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城县应迅速处理殴打科研人员的事件
编辑部：
山西省交城县林科所的工作人员，由于严格执行《森林法》，保护国家林木，去年9月13日，遭附近大队治保主任张继长等人毒打，这个事件至今未获处理。
张继长带领一伙人以踩高跷、闹红火为名，到林科所外攀折树木，然后又进所内将一株刚从外地引进的稀有树种折毁。林科所负责人解进保上前劝阻，张继长蛮不讲理，对解猛击两掌，又抓住解的领口，十几个青年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解奋力自卫，躲至房内，张等又砸门而入，把解的眼镜打坏，衣服撕烂，将解打得多处受伤。所内还有5位同志也遭毒打，50余株葵花、枣树幼苗被毁。在此以前，这些人已多次闹事。毁林科所的泡桐、杨树，将重点科研项目骏枣丰产树枣子打落满地，并有意将护林公约牌前的柳树皮剥光有两米多高，然后将树皮一条一条挂在护林公约牌上，公然蔑视《森林法》。
上述事件发生后，林科所、县林业局多次向县委、公安部门申诉，省林业厅厅长刘清泉要求有关部门按《森林法》规定严肃处理，但至今无任何结果。他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森林法》，保护林木，保护科研工作秩序和科研人员的人身安全。
（《光明日报》1980年7月23日）
交城枣树研究所贴钱向枣农传授新技术
300多棵老枣树返老还童，产量成倍增长；这项新技术推广后全省枣农可望增收1亿元
本报讯 三年前曾拿着木棒阻止枣树研究所人员给枣树“剃头”的武悦老人，如今望着压满枝头的小灯笼似的红枣开心得直笑。他对最近去参加“老枣树更新复壮新技术”鉴定会的专家说：“研究所尽是神人，枣树‘剃了头’，不但死不了，枣结得比以前更大更多了。”
山西交城县民办枣树研究所从1983年起贴钱向农民传授“老枣树更新复壮新技术”，不到三年，300多棵老枣树返老还童，产量成倍增长。北关街村民侯占林家的19棵有100年树龄的老枣树，到1983年已一棵枣子也不结了，1984年“剃头”后，当年就结枣200斤，第二年增加到400多斤，今年可望产700斤。枣农由不相信“剃头”能丰产变为要托人把子女送到研究所学习“剃头”技术。这项新技术也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最后通过鉴定，被定为科技扶贫推广新项目。
这个研究所是由全国人大代表、交城县林科所所长解进保创办的全国第一个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的林业科研所。这个所所在的吕梁山区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红枣之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重粮轻林，这些枣树渐渐无人过问，树木老化，有三分之一的树多年不结果。解进保和他领导的研究所对枣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认为这是影响老区人民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便把老枣树更新复壮新技术作为扶贫致富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开始时枣农不愿接受，解进保和其他技术员便找到研究所附近有500多棵老枣树的北关街村，提出租他们的枣树做示范，不管结不结枣都向枣农付钱，结果订了三年的租赁示范合同。合同规定：一、每更新一棵老树给枣农补钱36元；二、不更新的树作为对照树，研究所负责治虫，并给枣农补钱3元。履行这项合同，研究所得贴35000元。
在贴钱示范服务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耐心向枣农讲解更新复壮新技术，并细心观察每一株树的变化，记录了几万个数据，使更新复壮新技术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和完善。在最近召开的鉴定会上，有关专家认为：这项技术效益明显，简单易学，如能普遍推广，那么山西的1000万棵老枣树每年就可增值1亿元。
（《光明日报》1986年9月22日）
独白9 和你笔下的人物同命运
当我喜滋滋地从外地采访归来，还陶醉在对“解进保”一稿的兴奋里时，有一份“告状”信正在记者站办公室等着我。
记者部在转来信时还是以信任自己记者的口气说：“请核对一下事实，如事实无误，就不要管他了。”告状信说，解进保完全是一个假典型，稿中的事实全是虚构。只因为记者到研究所去了一趟，吃了一餐5元钱的招待饭，就提笔捧场。我见信后勃然大怒，那时刚当记者不久，还年轻气盛，便立即搭车到交城县（解的研究所驻地）去。因为此稿是在会议上采写，我并没有去过所里，只凭说我吃过招待饭一事就知写信者是有意诬告。
到县里一问，林业局的干部、研究所里的工人都说，我们知道是谁干的。林业局局长老王，一个和树木、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工农干部，气愤地拍桌子大骂：捣乱、捣乱！原来县林场前任场长多年政绩平平，解进保租场办所一年大变，他出于嫉妒，指使一个外地转业军人，写了这封信。那个转业军人的家乡很苦，在部队时曾当过通讯员，他为留在当地，甘愿替人家效点力，这就是此信出笼的原委。我还了解到，解进保曾受到迫害、殴打，但县里却置之不理。第二天我召集了有写信人、解进保，有林业局、县科委、研究所等各方参加的座谈会。县领导本说好到会，临时又推托不到，我坚持开会，最后形成一个调查纪要，寄回编辑部。
