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周恩来与邓颖超都在天津，周二十一岁；邓才十五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当时周是“觉悟社”的主要负责人，而邓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中，两人经常接触。几十年后，邓曾回忆道：“就在这次运动（指五四）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指周）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
周恩来1920年去了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据周自己后来的回忆，谈到了他与当时女友张若茗的关系：“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茗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茗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来信越来越频繁，那几年总计达二百五十多封。周逐渐发现，邓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这样，在1923年，周和邓终于确定了爱情关系，绝对是由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而上升为恩爱情侣。他们的“红娘”，正是本书上文中提到的另一革命先驱高君宇。那是1924年，周已回国，在广州工作。而邓还在天津。两人多年不见，彼此更加思念，但苦于中间没有牵线人。此年底，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上，周恩来与中共北方地区领导人之一的高君宇畅谈甚欢，颇为投机。当高问及周的个人婚姻问题时，周诉说了自己对邓颖超的爱慕之情。高一听，当即答应愿作他们的牵线人。第二天高就要返回北平，临上火车前，周掏出一封给邓的信托他转交。高君宇在天津站下了车，立即来到达仁女校找邓颖超（当时她在此教书），把周恩来的信交给了她。邓看完信后，带着少女的羞赧说：“君宇同志，我确实感谢你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这是党组织决定调邓来广州工作，一方面配合周恩来，另一方面也照顾她与周的特殊关系。这时邓已不仅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而且于1925年初正式转为了中共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此时周同她已有五年没见面了。虽然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对方。8月8日，他们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所在地正式结婚，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婚后，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邓颖超也在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领导妇女运动。在广州的那段生活，给周和邓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将近三十年后的1954年，当周恩来又一次因国务前往广州时，邓颖超还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卅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1925年底，邓颖超和周恩来刚结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秘书，为了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吃了药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后来告诉别人，她是第一次看到周发那么大的火。她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没多久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但是却因为难产，婴儿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此后邓便再也没有生育过。
上世纪30年代初，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在上海工作。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她总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妇，提着菜篮子四处奔走，以寻找安全可靠的住地。凭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她总结出了一套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等相继叛变，正是邓颖超的谨慎细心，才协助周恩来和中央机关度过了危险。由于她的机警周到，虽然蒋介石悬赏三十万银元缉拿周，但他们依然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任凭风浪险恶，巍然不动。
长征路上周恩来病得很严重，党组织特意把邓颖超接来照顾。她三天三夜守护在他的身边，靠着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还有爱情的力量，使他转危为安，烧也退下来了，渐渐康复。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为保证南方局成员的安全，党中央希望他们撤离。但周恩来决定留下来进行斗争，邓颖超也表示决不离开。她说：“恩来，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邓成了周最得力的助手。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秘密党员的姓名、地址和重要文件的内容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以备急需。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要领导还是留在陕北，以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于各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中，仍于中秋之夜抽暇给邓颖超写了封家书。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的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与秘书楚平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愉快地读完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了楚。楚看了，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邓颖超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伴侣。周家是个大家庭，亲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他们照顾的，都由邓一人料理。她不仅细致周到，而且用钱大方。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基本上有三分之一是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感在心头。他曾对作家曹禺说过这样的话：“小超忙，我更忙。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她了。”
建国后，邓颖超与周恩来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在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籍。
