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从翻译那里得知消息的。采访途中，她的手机响了。她接听电话，之后盖住手机话筒说，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她再听，说另有一架飞机钻进世界贸易大厦，天上还有10多架飞机在寻找目标，说美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当时我们在摩尔多瓦南边卡哈尔镇报道那里发生的妇女走私和逼迫卖淫事件。目前，摩尔多瓦是欧洲最穷的地方，1／4的人口移居国外寻找工作。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地无线电台也无法接到国际上的消息。为了证实消息，我的翻译能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给她在基希纳乌的母亲打电话。她母亲不会讲英语，但她至少有一台电视机。“调到CNN台，告诉我您看到什么。”翻译说。她母亲就调到CNN台，立即就哭起来了。我们仅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在那个星期里，我们继续进行报道，但是，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在已经发生如此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界里，这件事情还会有任何相关的意义。世界贸易中心倒下了，它投下了比它自己完整的时候更长的阴影，而且所有新闻工作看来已经成为一个恐怖日子及其后续影响的大事记。有好几次，摩尔多瓦的人走上前来跟我握手，或者抓住我的肩膀说：“对发生在贵国的事情，我们深表遗憾。”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说不清楚我们不仅仅是在谈我自己的国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已经在世界各国发生过，其后果不仅仅会在阿富汗引起反响，而且会在别的所有地方产生反响，也许甚至会在摩尔多瓦。我们现在都卷进此事了。
9月11日的冲击确证了新闻记者们多年来一直都在说的一句话：世界是互相连接着的，一个国家的动荡最终会导致别的所有地方动荡。从一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都是当地人了。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战争，别的所有国家都处在风险中。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死去，别的国家的人民也有危险。新闻记者在过去23年里一直在报道阿富汗的混乱和痛苦，但美国很少有人听得进去。但是，正是这样的混乱，才使得恐怖主义能够在阿富汗扎下根来，而9月11日使美国读者极想知道关于那个国家的一切详细情况，任何能看到的东西都想看。关于伊斯兰教的书成为畅销书，杂志编辑把记者送往阿拉伯世界，美国人发现自己在争论中东政策或阿富汗冬季的严寒。让读者如此迫切地关心远在天边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本来是记者们的某种幻想，然而眼前的一切却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然而，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读者，新闻记者本身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从心理学上说，使海外报道成为可能的很多事情当中，其中一个是这么一件事实：你总能够回家去。当你在战壕里瑟瑟发抖，当你两天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会产生极大的差别。但是，看着世界贸易大厦倒塌的电视录像带，我意识到这个事实不再是真实的了。9月11日，报道过几十次战争的新闻记者竟然被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触动落泪，而他们本身曾在战场上挨过枪子，曾经受过伤，曾经目击大屠杀，曾经目睹暴乱、饥饿和疾病。现在不是他们走向战争，而是战争走向他们，而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游戏。已经不再有一处避难所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她不是战争报道记者，反过来，她是一个人权记者，因为对人权的压制是使战争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之一。如果现代战争是由士兵们在沙漠或丛林里进行的，而且不涉及平民，那么，战争也许就不那么可怕了。但今天，战争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作战人员，结果，外国发生的战争是可以放在报纸头版上的最重要的事件。同样，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明白，就像美国人对9月11日的事件的反应慢慢被人称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一样，而它实际上本应该称为针对压迫的一场战争的。美国政府倾向于忽略一些友邦国家滥用人权的事件，这个倾向不仅仅无法保护我们，而且有朝一日还会证明，这是在鼓励恐怖行为和极端主义分子在我们支持的所有国家迅速发展。