这次调查使我深切体会到改革的艰难，对改革人物更加同情。当时就解挨打一事写了一份内参。我没想到编辑部也被我的情绪所感染，干脆将内参稿以记者来信的形式公开见报。以后我便成了解进保的朋友，成了这个研究所的朋友。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个典型宣传好，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并利用一个记者的社会活动能力，在省科委、林业厅和省政府到处宣传。一时各级领导都到这个无名小所来参观了，全国的现场会也来这里开。李瑞环也来参观。
曾经默默无闻的解进保，成了新闻人物。1984年他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年3月他在京开会，其时我也调京工作，便到代表驻地去看望朋友，他们中有五位是我发现报道的典型。大家一见面分外热情。
记者的命运是什么？就是时代的命运。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的时日、岁月和人物早被雨打风吹去，唯有那些历史转折时期的事情及做出这些事情的人才会留存下来作为历史发展的坐标。新闻的任务就是记录这些坐标。一个记者如果发现并报道了这些人和事，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也就在历史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记者不能创造历史，却能记录历史，正是在这种记录中才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当一个老记者回头整理自己的新闻集时，就会发现许多消息、通讯都作为“易碎品”早不复存在了，只有少数大的事件、人物才有入集的价值。当然，一个记者因时空所限，可能一生采写不到什么重大事件和人物，但他应该按着这个思路去寻找，一旦发现就要倾尽全部心血去采写，怀着“新松恨不高千尺”的热情，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命运。
山西科研机构着重应用研究成绩显著
省人民政府给194项科技成果授奖
山西省人民政府最近在太原市举行了1979年度科学技术成果授奖大会，给194项重要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这次授奖项目的特点是以应用研究为主，可直接用于应用方面的成果占80%以上。受奖单位和个人，有一半以上是厂办科研机构及其科技人员。这批成果中有49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山西省科委和各级领导在指导地方科研机构的工作和制定规划、审查课题时都十分强调因地制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以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为主，着重解决本地区近期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省科委下达的科研项目，1978年共90项，其中有83项是应用方面的；1979年共有152项，其中有141项是应用方面的。为了集中解决本省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近两年来还由省科委主持，组织了作物育种、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煤炭综合利用、电子计算机应用等十个方面的会战。这些项目都分别由一个科研单位牵头，几个有关的研究所、高等院校、应用单位参加，协同作战，定期检查，现已取得一些可喜的突破。为了进一步发挥地方特点，集中攻关，去年经省委批准，对原来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七个农业研究所，按照自然区域和研究所的特点调整为专业研究所，在人力、物力上做到相对集中。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广。盛产棉花的运城地区，把农科所改成了专门的棉花研究所，这个所的研究人员深入社队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很受群众欢迎。他们在夏县研究用赤眼蜂、瓢虫、草蛉等防治棉铃虫、棉蚜虫，在全县大面积推广，比过去的化学农药防治每年要节省投工80多万个，节省投资 60万元，而且提高了棉花产量，减少了人畜中毒事故。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继1978年获奖之后这次又有项目受奖。这次获得一等奖的平遥县卜宜水利电探仪器厂工程师钟新淮研制成功的积分式激发电位仪，是一种适宜在山区找水、找矿的新仪器，较国内外同类仪器有较大的突破。它体积轻便，只有6.8公斤，很适合野外作业，一次供电可得出四个参数。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现在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使用，成井率在90%以上。
