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爬上三层楼梯到了咖啡屋，坐在一张餐桌旁，要了一杯咖啡。咖啡端来了，同时送来一个双筒望远镜。咖啡屋的墙上挂着一排连续动作照片，是一名年轻的希腊塞浦路斯人，叫塔索·伊萨克的，在一块田里被打死的情形。从窗户上可以看到那块田。照片旁边是一个布告：“1996年8月1 1日，野蛮的土耳其殖民者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奥地利支队的面，残忍地杀死了一名热爱和平的24岁塞浦路斯人。他们利用警棍和铁棒压制自由精神。”
导致伊萨克死亡的事件，是从欧洲摩托车手协会组织一次骑车活动以抗议土耳其占领塞浦路斯时开始的。120名摩托车手于1996年8月2日离开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在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巡回活动。他们最终于8月10日到达塞浦路斯，跟当地来自塞浦路斯摩托车协会的约7，000名摩托车手会合之后，他们立即宣布了闯进停火线的意图。由于来自联合国的压力，希腊塞浦路斯人的总统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终于迫使摩托车手们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但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还是在德林尼亚地区集结起来。塞浦路斯警察在现已成为安尼塔咖啡屋的地方沿着停火线布置好了，但他们没有在检查站一带布置人手，到了晌午，抗议者一路推进至缓冲区，并开始朝土耳其军队叫骂。很快，他们对面就出现了上千土耳其塞浦路斯人，是土耳其军方用公汽运来的。土耳其一侧的反示威者大多是平民，但他们都拿着球棒和铁棒，其中一些人还是被称为“灰狼”的一个品性不端的民粹主义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土耳其来，目的是要向摩托车手传递——按照他们的话说——“一个特别的惊喜礼物”。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劳夫·登克塔什看着这一切，他用摄像机和远距摄影镜头记录下事件的全部过程。缓冲区内爆发了混战，土耳其部队朝人群开枪，4名希腊塞浦路斯人，包括伊萨克在内，无望地绊在铁丝网上了。联合国派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警察想办法救出了其中的3个人，但伊萨克倒在地上，很快便被一群凶恶的“灰狼”成员包围了。从希腊塞浦路斯人那一侧拍下的照片显示他在绝望地抵挡，而“灰狼”和配备了防暴器材的土耳其警官轮流用警棍和铁棒痛击他的头部。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冲到他身边的时候，伊萨克已经死了。
在安尼塔咖啡屋内，吊在墙上的电视机在滚动播放伊萨克死亡的新闻报道镜头，还有3天之后发生的另一起死亡事件的镜头。8月14日下午，也就是伊萨克的葬礼之后，数百名摩托车手返回安尼塔咖啡屋外的同一个地方，并再次冲撞希腊塞浦路斯警察，进入了缓冲区。其中就有伊萨克的堂弟，26岁的索罗莫斯·索罗穆。第二次抗议的报道显示索罗穆避开两名联合国维和士兵，从隔离缓冲区和土耳其领土的铁丝网上的一个开口处悄悄钻了进去。等着他的是一排土耳其军人，他们的机关枪已经架好了，还有附近一栋大楼的阳台上站立的一批国家安全军官。索罗穆跨越了土耳其停火线，很快跑到悬挂着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国旗的一根白色旗杆旁边。安全官员拿武器瞄准他的时候，联合国维和士兵惊讶地观察着所发生的事情。索罗穆开始往旗杆上爬了。
他爬到了1／4处，此时，一块红色斑点在他的脖子上炸开，结果他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一共有5粒子弹打在他的肚子上、脖子上和脸上。新闻照片清晰地显示两名安全官员站在那栋楼上用手枪射击的情形——据说后来这两个人被希腊塞浦路斯警察认出，是现任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国会议员克南·阿金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特别警察部队的首领厄达尔·艾马内特——之后是土耳其军人单膝着地朝抗议人群开枪的镜头。两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和7名希腊塞浦路斯人被打伤，包括一名59岁的老妪，人们看到她上前去劝说她儿子回家。
我用随咖啡一起送来的双筒望远镜扫视缓冲区，但它看上去跟我见过的所有除去了杂草的一片开阔地差不多。土耳其安全部队站在上面开枪的那栋两层建筑的窗户已经用砖砌上了，只留下供伸出机关枪管用的狭长的开口，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旗仍然在索罗穆企图爬上去的那根旗杆上飘扬。我看了好几遍反映屠杀现场的新闻报道节目，之后回到我的车上，开车四处转游，最后找到伊萨克和索罗穆埋葬的那块墓地。那是一小块石头码成的地坑，周围是一面水泥墙，墓地就在这个城市的足球体育场后面。伊萨克的墓前堆放着鲜花，反映他被杀死过程的几张照片套上塑料薄膜后塞进石头缝里。索罗穆的坟墓奇特一些，它用水泥现浇方式描述了索罗穆在旗杆上的情景，而土耳其士兵正在拿枪对准他开火。在只有极少人伤亡的一场战争中，沿着几乎没有炮火的一个前线，他的坟墓所起的作用是提醒人们，世上还有敌人存在。
