中，以保证和加速浙商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浙商的继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浙江重商文化的人文土壤十分优越
事实上，重商主义文化是促进浙商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对浙商而言，客观的土壤条件并不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但是，浙江十分优越的人文土壤却能够让浙商快速崛起。在浙商形成的众多营养液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因为浙江强大经济力量背后的重要因素就是浙江历代十分重视的重商主义文化。对此，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认为，重商主义文化是浙江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因为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对于重商主义文化，浙东学派同样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现代浙江商人的血液、骨髓里。在这样重商主义文化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从而造就了今日辉煌的浙江现象。
实际上，重商主义文化是浙商崛起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重商文化体现的是开放和务实，同时也是“工商皆本”和“义利并重”。在自然经济时代，浙江一些农村修订的族谱、族规中，就回避了“父母在，不远离，远离必有方”这样的训条。确实，在浙江，家族长辈也鼓励家族成员拜师学艺、出外创业，有的甚至举家外迁，进城谋生。在20世纪70～80年代，当“个体户”、“私营业主”、“小商贩”这类职业还被常人鄙视的时候，在重商主义文化愈演愈烈的浙江，即使是拥有高学历、家境较好的年轻人也乐意放弃被认为既有保障又被社会崇尚的其他职业机会，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经商和实业的生涯。
确实，浙商这种重商主义文化的传承，为浙商转型及浙商新生代横空出世、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浙商崛起，在这里探讨的就是新浙商形成、崛起和强盛的原因。新浙商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强盛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徽商故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但令人奇怪的是，徽商后人尽管具有敢为人先的豪迈勇气，却并没有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徽商群体。据有关媒体披露，直到2000年，小岗村还相当贫困落后，只是一个偶然的政治因素，才由政府投资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面貌。相反，一向生性柔和、为人低调的浙江人，却在短暂的1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并在人数、商业活动范围、经营产品种类、创造财富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老浙商。
的确，重商主义文化是浙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尽管人们对重商主义文化众说纷纭。但是浙江的地域文化就是重视工商业，并且敢闯敢干，老一代浙商有的优良品质，新生代浙商也同样具备，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他们立即抓住了重商主义文化，造就了浙商今日辉煌的地位。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指出，浙江传统的重商主义传统文化，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70～80年代，从事民营企业活动的商人多数学历较低、多来自农村，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哪怕是在浙江，有其他当官、研究学问等出路的人，未必就会选择做企业。
重商主义文化改变着浙江商人的陈旧观念，事实上，在我们异口同声赞扬和夸奖浙江商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浙商为重商主义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就像当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就是针对温州商人提出来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以打击假冒伪劣为名对温州和浙江商人的围追堵至今还记忆犹新。浙江商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是与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和对抗全社会的不屈精神分不开的。打击假冒伪劣，为什么会选择温州？现在假冒伪劣遍及全国，为什么不再拿出某个地区作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只有温州代人受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和浙江商人为自己的生存乃至为全国商人生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凭这一点，他们得到世人的尊敬当之无愧。当然，浙商的重商主义文化在为浙江崛起的时候，同样也在为浙商的复苏推动着。
3.浙商有一个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创业环境
浙商的崛起离不开浙江良好的创业环境，浙江良好的气候给浙商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所谓“气候好”，指的是浙江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创业环境。没有这一条，浙商这颗种子生命力再旺盛、土壤再肥沃，仍然发不了芽，即使发了芽也会被冻死，长不成大树。庄启传在总结纳爱斯这个企业发展经验时，反复强调一点：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不可能有纳爱斯的今天。
