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有幸娶到宋二小姐——孙中山与宋庆龄
“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何香凝在上海孙中山追悼大会上激动地说。
孙中山（1866—1925年），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建国元勋，一生为国操劳，1940年被国民政府追奉为“国父”。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出生于广东香山（现改名中山市）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孙中山是在华人世界受到普遍崇敬和尊重的革命家；他为推翻满清、振兴中华所做的努力，他的“天下为公”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天下人赞颂。
宋庆龄（1893—1981年），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国父孙中山的夫人，新中国开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唯一一位国家名誉主席。又名宋庆琳，英文名Rasamond，原籍广东（今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她的父亲、牧师兼实业家宋嘉树，是一位爱国人士，是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也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宋庆龄与姐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妹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宋庆龄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威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同年回国，即径直到流亡革命党人集中的日本东京，开始追随孙中山，担任其助手，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1915年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决定和比她大二十七岁、正在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先生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孙逝世后，继续坚持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第一次大革命（1924—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生活美满幸福而殚精竭力、英勇奋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孙中山比宋庆龄整整大二十七岁，他们第一次在宋家见面时，宋庆龄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后来一次见面，宋庆龄也只有七岁；但听见孙先生与父亲关于革命的谈话，已在她心目中产生悠然神往之感。1913年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后，很快自美国抵达日本横滨。她内心蕴藏着一种秘密。她只觉得，中国革命在呼唤着自己。她是由父亲宋嘉树和姐姐宋蔼龄（时为孙中山秘书）陪着去拜见孙先生的，这一际遇决定了她的一生。宋嘉树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宋庆龄见到孙先生很是高兴，很快就与姐姐一起协助他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就接替姐姐做了孙的秘书。据说宋霭龄曾经也爱上了孙中山，只是孙对她根本没有男女之情，这才接受了孔祥熙的求婚。
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出类拔萃的老二，长得俊美异常，不仅皮肤白皙，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而且体态轻盈，风度翩翩。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豁豁亮亮、嫣然动人的眼睛。亲友们称其为一朵花，不像牡丹和玫瑰那么艳丽娇媚，而像玉兰和水仙那么淡雅秀美。她具有东方古典的风韵，文静、温存，讲话轻柔、举止端庄，身材娇小、线条分明。因为她很可爱，而且听话，所以最得父母的疼爱；尤其是母亲倪桂珍，简直把她当做了掌上明珠。有人说，宋家三姐妹里，老大霭龄爱钱，老三美龄爱权，老二庆龄爱革命。
尽管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但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他们还是很快产生了爱情的火花，火热、亲密而和谐，后来便考虑谈婚论嫁。宋庆龄曾好几次看到孙先生力不自持，疲病交加。她虽然还是一个少女，但她立刻觉得必须给他以帮助。她曾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共同的理想缩短了年龄差异悬殊的距离，窈窕少女与将近“天命”之年的男子成了热恋中人。多么幸福而又多么快活的时刻哟！
1915年宋庆龄返回上海，就婚姻问题征求父母意见。宋嘉树一听说爱女爱上了孙中山，震怒不已。其母更是反对。庆龄的婚事遭到了父母坚决的拒绝，并把她软禁起来，甚至要为她另觅夫婿。经过好几天内心的矛盾冲突，宋庆龄最终做出了伟大的决定，自己还是要一心跟着孙先生。迫于不得已，她趁晚上从窗户爬出房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去，毅然不辞而别，潜回日本，完成了其婚姻和革命相结合的志愿。而孙中山也与老家的卢慕贞正式离婚，终止了他们本早已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结婚第二天，庆龄即投入为孙先生翻译密码和处理英文信件的紧张工作之中。
对他俩的婚姻，不管别人毁誉褒贬如何，事实上，孙、宋的结合，不仅是对旧礼教习俗的挑战，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而且他们本人也感到婚后的生活极为幸福。婚后不久，宋庆龄给一位美国学友写信说：“这次婚礼尽可能简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讨厌繁文缚节。我很快活，我想试图帮助我的丈夫尽可能用英语通信。我的法文大有提高，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和流利地翻译。像你知道的那样。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一所没有使人烦恼的‘考试’的学校。”其欢乐的心情充满字里行间。同样，孙中山在1918年给老师——英人詹姆斯·康德黎的一封信中也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无论在风里浪里、雪里霜里，孙中山和宋庆龄都风雨同舟、齐心协力，你扶我、我搀你，勇往直前。两人对婚后十年的生活都极为满意。在孙中山看来，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不是一个普通妇女，而是一个那么完美、富于魅力的人。得到她忠贞不渝的爱情，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一。同样，宋庆龄也对丈夫有着一种特别炽烈、真挚的爱。
在此后一系列的斗争中，宋庆龄不仅始终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更始终是孙先生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和助手。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无数艰难的斗争历程中，也包含着她或是积极参与谋议、或是努力协助执行的卓著功勋。
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可是，正当和谐、美满和幸福伴随着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人时，天大的不幸突然降临。早已积劳成疾的孙中山，于1924年初冬肝病再次发作，并日益加重，虽经多方医治，病势依然有增无减。从孙中山发病到逝世，宋庆龄守在病榻旁达三个月之久，一刻也未曾离开。她尽可能使丈夫减轻痛苦，得到宽慰。1925年1月，孙先生的肝病进一步恶化。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宋庆龄常常一连几天几夜守在病榻旁，寸步不离。望着生命垂危的丈夫，她无比悲伤，但只能强忍眼泪。文首所引何香凝的那段话，就是对她的高度评价。