“塞浦路斯的悲剧在于根本就没有悲剧。”当地人以嘲讽的口吻说出这种俏皮话。还没有足够多的痛苦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前来干预，这个想法当然是亵渎死者，但是，仍然有一些希腊塞浦路斯人相信这个说法。他们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后来，回到尼科西亚以后，我问一位长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欧洲外交官，看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双方都酷爱使用这种被害者理论，”那位外交官说，他要求不要说出他的身份，“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双边少数民族问题，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土耳其塞浦路斯人说，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岛上的少数民族。希腊塞浦路斯人争辩说，如果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合在一起算，那他们就是少数民族……在这样一场争端中，双方都不会承担作为平等参与者应负的责任，因此，双方都等着另外一方先走一步。”
这位外交官在靠近利德拉宫检查站的一个超级安全的办公楼里工作。通过他的窗户，我可以看到很大一面土耳其塞浦路斯旗帜在远处的山坡上用石块拼接而成。据说，土耳其部队每天走上山去，在石头的反面漆上图案。完成以后，等到天黑才把所有石头翻过来。第二天早晨，希腊塞浦路斯人醒来后发现，一面巨大的土耳其塞浦路斯国旗展现在基伦尼亚山的两侧。
“有解决的办法吗？”
“如果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有合作，则问题可以解决。”这位外交官说，“而这样的合作目前还看不到影子。如果你看看北爱尔兰的例子——我不想做这样的比较，但是，实际上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直到1984年，英国和爱尔兰都还在互相争吵，而北爱尔兰的各个社会都利用这个差别来确保冲突能够进行下去。之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同意就北爱尔兰实行一项联合政策，并且坚守这个政策不动摇。两派人在两个政府的政策里看不到什么名堂，因此到最后只好彼此友好。如果你在两个祖国之间拥有这种合作，那么，塞浦路斯的问题就很好解决。”
谈话结束后，这位外交官带我上了楼顶，看看尼科西亚。夕阳落在特鲁多斯群山后面，我们可以听到穆斯林唱祷的声音飘过小城的北边。缓冲区像一条难看的伤疤贴在小城身上，过了缓冲区，就是土耳其防线上陈列着坦克和大炮的巨大的土堆狭道。那位外交官指着靠近我们一侧粗制滥造的希腊防线，之后顺着缓冲区的线路指向西边。“那里面有众多的鸣禽和野兽，”他说，“猎手们把这个岛上别的一切都赶尽杀绝了，只有那个地方是他们不敢去的。”
司各特·安德森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劳夫·登克塔什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看上去倒不太像他扮演的角色。他个子矮小，身体滚圆肥胖，已经75岁，跟荷默·辛普森长得极像。他讲英语的时候带有一丝英国腔调，是他40年代在伦敦接受法律教育的结果，大多数时候，他在照片上都是穿极宽松的运动衫出现的。今天，他坐在莱福科萨闹市区守卫森严的总统府办公室里，但穿的却是西装。总统办公室宽敞，光线好，里面还养着一大缸热带鱼和3只吵吵闹闹的长尾小鹦鹉，鹦鹉就在他巨型办公桌后面的一只鸟笼里。
在40多年里，登克塔什一直是塞浦路斯土耳其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政治人物。他是远在50年代成立的非法组织保卫土耳其机构主要的组织者之一，他有两次因为激烈的军事活动而被驱逐出塞浦路斯，自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很明显，这样一个人物懂得如何躲避新闻记者，就在我们见面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曾请教过当地一名记者，看看对付他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总起来说，不要问他任何历史方面的事情，”那位记者叮嘱我说，“一旦你给他机会提起1960年的宪法，那你的采访就算完蛋了，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你会听他大讲登克塔什版的历史课。”
是啊，事先得到警告就等于事先有所武装。我坐在总统对面的沙发上，面前是总统办公室一角上的咖啡桌。我提出第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问题。
“我已经对塞浦路斯历史相当熟悉了，而且，因为知道您是一位极忙碌的人，我想集中精力谈谈今天发生的事情，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塞浦路斯目前的局势等方面，谈谈您感觉美国人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
总统点头：“我想让美国人知道的是，塞浦路斯有两个主人，希腊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而且，这两个主人已经在1960年同意建立一个合作式的共和国。”
正如那位记者头天晚上所说的，已经“完蛋了”。登克塔什一刻不停地开始他关于这个岛的现代历史的课程，是从土耳其人的角度来描述的：50年代埃奥卡恐怖分子的兴起，希腊人立即予以破坏的1960年伦敦协定，整个60年代在土耳其飞地上存在的恐怖活动，1974年土耳其和平行动无疑把所有人从埃奥卡的种族灭绝活动中挽救了出来，还有从那以后一直存在着的政治平衡。