195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访问。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难得的红娘愿带信，就在来看他，在他住的地方写了几个字给你。我们和他意外地相见，是多么地高兴、喜欢啊！想你们相见亦是如此。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最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当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了他。正是“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意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中，他也没有忘记回赠邓一个热情的问候，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她。周回国时，还特意把那枝海棠花也带了回来。邓颖超就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悬挂了起来。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象征着俩颗思念之心的信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1955年4月，邓颖超得知台湾特务机关正在策划一起爆炸案，准备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之机，谋害他和代表团成员。她毅然提笔给周写信，嘱咐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地点，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一本书做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后，他的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了一块小三合板。但他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时、重病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她还在桌面四周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后来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0年邓颖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得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周恩来还利用去机场迎接外宾之便，顺道到医院去看望她。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自己，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文革”时期，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并坚决和他站在一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明，美锦助衮辅。”这是赵朴初对邓颖超的赞誉。
1975年秋，周恩来终于倒了下来。在周恩来住院期间，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去医院看望他。她知道周来日无多，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当时邓颖超自己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合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夫君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去世。临终时，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大姐哆嗦着双手抚摸着人民的好总理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邓颖超最珍惜她与周恩来的“战友”之情。追悼会上，邓特意托人制作了一个花圈，敬献在总理的骨灰盒下；并将自己对夫君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花圈洁白的缎带上：“战友小超”。“战友”，这是多么神圣而又崇高的称呼啊！它饱含着他们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战斗情谊，也饱含着他们志同道合的执着追求。
邓颖超将对周恩来的一往深情，践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乃至去世之后。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嘱托，人们用1976年装盛总理骨灰的那个骨灰盒，装盛着邓大姐的骨灰，运到海河，将其抛撒在十六年前抛撒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方。其实，这也是他们俩早在1956年的约定。
一代少帅同红颜知己相伴终生——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马君武《哀沈阳》
有这么一对人儿：两人厮守了长达七十二年，其中五十四年的幽禁岁月也不离不弃；女子那方义无返顾地跟着男子，竟不要什么名分，最后还是男子那方的元配大度，成全了他们；男方曾经可以说简直是个“追逐女色、甚至吸毒的浪荡公子”（当时一些人不无夸张的说法），却因为女方的美丽、多情、挚爱、情投意合而收了心……这就是被无数人颂赞过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传奇故事……
张学良（1901—2001年），中国现代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字汉卿，号毅庵，后改名小六子，原籍辽宁海城，奉系大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民国四公子”之一。从小得到父亲的苦心栽培，卓有才力，1920年晋升陆军少将时还不满二十岁，1926年晋升陆军上将时亦未满二十六岁。他叱咤风云而又坎坷不平的一生，确实留下了太多遗憾。然而，他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他见证了中国由分变合、由弱变强的百年风云。
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大他两岁，两家乃世交，由父亲张作霖做主订亲；继而他先后还有过多位女人；后得红颜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陪伴左右；再后来张与于解除婚约，同赵四续弦结为连理，从此数十年不离不弃，相伴终生。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
赵四小姐（1912—2000年），民国又一奇女子。即赵一荻，原名赵绮霞，在兄妹中排行第四，故又称为“赵四小姐”，这个名字后来传播得最广。原籍浙江兰溪，出生于香港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后长年生活在天津。其父赵庆华为交通系首领梁士饴的手下大将，官至交通部次长。
张学良早在北京时，就与赵家兄弟结识，时常到赵家做客。赵四小姐的父母对他的印象也很好。赵四是在1927年春天（她十六岁），在天津蔡公馆舞会时初识张的。天生丽质、聪明灵慧的赵四，与英俊高大、刚毅威猛的少帅自然是美女配英雄，彼此爱慕，一见钟情。相识后，他俩时常到京城西郊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高尔夫球场打球，该饭店为赵四父亲赵庆华所开办。夏天，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赵四小姐也与大哥、二哥结伴从天津赶来。张的副官陈大章陪她住在必其饭店；避过盛暑后，也是由陈副官送她返回天津。之后张、赵之间不断有书信联系，渐渐难分难舍。
1929年秋，不满十八岁的赵四小姐接到了张学良的深情邀请，竟不顾家人反对（其实她当时已被父亲许配他人），单身离家出走，舍生忘死地东出山海关，秘密乘火车到达风云动荡的沈阳，在这紧要时刻来到张的身边，不计夫人名份地与他私奔（对外她曾长期只能以张的私人秘书身份出现，她也确实做了大量的秘书工作）。随即她被安排在北陵别墅，开始与张学良同居，演绎出了一场民国版的英雄佳人剧。赵四小姐当时便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更不会在乎如何称呼！”
最初，当赵四小姐径去东北时，乃父赵庆华本来为人耿直、做官清廉、经商有方，在社会上颇有好名声；但在得知爱女同人私奔并做小、舆论不好的消息后，觉得有失体面，一怒之下，即登报声明与她脱离父女关系。并辞去官职，隐居在北京郊外，至死再也没回过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