工业方面的科研机构则是以工艺研究为主，以应用技术为主，围绕着厂矿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它们既注意克服那种赶时髦，盲目追求“高、精、尖”的倾向，又注意摆脱被动地搞技术服务的局面，而是选择生产中急需的关键课题进行攻关。这次获奖的山西化工研究所根据我国塑料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及时研制成功的钛酸酯类偶联剂，填补了我国化学助剂的一项空白。添加入这种助剂后，可使聚烯烃塑料增加尺寸稳定性、刚度、冲击强度和表面光洁度。它不仅使每吨聚烯烃塑料降低成本1000元左右，还为扩大我国塑料的应用范围，代替钢、木材，广泛用于建筑、家具、包装等方面开辟了广阔前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决定国产电视机后盖采用这种新型助剂改性的填充聚丙烯，来代替进口树脂。这个所在研制这个项目过程中，从定题到协助工厂投产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它研究改革的生产工艺比目前国外所用工艺的效率还要高。
各研究机构在着重应用研究的同时，也注意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重视抓重点科研项目的同时，也注意了一些小项目的研究，做到应用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花钱少、时间短的项目和投资多、时间长的大项目相结合，这样既有利于提高研究水平，也可以互相补充，做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全省49个省级研究所就有22个连续两个年度都有成果获奖。为了使这些同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科研成果尽快地得到普及，山西省人民政府今年还从地方财政中专门拨出80万元用于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
（《光明日报》1980年5月12日）
[附原稿]
山西省给一批应用科研成果授奖
本报讯 4月1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在太原市举行了1979年度科学技术成果授奖大会，给194项重要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这次授奖项目的特点是以应用研究为主。可直接用于应用方面的成果占80%以上。获奖单位和个人，有一半以上是厂办科研机构及其科技人员。这批成果中有49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平遥县卜宜水利电探仪器厂工程师钟新淮研制成功的积分式激发电位仪，是一种适宜在山区找水、找矿的新仪器，较国内外同类仪器有较大的突破。它体积轻便，只有6.8公斤，很适合野外作业，一次供电可得出四个参数。经中央有关部门鉴定，现在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使用，成井率在90%以上。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钛酸酯类偶联剂填补了我国化学助剂的一项空白。添加入这种助剂后可使聚烯烃塑料增加尺寸稳定性、刚度、冲击强度和表面光洁度。并可使每吨聚烯烃塑料降低成本1000元左右，为扩大我国塑料的应用范围，代替钢、木材，广泛用于建筑、家具、包装等方面，开辟了广阔前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决定国产电视机后盖采用这种新型助剂改性的填充聚丙烯，来代替进口树脂。这个所在研制这个项目过程中，从定题到协助工厂投产，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它研究改革的生产工艺比目前国外所用工艺的效率还要高。
独白10 顺瓜摸藤 讲清所以
科技成果消息和为这些成果开表彰、发奖会的消息是科技报道中常见的。因为常见，一般人也就不大喜欢看，怎样将这类消息写好很难。它可以有多种追求，多种效果，比如要生动、活泼，有现场感等。但其中还有一种追求，就是通过这项成果、这件事讲清一个背景，讲清一种道理、一项政策。这对外行读者也许无用，对科学界、科学管理部门却很需要。报纸有多种功能，如传播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但作为分工宣传某一方面的报纸，它还是少不了宣传政策、指导工作的功能。所以这一消息是通过成果发奖，来说明一项政策的可行性。这篇稿前后写了两次，第一次未用，第二稿刊出后，编辑部认为效果还好，又约在内部刊物上写了一篇题为《顺瓜摸藤，讲清所以》的体会。照录如下：
