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生于英国伦敦西部的伊林，8岁时开始上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了两年书就停学了。但是他爱好学习，每天坚持自学，在他自己制订的课程表上，只留下了一个项目：阅读。
赫胥黎读书非常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书桌，他就点起一支蜡烛，将毛毯披在肩上，然后坐在床上读书。他的学习兴趣相当广泛，对什么都感兴趣。开始时想学土木工程，想搞桥梁建筑；后来又转到了医学方面，跟父亲的一个朋友专门学医。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但是当他想进外科学院进修深造时，因为年龄小，未能如愿。赫胥黎求知欲非常旺盛，他在工作之余，又自学了法、德、意、拉丁和希腊等语言，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伟大学者。
在赫胥黎21岁时，他以海军军医的身份作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第一次冒险远航，根据远航的见闻和研究成果，他发表了论文——《关于水母的解剖学》，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赞扬，并获得了皇家奖章，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从此以后，他开始潜心研究，接着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很快成为当时英国的一个最年轻、最有希望的科学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赫胥黎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变到了生物进化领域。
1859年11月3日，达尔文的科学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观点新奇、内容独特的著作一出版，立即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兴高采烈，拍手称赞；有些人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更多的人则把它当成奇闻传说，到处宣扬。
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则攻击达尔文的著作是“恶作剧”，一批教会首领对达尔文的著作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企图组织反进化论者群起而攻之。他们有人写匿名信威胁达尔文：“你是英国最危险的人！”“打倒达尔文！”一场大论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当时，进化论思想还没有普及，进化论者的队伍也不够壮大，在这场大论战中支持达尔文的人处于少数。为了有力地反击教会反动势力的围攻，捍卫进化论思想的纯洁性，达尔文给赫胥黎郑重地寄去一本自己的新作，请他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和评价。
赫胥黎以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认为，尽管书中的某些不甚重要的结论，还有待继续研究与探讨，但通篇而论，这部论著有着极宝贵的价值，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它必将引起一场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赫胥黎最后告诉达尔文，他将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捍卫科学思想的大论战中去。他在信中说：“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要的话。我正在磨利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赫胥黎郑重地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
1860年6月30日，关于进化论大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在牛津大学面对面地展开了。这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召开的辩论会，以赫胥黎、胡克等达尔文学说的坚决支持者为一方，以大主教威伯福士率领的一批教会人士和保守学者为另一方，摆开了论战的阵势。面对威伯福士之流的恶毒攻击和挑衅责难，赫胥黎镇定自若。
当威伯福士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下讲台时，赫胥黎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他首先用平静、坚定、通俗易懂的语言，简要地宣传了进化论的内容，然后辛辣尖锐地批驳了大主教的一派胡言，回敬了他们的无耻挑衅。他以激动而响亮的声音说道：“我要重复地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可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赫胥黎以雄辩的事实，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同大主教那种内容空洞、语无伦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们都为赫胥黎的精彩演讲热烈鼓掌。威伯福士脸色铁青，自知在这场辩论中败于赫胥黎，只得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但是，战斗远没有结束。在为宣传进化论而进行的几十年的斗争中，赫胥黎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充当捍卫真理的“斗犬”。人们高度评价他坚持真理、捍卫和传播科学真理的崇高品格，说：“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那么，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赫胥黎对世间万物富有饱满的热情，同时赫胥黎也怀有探索自然奥秘的信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体现了科学至高无上的探索精神，这无疑是吸引赫胥黎投身生物进化领域的最关键的因素。赫胥黎追随达尔文的理论，支持达尔文，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崇拜，而是对科学的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真正的大无畏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