“对于塞浦路斯问题，您认为终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终于抓住机会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毕竟是75岁的人了，精力再好也得停顿一会儿。
“一种由两个民族社会组成的联邦，”登克塔什说，“就是这样的。希腊塞浦路斯人必须确认我们的合法地位，还有我们自治的权利。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从来都没有称塞浦路斯是一个土耳其岛屿，我们一向都确认，我们共同拥有这个岛屿，他们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和对待我们。我已经对希腊塞浦路斯人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许多次，但他们总是拒绝听我的。”
登克塔什的话里隐藏着一股深深的怨恨，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有能力使自己的领地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由于土耳其是世界上惟一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这意味着国际航班不在那里降落，所有外交使团都保持在“兴趣层面”的水平上，而且所有收进邮件都是通过土耳其本土上开设的一个中转站传递的。在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孤立使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近海的公司有极大的便利，远远胜过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行事的一些公司，而且有助于强化登克塔什向自己的人民传递的戒严信息。
在希腊塞浦路斯人的世界观里，劳夫·登克塔什要么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权力取决于使这个岛屿处于分裂状态，要么是土耳其本土及其“占领”军的一个傀儡。在现实中，登克塔什看上去极受人欢迎，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各界都是如此。他的同胞习惯称他为“开国之父”，并且经常拿他与现代土耳其的开国之父基马尔·阿塔图克相比较。这个反复使用的说法一开始有些离奇，慢慢就让人觉得厌烦了。有时候，看起来这个国家的差不多所有人都与这位总统本人有过不期而遇的惊喜会面，从北部海岸的国外流浪者到偏远贫穷的山村农夫都是如此。一般来说，这样的故事跟酷爱摄影的登克塔什有关系，他总是脖子上挂着相机，穿着宽大的运动衫在乡间徒步，他的小批安全人员总是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跟在身后。虽然总是有人觉得他的年龄跟他的职位不太相称，但他的政治力量从来都不曾有所减弱，在所进行的5次总统选举中，他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他的观点与他的同胞极其相似。一位旅游者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旅游，如果他不小心，那一定会被差不多所有人进行一番“登克塔什历史课”的教育。这里一共有十多个政治党派，有强硬的社会主义者，也有新式法西斯主义者，而在整个政治尺度上，差不多所有党派领导人都接受了登克塔什所谓的两个民族社会构成联邦的说法，哪怕他们不一定说得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种族冲突区里，无论是波斯尼亚还是斯里兰卡，更不用说在以色列，我都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形，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却是众口一词，他们只不过是选择由劳夫·登克塔什来发表意见。
但是，这可并不是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就是某种单种族式的伏克斯兰，相反，这是一个小事不断，是非多多的地方，总让人想起政府永远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大加吹捧还是坚决抵制的过去。卡帕斯半岛是向东北延伸过去的一片狭长纤细的国土，在这个岛上，约600名希腊塞浦路斯人选择继续留在他们原来的村庄里，而不想向南迁移，而西部科马基迪城数百名马龙派天主教徒却南迁了。今天，这些态度坚决者继续接受联合国部队每周一次的“紧急”供应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员经常引述这些社团的存在，作为其自己生存亦让别人生存的哲学证明，但是，看到旅游者实际上都到他们那边去，并且听说居民们不断发出针对政府的抱怨时，还是露出明显的烦躁来。
在整个乡间，据说，希腊东正教一直都是要么完全封堵住，要么改进成为清真寺，而且，东正教圣地有占据战略要地、封锁在军事禁区的铁丝网后面、使所有外人不得进入的坏习惯，经常这样做显然就不是用偶然性能够解释的。有很多希腊人的纪念碑不是政府可以简单地从视线中铲除掉的，比如默索里亚平原上漂亮的瓦尔纳瓦斯小修道院（圣巴尔纳巴斯修道院），是整个塞浦路斯岛上最重要的东正教圣地之一。他们看来依靠更不容易为人所发觉的一些劝阻方式。虽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内有两条主要的公路从旁经过，但两条公路都没有竖起指向修道院的路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