4月18日，山西省召开了科研成果授奖大会，我采写了一条500多字的消息（见原稿）。文中提到一句：这些成果中可直接用于应用方面的占80%以上。编辑部立即要我以这句话为主题，重新修改，写深些，写细些。第二稿改写好后，共1500字，登在5月12日一版右上角，比第一稿分量加重，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通过这次改写，我有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成果是个物，记者要善于通过物来宣传一种思想。山西省这次获奖项目应用成果较多，正体现了国家科委为地方科研机构制定的方针：以应用、发展研究为主；要多搞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吃、穿、用方面的研究；不要瞧不起零金碎玉。接到编辑部的信后我又重新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并在第二稿中突出了这个思想，又围绕这个思想选择了一些例子，使消息不局限于仅报道成果，而是反映了中央的方针。
第二，成果好像一颗瓜，记者不仅要摘瓜，还要顺瓜摸藤，究其所以。让读者既看到瓜，又知道瓜是怎样结出来的。为了改稿，我又找了有关同志重新进行了采访，翻阅了十几个地方研究所的典型材料，查找了省科委两年来的项目计划书。这样在第二稿中加入了一些具体措施，不但说清了成果是以应用为主，就是它们的工作也是以应用研究为主。这次获奖是瓜熟蒂落、顺乎自然的。
第三，成果是科研人员长期劳动的结晶。记者要写好报道成果的消息，还必须注意平时的积累。这次得奖的不少成果都是平时单独采访过的，在脑子里已有积累。虽然这些材料当时作梁柱不够，这次作椽子则足足有余。比如第二稿中提到的赤眼蜂一例，在上届授奖会上我就注意到这一成果，这次作为例子写入稿件很能说明问题。由于动了积累，第二稿比第一稿就较扎实一些，也更易说明问题。
总之，通过这次编辑部帮助改稿，我认识到，写成果消息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写工作、写问题。要尽可能使读者通过给成果授奖看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看到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的工作方法，在思想上有所启迪，在方法上有所借鉴。
累卵已不危 车颠不怕破
新式五用塑料蛋箱在山西诞生
本报讯 一辆卡车载着82730个鸡蛋从吕梁山深处的隰县在土、石、柏油等各种路面上经过427公里的长途颠簸运到太原，经蛋库验收只有7个鸡蛋破损。这是最近通过鉴定的新型蛋品储运工具“五用塑料蛋箱”在试用中取得的结果。
一颗本来极易破碎的鸡蛋从鸡窝里出来，再送到消费者手中，一般要经过购、运、验、存、售五个环节。过去商业部门大都用木箱垫草装运鸡蛋，由于各个环节反复倒箱，仅此全国每年就有几亿斤的鸡蛋损失在运输途中。山西省食品公司李巨德等几位同志研制成功的“五用塑料蛋箱”是笼屉式悬空层叠结构，可以集装运输。最近经铁路试运，高30层、重800斤的集装箱，用铁路叉车即可随意装卸。鸡蛋从收到售，总破损率已由原来的27%降到1%以下。
（《光明日报》1982年9月28日）
独白11 关于新闻小品
当碰到一个新闻素材时，我就像碰到一个漂亮的牛角、一节精巧的树根、一块圆润的石头，不由地想把它加工成一件小艺术品，想把它尽心写成一个新闻小品。说是写新闻，倒有点像构思散文。这篇消息不到300个字。这个新蛋箱的发明过程我很清楚，发明者也很熟，几年间他常来谈发明，早成老友。当最后一次他来报告成功消息，并拉我去铁路货场看演示后，我脑子里立即闪过这个“小品”设计。一辆卡车，82730个鸡蛋，427公里，只破7个，就用这一串对比性极强的数字作导语。我相信开口就不俗，是能吸引住读者的。标题，我立即联想到一个成语：“危如累卵”。正好这些鸡蛋是累成8层，重800斤，于是拟了这样一个肩题：“累卵已不危，车颠不怕破”。就像把玩一件自己雕刻成的小烟斗一样，稿子写完，读之再三，不忍释手。果然，见报后不少同行见面时总要提到它。这种“小品”本不要它去爆什么冷门，如果新闻也是艺术的话，这种新闻小品是以其精巧让人在枯燥的新闻（特别是科技新闻）中窥见一点艺术的影子。正如文人常写一些自吟自赏的小诗，画家常画一点小风景，对记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基础练习。
有许多鸿篇巨制的苏东坡却写了一篇只有80多字的《承天寺夜游》，极精美，和他的其他文字一样多为后人所称道。我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曾认为“这是一轴画，且细且长，静静垂于厅堂之侧，不与那些巨幅大作比气势、争地位，却以自己特有的淡雅、高洁，惹人喜爱”。若将新闻比文学，总也得有一种新闻小品，不争头条，不争爆炸性，就要这种清新、恬静。
工程师钟新淮为旱区人民找水做出重大贡献
钟新淮研制出新式找水仪
测定井位方便准确
本报讯 最近，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12个部委的100多名专家、水文地质工作者，来到山西省平遥县卜宜公社一个只有30多人的社办小厂，召开一次找水学术讨论会。这个厂制造的一种“激发极化找水仪”引起了全国同行们的极大兴趣。它的发明者是在这里已扎根26年的科技工作者钟新淮。