研究发现，以邓小平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家们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放开了政府对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诸种自发的经济秩序的控制，管制和压制，为其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型构与扩展的社会环境。自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便成为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民经过漫漫的探索和奋斗长路，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逐步找到了国家发展的方位和目标，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才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焕然一新的格局。如果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为浙商提供了崛起的历史舞台，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加速则是浙商异军突起的时代背景。浙商的第一桶金，亦即其资本原始积累主要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挖到的；浙商的发展壮大则几乎与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及综合国力的提升相同步。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都是比较宽松的，各地政府对浙商充满诚意和热情，使很多浙商看到了商机，抓住了机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了新的价值。事实上，政府放宽了诸多的政策限制，从而使浙商快速激活了他们本来的敏感的商业精神。即政府对浙商转型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即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工作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轴，对工商业发展实行全方位的导向，从而为浙江这个原来就有成功地自主发展的地方创造了新的机会；此外也体现在相对稳定而有力的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组织、扶助、保障等多方面的功能发挥上。浙江省各级政府长期对“姓社姓资”的问题奉行不争论的开明态度，对浙商做的创业，对新生事物，不是首先研究它姓什么，而是积极引导鼓励和大胆支持，从而使浙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使浙商不断壮大。政府还通过谨慎地采取干预政策以促进人力及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而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过法治稳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进而提供一个和平的社会发展环境。
当然，对于浙商的快速崛起，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大气候，但是，这样的大政策、大气候其他地方也是同等享有的，为什么浙江经济就能快速崛起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认为，浙江经济的快速崛起与浙江各地历届党委、政府以不争论的态度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无为而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以正确引导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很有关系。尽管浙江民营企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比较强，但是无论怎样，在以政府推动为主要特点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纠错能力，对浙商的崛起和强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确实，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及在这根链条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乘数的商家来说，如果当初没有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小商贩进城设摊，并大胆发给经营许可证，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就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没有党委、政府的开明，也许温州模式就被扼杀了。
毋庸置疑，良好的创业环境是浙商崛起的一个关键性要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断言，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感谢具有个人胆识和政治魄力的浙江高层敢于在政治钢丝上跳经济舞蹈的官员们。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出色不仅表现在他是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吹者和支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作为一省之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顶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励着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沈祖伦用个体私营经济在实践中所创造出的一个个辉煌，驳斥了当时对个体民营经济的种种“奇谈怪论”。沈祖伦认为，浙江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没有错，这条路将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已经退居二线的沈祖伦，获得了广大民营企业家们奖赏他的“浙江民营经济之父”的特殊荣耀。省长如此，浙江各地的政府首脑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浙商今日的成就，离不开浙江高层官员的大力支持，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人们一度对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进行争论的时候，位于钱塘江畔的传化化学制品公司总经理徐冠巨和他父亲也曾产生了彷徨。而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传化公司颁发了纳税大户的奖状，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公司上下士气高涨，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如今坐拥浙江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和现代物流基地，总资产近10亿元的传化集团，已经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成为全国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最年轻私营企业家。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当年的一朵大红花，一张奖状，成就了今日的传化。”