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最终的军事防御不是导弹，不是炮弹，也不是与压制人权的政权之间的结合，而是坚决和毫不妥协地坚持世界范围的民主和人权。9月11日之后，与海外的联系也许会成为说明这一基本原则的最好办法。伊朗革命之后，记者们指出，美国对残暴的独裁者沙哈的支持，使得那个国家原教旨主义和反美国情绪的泛滥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沙哈本人耗费了上千万美元供自己享乐而使其国家受难。美国害怕革命之后的伊朗，结果导致伊朗给予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屠杀政权和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政权的无保留支持。在这两个政权之下，恶性的反西方情绪甚嚣尘上，而且这两个国家都直接与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行动有联系。
因此，美国人不妨自问，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无意间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活动中起了什么作用。新闻可以鼓励，也可以强迫美国人思考这些尖锐的问题。回头看看阿富汗的问题，有些人说，他们看出9月11日的事件早在10年或20年前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展望未来，我们也许已经看到下一代不可思议的头版消息：问题不断的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和中东。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保护自己。我坚信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真正的问题，我差不多都不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9月11日事件是否严重到了足以促使我们警醒的程度。
鸣谢
弗兰克·卡罗尔当年在博伊西国家森林服务处工作，他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我并没有带上任何一种媒体工作介绍信，他直接就发给我一张新闻记者通行证，使我得以进出弗里克溪山火区。我对山火的研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因此，首先得感谢他。之后，我开始海外报道的生涯，而这次又是从1993年前往萨拉热窝的一次准备极差的旅行开始的。我非常感谢哈罗德·多恩博斯，他是一流的记者，现在又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他让我有一个地方睡觉，教我一些行业窍门，每当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总是伸手搭救。此后，我接受杂志的任务到海外进行报道，过了一阵子奢侈的日子。我想感谢以前在《男士杂志》工作的约翰·阿特伍德和约翰·拉斯玛斯，《外界》杂志的汉普顿·塞兹，《名利场》杂志的泽德·齐曼、杜格·斯当普夫和格雷顿·卡特尔，还有《历险》杂志的斯迪夫·拜尔斯。我特别感谢斯迪夫·拜尔斯，他在《男士杂志》工作期间购买了我的第一篇全国性杂志文章，多年以后，他又派我去阿富汗报道阿哈默德·沙哈·马苏德。我还想特别提一提格雷顿·卡特尔，也就是《名利场》杂志的主编，他发表了在他的许多读者看来是极其令人不安的战争报道。我知道，对于一位编辑来说，这并非易事，我因此而对他寄予我作品的信心深表感谢。我还想谢谢诺顿公司的斯塔林·罗伦斯和德雷克·本内特以及在那里工作的其他许多人，还有在哈泼柯林斯出版集团工作的许多人，他们做了极好的工作，并给予我长期的支持。摄影师特恩·维顿陪我完成了许多杂志社的任务，我希望感谢他的陪伴和他了不起的摄影作品。跟阿富汗的莱萨·德格哈迪摄影师一起的工作是宝贵的人生经历，使我产生了极大变化，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记者都是如此。如果没有我的代理人斯图亚特·克里奇夫斯基的忠告和友谊，没有他办公室里的宝拉·波尔泽和沙娜·柯亨的帮助，这本书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之后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没有他们，我不会是现在这么样的一个人，因此也不会当上记者。说完这些话，我还想谢谢简奈恩·迪奇奥凡尼、司各特·安德森、约翰·富克、罗勃·利弗尔、多恩·比尔、克里斯丁纳·霍普金斯、约翰·华伊兰特、艾默里·华伊兰特、约翰。伊文斯、维克多莉亚·布鲁斯、山恩·杜勃、艾米·金博尔、杰基·金雷和斯迪芬·占尼奇考斯基，他们对我的工作一直抱有兴趣，而且跟我的工作多有牵连。我母亲和父亲伊雷恩和米盖尔·荣格尔，还有姐姐卡洛塔，他们一向都十分支持我。我接受任务到海外采访的时候，他们总是提心吊胆，为此我表示极大的歉意。我已经把本书题献给艾利斯·塞特尔，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一个拥有难以置信的智慧的人，对这个世界上的劳动人民有着毫不动摇的尊敬，为此，我一直努力想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献给他们。如果不是认识了他和他的妻子乔恩娜，我极有可能当不成记者。
最后，我想指出，海外报道这门职业，如果没有世界各国当地人的帮助，就根本无法存在，这些人的名字从来不会出现在报纸文章里，他们的面孔从来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把最后的谢意和崇敬之情献给在我工作的各个国家里帮助过我的那些翻译、修理工、司机、向导和提供资料的人们。作为当地人，他们冒了很多风险，这些风险是一些手持外国护照的人根本都不去思考的。这些人太多了，根本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但是，他们在新闻工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应该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