1959年下放来这里的工程师钟新淮，深知农民缺水的苦处，特别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盲目打井、劳民伤财的事对他刺激很深。他从1974年开始研制新式找水仪，后又办了一个电子仪器厂，经过不断改进，生产出这种“激发极化找水仪”。它性能稳定，灵敏度高，特别是在地质条件较复杂的山区，过去用常规仪器很难测准的地段，它都能准确地作出判断。这种找水仪只有普通录音机大，一个人就能提走，野外作业很方便。几年来，在水电部和山西省水利厅的支持下，这种找水仪已推广到全国26个省市。干旱十分严重的山西省潞城县黄牛蹄公社，1980年用这种仪器找水，打出了一眼日出水量2000多吨的深井，一下解决了 6000多人的吃水和部分农田的浇灌问题。农民高兴地说：“过去吃水愁白头，如今吃水拧龙头。”豫西地区的灵宝县，历史上一直缺水。实行责任制后，农民自动集资要求打井，经利用这种仪器确定井位后，打成了八眼深井。群众奔走相告，搭台唱戏庆祝，轰动了整个豫西地区。这种找水仪在西北广大牧区和华北、江南等不同地质条件下的山区都取得了理想的找水效果，为我国农牧业生产和工业、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我国打井队在援外工程中使用这种仪器，已在非洲的沙漠地区打出了水量丰富的深井。
钟新淮研制的这种找水仪获得山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为使更多的旱区人民有水喝，钟新淮同山西省水利厅工程师刘炳根合作，长期坚持搞推广工作。钟新淮的劳动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他已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光明日报》1983年3月22日）
卜宜乡党委决定给工程师钟新淮每月保健费一百五十元
本报讯 头发花白的普通工程师钟新淮同志现在每月可拿到保健费150元。这是中共山西省平遥县卜宜乡党委最近作出的一项专门决定。
钟新淮同志的事迹本报去年3月22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作过报道。他今年56岁，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卜宜乡，开始在村里学校任教，后来到公社机械厂工作，决心将自己掌握的技术献给乡村。1975年他又创办了一所电子仪器厂，并发明了一种准确率很高的找水仪，行销全国。9年来，这个厂创造利润108万元。最近，他又组建了一个跨省的晋光水工物探研究所，为干旱地区承担找水任务。为了发展乡镇工业，开发地方资源，钟新淮同志把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中。他家在省城里，一人常年吃住在厂里，自搞科研、抓管理。乡党委对钟新淮同志的生活和身体十分关心，在最近通过的决定中指出：“乡党委、乡政府为了保护人才，保护钟新淮同志的健康，特决定将他的保健费提高到150元。”
（《光明日报》1984年9月10日）
自愿放弃在大学任教 自觉扎根山区18年
林业工程师王晋益研究黄土高原取得成果
本报讯 不久前，在山西省吉县召开的全国县级林业区划经验交流会上，共产党员、林业工程师王晋益介绍的关于黄土高原的山区规划、水土保持、营林植树的经验，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这是他自愿放弃在城里的大学任教、来到山区安家落户18年来取得的可喜成果。他现在已被群众选为这个县的副县长。
1965年，在山西农学院任教的王晋益，为研究黄土高原的治理，自愿来到山西省吉县林业局当技术员。他研究了县志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全县2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了资源调查，向县委提出了全县生产应以林为主，林、农、牧分别各占五、三、二的经济结构的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后，全县的林业大发展，水土流失大大减少。现在这个县的造林面积和他上山时相比已从3.9万亩增加到47万多亩，32个小流域已有11个得到治理。山区的生态平衡也开始逐步恢复，山上的小泉小水已增加了100多处，年平均降雨量增加了10毫米。吉县造林的经验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从1979年至今年6月，已有4个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在这里召开，学习和推广该县的经验。
为了摸索出一条尽快控制水土流失的途径，王晋益跑遍全县500多个生产队和林场，同群众一起结合本地特点总结出一种叫“三七一一”的山坡整地法，当年雨水流失量就减少80%，而所用工只有原整地法的十分之一。为了寻找和推广适合黄土高原栽植的树种，他除在当地实验外，又到陕西、山东、河南等地考察，确定了以发展刺槐为主的方针。近几年来，王晋益在刺槐研究方面又有新的突破。他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还和另一位同志合作写了一本《刺槐栽培》的专著。