三、做企业，还需要有浙商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精神
通过与浙江的商人接触，笔者深深感觉到浙商之所以能有今天辉煌的成就，完全离不开植根于他们骨子里的那些精神——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事实上，做企业，还需要有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精神。对此，鲁冠球曾说过：“世界上两种人最苦，一种是读书的学生，另一种就是企业家。要做企业，就要有吃万般苦的准备，即使你非常成功，也同样如履薄冰，许多企业家就常常睡眠不佳，为未知的危机而担心。”
1.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
综观众多成功的浙江民营企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途径，那就是浙江民营企业创业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过程。创业之初，往往没有什么资金投入，只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攒，一点一点地积，此外难有别的选择。
浙江商人具有艰苦创业，敢于打拼，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创业精神，具有相互结合到一个地区搞开发的团队精神。事实证明，浙江民营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创始人，非常吃苦耐劳，非常勤奋。企业要想基业常青，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肯定是不行的。笔者在浙江做咨询和培训期间，耳闻目睹了大量浙商创业的故事，感受到了现代浙商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的确，从足迹踏遍世界的温州商人，到对财富孜孜以求的台州、宁波、义乌商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当今诸多声名显赫的浙商发迹之初曾经的生活，也是尚未发迹、正在奋斗的浙江人的现实生活。杭州萧山区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曾是一位农家子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是一名鞋匠；上海珍珠大王丁美富曾是一位独闯上海、手臂上挂着珍珠沿街叫卖的浙江小贩；浙江农民邱继宝曾带着拷边机通过下水道进入广交会，如今成了国内缝纫机设备制造龙头企业的掌舵人。余姚不产塑料却拥有“塑料王国”的美誉，当地的“中国塑料城”成了全国塑料市场的晴雨表；嘉善没有森林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基地；更有文成县女企业家王月香先后筹资3600万元到延安承包了30口油井。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百万浙商在中国西部投资创办7000多家企业，上海如今有50万名浙商聚集，河南有35万名浙商创业，“鸡毛换糖”的义乌廿三里镇本地人口外出经商的超过了当地留守的人数。在全国各地，走南闯北的浙商构成了一个个在当地举足轻重的“浙商部落”。浙江人的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不屈不挠、努力拼搏、艰苦创业、永不满足的精神，构成了“浙商精神”的精髓。正是由于“浙商精神”才造就了浙江的企业家群体，才打造了浙江经济今天的辉煌。
吃苦耐劳是浙商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沃尔玛连锁企业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就非常重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谈到，创业者能否成功，有无吃苦耐劳的精神就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在浙江民营企业中，企业掌舵人往往是一个多面手，既是总裁，又是日常工作的顾问，也是处理难题的能手，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被称为“标准型工作狂”的宗庆后，作为娃哈哈集团的最高指挥者的宗庆后还亲自上一线督察市场，无疑成了中国营销界的佳话。上百亿资产的娃哈哈，宗庆后事必躬亲，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但有一件事宗庆后是长期坚持的，那就是亲自跑市场，十几年如一日——一年中宗庆后有200多天在市场一线跑，除了吃饭时间之外，从不间断工作，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吴鹰、胡成中、楼明、李如成、郑元豹、郑坚江、汪力成、宗庆后等人，都是这样有名的“工作狂”。
吃苦耐劳是浙江民营企业的一大竞争优势，也是浙江民营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做过一次关于什么是使企业基业常青的最佳方法的调查，有92.65%的创业者认为，是企业员工的吃苦耐劳，以及不断地创新。由此可见，创业者吃苦耐劳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当然，吃苦耐劳不是那种蛮干的传统思路，而是依据事业在市场上的种种问题做针对性地改变，然后再选择性地拟出自己的计划和决策，从而实现自己的赢利之路。前面已经讲过，浙江民营企业的创业之路，其实就是一段吃苦耐劳的历程，这当中，邱继宝就是一个典型。
邱继宝领导飞跃集团，从用当鞋匠挣来的积蓄以及贷款300元起步，历经15年的发展，使之成长为资产1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民营跨国企业集团。“飞跃”把高新技术引入到传统产业，应用高新技术、新型材料对国内传统缝纫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开发的多个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他本人也从一个一文不名的补鞋匠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许多成功者的背后都饱含着艰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流传千百年的至理名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吃苦耐劳也是成功秘诀。那些能吃苦耐劳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这是因为苦吃惯了，便不再把吃苦当苦，能泰然处之，遇到挫折也能积极进取。飞跃集团的创始人邱继宝今天的鲜花和荣誉身后，一路洒下的就是超出常人几倍的热血、眼泪和汗水。