孙中山也一样。他在弥留之际最系念的人，就是宋庆龄。3月11日下午，孙先生临终前，他一边喘息，一边用十分清晰的声音，艰难地呼喊：“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气喘吁吁，不能作声。何香凝一听到孙中山叫她，就急忙掩泪走到他的床前。孙中山望着何香凝那张悲伤、呆滞而忽然出现慌乱神色的脸，用十分纤弱的声音说，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当时宋庆龄在一旁“哭声惨切”。孙中山泪水涔涔地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第二天上午九点，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
一代巨人孙中山去了！作为“国母”的宋庆龄，最终战胜了眼泪和悲伤、孤独和空落。她懂得：“先生需要的不是泪水，而是坚定地沿着他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因此，她决心“遵孙先生遗嘱，追随诸君之后奋斗实行”。此后，在白色恐怖中、在逆境艰险中，在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战争中，直至当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继承丈夫遗志的坚定意念，丝毫不曾有过动摇。她就是用这样的非凡方式，献身于她亲爱的丈夫所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她对丈夫的情和爱，难道不也尽在其中吗？冬去春来，朝朝暮暮，岁月以黑白的方式悄然流逝。可是，她那生命的河流从未中断，仍在畅流出一腔热血所激起的豪情与智慧……
革命女杰断然挣脱丈夫——秋瑾与王廷钧
“俗子心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秋瑾《满江红》
秋瑾（1875—1907年），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献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事业，是中国第一个为推翻清朝腐朽政权而流血牺牲的女英雄，也是中国古往今来最豪气、最杰出的女人之一。原名秋闺瑾，小名砉姑，字璇卿，号旦吾，后改名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汉侠女儿、秋千。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生于福建厦门；因父亲后至湖南为官，少女时代又长期生活在湖南，并嫁给小她四岁的湘潭人王廷钧（1879—1909年，名昭兰，字子芳）为妻。自幼爱读书，工诗文。其诗文笔调雄健、感情奔放，有巾帼之风。如广为传诵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一语，多么豪迈铿锵、气壮山河！后人辑有《秋瑾集》。
秋瑾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听从母亲教诲，喜爱读书，作诗填词，善于言辞；且性情豪侠，喜穿男装，学习骑马剑术、使棒舞枪，异于一般女孩；忧国忧民、志向远大：“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1890年（一说1894年）全家随其父秋寿南迁居湖南。在这里她学会了巫家拳。1894年秋寿南调任湘乡县厘金局总办。及笄年华的秋瑾被父亲许配给湘乡县荷叶塘（今属双峰县）的王廷钧为妻。荷叶塘还是曾国藩、蔡和森等历史名人的家乡。王家是当地富绅，与曾国藩家族还有表亲关系。1896年秋瑾与王廷钧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荷叶塘乡下婆家。一年后秋瑾生下一个儿子。这年秋她第一次回到荷叶塘，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其《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其豪情受到当地人们敬重。
1900年，王廷钧通过父亲与曾国藩的表亲关系，纳资捐了个户部主事小官。秋瑾即随王廷钧赴京任职，第一次远离父母，并开始接触西学。目睹国势危急、清廷腐败，秋瑾立志献身救国事业，“恃铁血主义报祖国”。不久因八国联军入京，时值战乱，他们又不得不回到湖南家乡。次年秋瑾生下一个女孩。1903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迄今亦携女儿一同前往。翌年，秋瑾毅然冲破了封建家庭束缚，抛家别儿，女扮男装，飘洋过海，变卖金银首饰，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秋瑾在日期间，经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她与陈撷芬发起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和刘道一等人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并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她还登台激情演说，发表大量文章，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在日期间，她也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
1905年，秋瑾自日语讲习所毕业后，归国省亲，并筹措继续留学的费用。此年春夏间，她在上海、绍兴分别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秋瑾再赴日本，9月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位女党员，且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她愤而归国；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安置留日回国学生。不久，秋瑾任教于绍兴女学堂、浔溪女校等地。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资金，她回到湖南婆家，取得了一笔经费；并和王家人决别，声明彻底脱离家庭关系。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性解放主张，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2月，她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校务，并以之作为革命据点；旋至浙江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湘赣边境之萍（阳）浏（乡）醴（陵）起义，未果。
不久，秋瑾准备与徐锡麟分头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她不断往来于各地，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并推徐为首领，自任协领，计划在是年夏起事。很快事泄，但秋瑾拒绝离开，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坚不吐供，视死如归，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7月15日，她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还不到三十三岁。在打扫牢房时，狱吏看到了秋瑾留在墙上的绝命词：“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数年后，秋瑾生前的好友徐寄生、吴芝瑛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她的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于1909年秋将墓改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修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革命党人隆重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此年12月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并亲书“巾帼英雄”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