王晋益在艰苦的工作中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常常到山林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山上吃、山上睡。一次他和几个同志在山林里实在太累了，便在树下睡了过去，醒来时干粮早让乌鸦抢吃一空，便又饿着肚子继续工作。他的衣服常被树枝挂破，每年总得穿烂三四双胶鞋。由于他在工作上的成就，近几年来上级领导机关、研究所等单位曾八次调他下山回城工作，他都谢绝了，坚持继续扎根山区。当吉县的林业工作在全县、全国出名后，组织上曾推举他出席全省今年的劳模大会，他又主动将荣誉让给别人。王晋益同志一心一意为山区建设献身的精神，得到了群众的赞扬。
（《光明日报》1982年10月8日）
独白12 为隐者立传 给无名者传名
可能是长期在基层记者站工作的缘故，我总是对那些在穷乡僻壤埋头工作如黄牛拉犁一般的人寄予十二分的同情。他们见记者时那份憨厚的微笑，那份询问上面新精神的虔诚，那谈到自己工作成绩时的坦然与淡然，还有那爬满皱纹的脸与青筋暴突的手，常使我心中掠过一丝无名的悲哀，好像上帝就专造就这批人来吃苦的。
倒不是他们多么伟大，但他们为国为民甘愿吃苦的这种精神实在是人类一份重要的财富。他们根本不想出名，但人们却应该记住他们。这正是我们当记者的责任。
钟新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时即被发配到一个小村子里。近30年未出村门一步，一个知识分子就如那耐旱的枣树一样，扎在这片黄土地上。当我第一次驱车寻访他时，老远就见到绿柳白杨与青砖土墙的农舍间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白色薄壳建筑，像悉尼歌剧院那样威风。我心里说，这里一定藏着一个能人。果然，他发明的找水仪竟有“千里眼”的神力，给人间带来了不知多少绿色、多少生命。那奇怪的房子原来是他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厂房。就在我采访前不久他才结婚。爱人在城里，他很长时间才回去一次，一对新伴侣，两个半百人，但仍然是两地分居。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亲手创办的工厂。吃饭时候到了，他却不陪客，说：几十年自己煮饭，粗茶淡饭习惯了。
王晋益，我去采访时他已是吉县副县长了，但看他脚上那双洗得发白的解放胶鞋，怎么看也像个刚从山上砍柴归来的壮年农民。他是研究刺槐的，就是为了这，他离开城里的院校，来山上一蹲18年，这里有他培育起来的全国最大的万亩刺槐林。昨天我来时正好驱车从林中钻过，阳光冲洗着椭圆形绿叶，风儿摇着细细的青枝，像一个美丽的梦。现在我对面就坐着这个将梦变为现实的人。他说，这里适宜种刺槐。刺槐俗称洋槐，不同于无刺的中国槐。槐木是好木材，但过去老百姓不敢用它盖房，因“木”旁有个“鬼”字。可现在，这“洋鬼子”已进了百姓家。说完他爽朗地笑了。他已写好一本《刺槐栽培》，但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每当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下乡采访，在暮色中赶回省城时，看到那闪烁的霓虹灯，听到那喧闹的人声，就不由地想到还在山上默默工作的他们。
高瞻远瞩之壮举 远见卓识之大计
曲沃县去年集资二百多万元兴办学校
平均每个农业人口集资13元，共维修校舍近3万平方米，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山西省政府送给县政府“兴学育人”金匾
本报讯 一块写有“兴学育人”四个大字的金匾，挂在山西省曲沃县人民政府的大门上。这块匾是省政府为奖励它在全省第一个通过群众集资实现了中央提出的“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于去年12月8日奖给它的。曲沃全县去年群众集资共211万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集资13元，全县共维修校舍3万平方米，平均每个在校学生新增或改善了0.8平方米，一次性改善了多年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这件事轰动全省，省政府专门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这种做法到底怎样，记者于3月中旬采访了这个县的一些农村大队，这几件原始材料很说明问题。
穷队要翻身赶快培养人
——和苏村大队党支书杨玉富的谈话
问：请谈谈你们村的基本情况。
答：我们苏村有191户，901口人。过去是全县有名的穷队，多年来粮食产量是全社倒数第一，全县倒数第二，1979年时每个工的分红才3角钱。这几年虽有改善，但到现在还欠国家贷款6.5万元。
问：既然这么穷，为什么你们还要自己动手集资办学呢？
答：这正是让穷逼出来的。前年，我们党支部把本村的文化底子翻了翻。从解放到1970年全村只出过3个高中生，这3个人还远走高飞了。1970年以后只出过9个高中生。村里没有文化人，我们吃够了苦。10年前花了1.7万元买的一台拖拉机，不会开，不会修，前几年只好以 4000元卖掉。前年村里搞承包，社员李利玉和苏新年各包了42亩棉田。一个有文化，学习新技术快，收入了1400元；另一个无文化，才收入300元。更气人的是，1976年我们和邻村八里庄同时栽果树，建果园，人家栽5000株，我们就栽了1万。人家有能人管理，4年前开始得利，年年5万元；我们到现在还分文未赚。这样一翻家底，群众和我们干部都坐不住了。大家说，学校房顶漏雨，四壁透风，没门没窗，没桌没凳，谁还愿意到这里教书呢？这样下去，我们的娃可要被耽误呢。过去我们认为办学只是教育局的事，现在知道这也是我们党支部该管的事，不敢等了，再等还要误大事，大家决心自己动手集资干。