1977年邱继宝初中毕业只读了三天高中就不得不辍学。为了生计，他背上补鞋的小箱子，含泪告别父母，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生活。几年的补鞋岁月，邱继宝走过最繁华的城市，也走过最偏僻的乡村。遥远的东北三省，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始终不会忘记在大雪飞扬、北风呼啸的冬天，他一边呵着冻僵的手，一边认真地给人补鞋的情景。因为严寒，其他的鞋匠纷纷收拾工具回家“猫冬”，而在他看来则是挣钱的好机会。每次补完鞋后，他还要跪下来，仔细地用冻得发紫的手把客人的鞋子擦得干干净净。正是他这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毅力，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邱继宝带着补鞋的积蓄回到了家乡浙江。一到家乡，他就闻到了改革的气息。他贷了300元款，租下了大队的三间旧房，办起了椒江市水陡电器仪表厂，生产喷雾器零件。
自己没有技术，就到上海去请师傅。师傅请来后，邱继宝把新房腾出来给上海师傅住，他和新婚妻子打地铺；井里水留起来给师傅用，自己到河里挑水喝。四年后，一个小作坊似的工厂很快走出了萌芽期，渐趋成熟。在这关键时刻，邱继宝毅然做出决定——转产缝纫机零件。这就是如今闻名海内外的飞跃集团的前身。
邱继宝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毅力，终于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可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就等于死路一条。于是他决定向省外扩展，这时候正好赶上广州开贸易交流会。于是这位热血汉子，带着满腔的热情，背着自己厂里生产的拷边机，赶到外商云集的广交会上。由于他是个体经营者又来自不知名的小厂，就被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他没有机会和资格参加这场会议，于是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时候他在焦急之余，围着会场转了好几个圈，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墙内的下水道，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刚进墙便被保安人员逮了个正着，不但被罚了50元钱，还被罚站了半个小时。他看着那些往来于广交会的人，在充满了羡慕的同时，心中也充满了泪水。他心中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模样来。
在被赶出广交会几天后，邱继宝并没有气馁，他凭着自己的那股不认输的干劲，又辗转来到深圳罗湖口岸。从潮水般的回港人流中，他拉住一位面相忠厚的香港人，掏出500元钱请他代买一本香港电话号码簿，靠着这本电话簿，邱继宝找出了全香港所有经营缝纫机的店铺，然后逐个给老板们寄产品的样本、照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接到了第一笔从香港来的几千美元的订单。那一刻，他泪如雨下。
他尝试到了成功的甜头，并开始逐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决定凭借香港这个“窗口”获得的信息，进一步打开市场。于是，邱继宝背起缝纫机，远渡重洋开始了去他国推销的创业史。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挫折以后，“飞跃”终于将产品打入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几年来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飞跃”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空前提高，每年都有10～25个新产品诞生，已经实现了产品由中低档向高档转变。技术改造后，“飞跃”生产的超高速包缝机、绷缝机、全自动高速平缝机和机电一体化家用缝纫机已达140多个品种。不仅如此，“飞跃”应用高新技术、新型材料对国内传统缝纫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
“飞跃”飞起来了，但它的当家人邱继宝还是邱继宝。创业10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住在厂区库房的阁楼上。他的理由是：从家到办公室只有3分钟的路，这有利于工作。在邱继宝的家里和办公室，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除了一个硕大的地球仪、一个有卫星接收装置的电视机和他上班穿的“西装革履”外，几乎没有什么“奢侈品”。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你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位拥有几亿元资产的企业老总。
邱继宝很忙，一年365天，除了出差在外，他的时间表从早上7点一直安排到晚上10点。他说：商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事业的理想要变成现实，就须日夜兼程。
邱继宝在贫穷中成长，经历过屈辱，因此他理解员工的需求，也更关心员工的生活和思想文化建设。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邱继宝支持党、工、团、妇先后办起活动室、体育文化中心、学习培训中心，还拨出专款解决困难员工婚丧嫁娶等费用不足的问题。目前，公司还实行了全员社会保险。
通过10多年艰苦的努力，“飞跃”已经从一个为别人搞配套的小厂，跻身世界同行前列。目前，“飞跃”缝纫机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附加值产品比例达70%，开发的多个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60%的产品成功打入了欧、美、日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结束了日本缝纫机单向出口中国的历史。
邱继宝说：多少年来，在很多外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产品是“低档低价”的货色。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他们改变了看法。我相信，再拼搏几年，“中国制造”一定能和世界一流画等号。这是中国人该有的志气，也是中国企业家该有的目标。
邱继宝成功了，他的成功经历告诉人们奋勇拼搏是发财致富、获取成功的最好秘诀，而这也是每一位渴望走向成功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有道是“苦尽甘来”，当一个人通过勤劳苦干，让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自然有各种发展机会降临。
“吃不了苦”是时下年轻人的一种通病，他们总是对目前的工作感到不满，总想找一个既轻松又能赚大钱的工作。结果往往是——好机会没有降临，宝贵的年华却虚度了。所以，对于刚创业的人来说，唯有以勤补拙，任劳任怨，迅速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才有发展前途，就像幼鸟练飞一样，别嫌窝巢太小，经过勤练，把翅膀练硬了，自然海阔天高，任我翱翔。做生意赚大钱也是一个道理。
邱继宝的这种勤劳、吃苦精神，在无形之中对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已二代接棒的子女们，正把创业者的这种价值观渗透于浙江民营企业行为之中，引导企业不断发展。
2.草根浙商的创富基因与异乡水土
在浙江个私经济大会评出该省非公企业100强，人们也因此有机会了解到，想当初：鲁冠球以打铁为生，徐文荣躬耕田亩，南存辉摆摊修鞋，吴鹰执三尺教鞭，胡成中一介裁缝，楼明出身军旅，李如成是农民，郑元豹是工人，郑坚江是修理工，汪力成是丝厂临时工……如果翻阅前10位处于浙江富豪“金字塔”塔尖人物的简历，可以发现他们创业前的身份绝大多数相当贫寒。一批构成塔身、麾下企业年销售额在10亿元左右的私营企业主，也大多出身平凡：浙江001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项青松——农机工，星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仙玉——农民，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木匠……许多民企老板创业初期不过初、高中文化。他们的共同成功，似乎在证明同一个结论——浙江人和浙江这块土地都带有深厚的创富“基因”和异乡水土。
对于异乡水土，有人说，华人天生是商人，而浙江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商人的舞台是市场，而浙江人对市场情有独钟。因为，在商言商是最根本的商业规则。言商，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商业利润在市场中，而市场是没有边界的。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原始游牧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近代欧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现为“逐疆域而居”，现代工商文明则表现为“逐市场而居”。浙江商人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中一个典型的“新游牧民族”。当然，他们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都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实际上，浙商的厉害，主要不是叱咤风云的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浙商是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军团，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行业最宽，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商的“善贾”之名备受赞誉，民间“浙商不倒”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事实上，浙江商人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走出去，满世界跑。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敢为天下先，筑码头，闯天下。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那里就有浙江人去开拓。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指出，浙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温州和义乌人为代表的小货郎。历史上，无论是义乌人还是温州人都以“挑担走四方”闻名，他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南方客”。第二阶段是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20世纪80年代初，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义乌城、一条条浙江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浙江人的包围圈。第三阶段是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名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那么，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业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由于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在浙江相对较弱，这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善于“无中生有”和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场的海洋，敢为人先，敏锐捕捉市场商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于追逐市场并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取得的。市场，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锻炼和成就浙商群体的大熔炉。浙商就是一批善于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形”里作出决策，争取利润的人。
遍布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几百万浙商，使得浙江人成为“强势人群”。最重要的是浙商的“全民性”和“草根性”（无门槛），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
浙商的成功，似乎在证明着一个道理——“土”的就是好的。“低级”的产业层次和“落后”的组织形式，迸发的却是惊人的活力和效率。吴敬琏先生也说过，企业形式无所谓高下，只要在当地管理、交易成本最低就是好形式。没有本钱的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匹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和民间意志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浙商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浙商善于发现、占领和拓展市场，但要在市场中最后获取利润，就必须要通过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提出了“劳动分工致富”原理，并说，分工的范围是受市场的广度制约的，有了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然有人为图利而去组织社会分工。这种组织社会分工的人就是企业家。
确实，在当今中国各大商帮中，浙商不仅是人气最旺的创富商帮，而且已经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创业群体。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潮商曾经书写辉煌，现在，浙商则成了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什么让草根浙商迸发出强大活力？在“浙商现象及其对企业的启示”论坛上，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首席培训师、区域经济研究青年学者、浙江民营企业管理专家汪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汪洋尝试破解浙商的致富“密码”，浙商取得如此好的成绩源于草根浙商的创富基因与异乡水土：