问：道理虽这么说，但总得有钱来干啊。
答：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我们的头一件紧事就排上教育。你要不往前排，再富也不会去干，何况这几年已经在好转呢。这事其实也不难，大家心一齐，钱也有了，料也有了，办法也有了。我们依靠群众，开了个社员会。大家说这可是件正事，承包砖窑的3个社员，表示要以优惠价供砖，而且暂不收钱；梁银富等11个工匠表示义务投工；大队长倪升华立即将自己3亩棉田收入的1000元垫支进来。我们决定连续两年将队办企业收入的上交部分全部用来建校，大队干部为建校两年不拿补贴。连为学校施工的外地包工队也感动了，表示可以暂不要工资。这样集资了3万多元，我们一下盖了一座有校舍24间的新学校。这在我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问：这样做会不会加重群众负担？
答：你猛一听说3万多元，但是真正由群众垫支的只有 7000多元，捐款的还没有。主要靠处理旧公房，靠队办企业，只不过是把该干其他事情的钱先省下来办教育。另外，虽说队里还穷，但社员比那两年富多了。比如我这个当支书的，1979年时现金收入只有140元，前年就增到2700元，去年还有2370元。那点补贴工资早就不打什么数了，迟拿两年也不会有大损失。可是学校迟建两年，又误两茬人。学校翻新了，大家也没有觉得受了什么累，什么穷。记者同志，像我们这样的穷村都能盖学校，别处就更不用说了。不信你到全县去看看，人家都比我们盖得还要好。
富队不育人 到了还是穷
——和马庄大队党支书崔景喜的谈话
问：听说你们队是全县数得上的富队。
答：是。我们队人均收入500元，现在公共积累就有30多万元。社员户户有存款，家家有电视，你看，隔壁那个院里就有3根天线，那是一家人，一个老父亲，两个儿子，就买了3台电视机。晚上各人看各自爱看的。
问：你能谈谈富队办学的经验吗？
答：没有什么经验，倒有教训。过去我们只顾抓钱，不办学。一个小学分3处，教室隔壁就是机房，震得学生上不成课，全县都知道我们是富队穷学校。全大队用于生产和投资教育的比例是50：1.去年，我们参观了本县几个集资办学好的大队后才大吃一惊，回来后我们也翻了一下自己的家底。我村富，主要靠一年600亩地的果园。1976年时果园收入31万元，一级果占70%。这几年树进入盛果期，虫害多了，可我们不会防治，一级果下降，每斤少收入一角钱，年产200万斤，就少收入20万元。我们买了一台喷雾器却不会用，只好抬在大路口，见过来个人就求教。人家讽刺我们：“你马庄有钱，能买机器咋不买个人？”我们眼看着收入年年下降，大家说：“富队不育人，到了还是穷，再不抓学校，就要误大事了。”
问：去年你们是怎样建校的？
答：主要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对我们这样的队来说，只要思想一通，钱不发愁。我们从集体积累中一下拿了3.6万，社员个人一分钱也没掏，你看，这所崭新的学校就盖起了。
曲沃县兴学育人新民谚
“一不等，二不靠，自力更生建学校。”
“针要扎在病根上，钢要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教育上。”
“改善办学条件老大难，老大（领导）出面就不难。”
“只抓生产，不抓教育，现在看来是忙人、红人，几年后就是错人、罪人。”
“学校要快建，国家有困难。时间不等人，我们自己干。”
“要致富，靠读书。”
“家里没有文化人，发家致富没有门。”
“钱财是死宝，人才是活宝。死宝变活宝，赶快建学校。”
“哪村学校摊摊烂，哪村干部没远见。”
“庄稼种不好，只误一茬；学校办不好，就误一代。”
曲沃县靳庄大队建校纪念碑
碑文：
兴学育人 造福万代
铭志：
教育乃实现四化之基础，学校乃培养人才之基地，青少年乃中华崛起之希望。“增加智力投资，改善办学条件”乃高瞻远瞩之壮举，远见卓识之大计。我靳庄大队党支部与阖村居民深明道理，广晓其义，响应中共曲沃县委“全党动员，大办教育”之号召，队穷排除万重难，心齐酿造千条计，集资筹料，遣匠施工，百日内学校危房残垣全无，三月中班班教室桌凳皆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师生精神为之振奋。其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高风亮节比比皆是。今撰文树碑以昭示后辈，流芳后世。
（174社员捐款名单略）
时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立
（《光明日报》1984年3月29日）
[附]
一组有创新的报道
——评《曲沃县去年集资二百多万元兴办学校》