第一，浙商勤劳、精明、节俭、精于算计，赶上了市场转轨的好时候，他们没有靠山，没有银行贷款，全靠白手起家，等等。
第二，较早地对土地情结的“背逆”，导致人口较大幅度流动、迁徒与非土地的职业化选择，形成较为庞大的艺商阶层，这一人文背景增进了文化的世俗流变几率，形成了重商文化的倾向。明、清之际，以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学者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对浙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黄宗羲打破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倡导“经世致用”的崇实学风，不仅表现为“工商皆本”的多元性，而且提出了相互之间具有不同功能，但又相互促进的新观念；从而越出了单一、封闭的农业经济思想，形成了多方面交叉的农、工、商互相作用的新的思想。这种进步的思潮与浙江人善于经商的传统相结合，从经济、文化的历史根源上，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浙商的形成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受这种思想文化的熏陶，浙江人“崇本抑末”的正统因袭包袱较轻，有较强的经商意识和商品经济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精神气候，一种社会环境，反过来影响浙江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他们能在资源缺乏的省情下得以发挥“自己传统的善于经商优势，并利用政策上的空隙，先于其他地区实现了经济发展”。
第三，浙商的足迹遍天下，在北京有“浙江村”；在上海的浙江民营企业就有5万家，投资总额为500亿元，在沪投资位居全国首位；在欧洲，在非洲，甚至在战火中的中东地区，到处都有浙商的身影。创新精神的发扬光大，陶冶了浙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透过浙商充满变化和生气的社会经济表象，人们发现浙商的创业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与超越，不但记录了第一代浙商的辉煌，同时也造就了当代新浙商的可持续发展。
3.做企业，还需要有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精神
对于浙商的创富精神，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十分推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华商大会上强调，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还需要有浙商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精神。毋庸置疑，“浙商现象”的一个点就是浙商独特的人格魅力，因为企业家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特别是浙商身上种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艺术家的创新能力、外交家的亲和力和公关能力、宗教徒般的虔诚隐忍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等。从理论上讲，浙商精神属于经济学上的企业家精神范畴。在经济全球化和以人为本成为准则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最终竞争的制胜法宝。哪一个企业拥有并开发好更优质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企业家资源，那么，这家企业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对于浙商群体体现出来的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的创业精神，已经成为浙江经济极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样促进浙商品牌的传播和弘扬，同时成为未来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既然企业家精神对商帮如此重要，那么，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所谓“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包含着三样东西，“创新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和“合作的精神”。浙商群体身上，这三种精神特别浓烈，并体现出自身的特点。这是浙商“常青树”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强盛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精神是浙商在短短几十年取得辉煌业绩的重要原因，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诸暨市境内，有一块广告牌很是醒目，上面的几个大字是：“越王卧薪尝胆地，诸暨工业创业园”。这块广告牌尽管是诸暨人立的，但其表达的创业心态则是全浙江人的。浙江古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成了吴王的俘虏，在吴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终于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表面上低调行事，对吴王恭恭敬敬，自称属臣；暗地里发誓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这个“勾践原型”，是浙商“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在浙江，勾践的隐忍精神激励着每一个浙江人。确实，隐忍精神对于勾践来说，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以至于成为成就其伟业和人格的动因。作为20世纪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同样很简单，那就是摆脱贫困。在20世纪的浙商群体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像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晓光，17岁从诸暨山乡出门，以卖绣花鞋开始创业的第一步，其目的只有一个，让全家十口人不至于饿肚子，让家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浙江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浙商群体，大多数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地低调、那么地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于“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