3月29日《光明日报》头条新闻《曲沃县去年集资二百多万元兴办学校》，有2000多字，但一字字念下来，清风扑面，耳目一新，丝毫不觉得疲惫拖沓。这篇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长实短，它是由几篇短稿组合而成的，而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有过一定采访经历的人都能体会到，经验性消息不好驾驭。要么弄得大而全，洋洋洒洒，包罗万象；要么罗列数字，堆砌现象，见物不见人，枯燥乏味。而《曲》文从构思到表达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立足全局，运用迂回笔法，从一穷一富两个大队入手，一下子就抓住了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办教育，无论穷队富队都有个认识问题，穷队还要考虑资金来源。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读者心中其他疑问自然冰释。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在材料的选择上颇费了心思。把一个问题分解成两个小题目，而且分得很成功，这样就精练多了。有人总结写作经验，提出“删字不如删段，删段不如删意”。也就是说抓住了问题的关节点，可以节省不少笔墨。
在精选材料之后，作者用两个小标题把文章分成三个部分：“穷队要翻身，赶快培养人”，“富队不育人，到了还是穷”。这么一分，一篇长文变成了三篇短文，另外，照登了“碑文”和“民谚”原文，共五篇。这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分解，不但使文章易读，而且让读者直接见到原始材料，了解到群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而这些原始材料，有群众语言，有现场气氛，因而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这种“组合式”新闻，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新闻写在调查研究之后，但不像调查报告那样直接写出结论。所以，《曲》文记录的只是事情过程，而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做。
《曲》文的“问答体记录”，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来报道，近似“实况转播”，容易打动人。读者“移情”现场，身临其境，不知不觉之中“我”便成了“记者”，想记者所想，问记者所问，同时也就比较容易接受采访对象对问题的回答。
语言运用娴熟也是《曲》文的一大特色，文章风格与所写的对象和内容协调一致，既朴实无华，又不失其生动自然，反映了作者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那点补贴工资早就不打什么数了”，“你马庄有钱，能买机器咋不买个人”。这是真正活脱脱的语言，道地的农民语言，这样的语言，不深入现场采访，闭门硬造是造不出来的，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也写不出来。一句话，《曲》文的语言总的来说很实在，因而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作者遵守了提供“原始材料”的许诺，始终没有抛头露面对读者“说点什么”，而是“不说什么”，没有令人生厌的“套话”，没有空洞拔高的议论，而是客观地提供第一手材料。
如果说有不足之处的话，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两点：一是县政府的作用没有提到。二是苏村大队的经济状况，如能讲得具体点，读者就不会感到抽象了。
孙盛琳
（《光明日报通讯》1984年第6期）
独白13 谈谈组合式新闻
新闻改革在导语写作、语言运用、篇幅长短等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好的探索和实践。但是，这些还是在新闻框子之内的事。能不能跳出这个框子，再作一些新的尝试？我们在采访中常常会遇到许多生动丰富的材料，常规的写法是将这些材料梳理好，编织在一起，写成一条消息。经过反复思考、提炼、修改加工，这种新闻可以是很精、很好的。但是，也带来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既然有加工，就有砍削，有取舍。为了适应新闻这个框子，一些本来是好的，对读者有益的东西也只好割爱。再者，既是记者的笔下流出的文字，便带有记者的观点与色彩（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客观性），读者终觉和实际隔着一层。就像人工园林虽好，人们还是想直接到大自然中去。那么，能不能在传统新闻写法外再搞一点探索，即主要的不是通过材料的糅合、加工，而是对材料进行选择、组合，主要的不是写，而是编，这样来构成一条消息（但不同于编一组稿）呢？这好像建筑业，传统方法是用砖、沙、灰、瓦，一点一点砌高抹光，而现代的大板结构，是整体组装。
今年3月初，我在向山西省教育厅的一位负责同志采访时，得知曲沃县人民集资办学的情况，当时他拿出一篇当地群众自己拟的建校纪念碑文。这个材料一下打动了我，我首先想到可以在报上来个“碑文照登”。后来到现场采访后，又听到许多办学的新民谚，我想这也应该照登出来才好。经过两天采访，提炼出一个主题，即：集资办学是群众自发的行动。但现在不少人还认为不能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一怕加重群众负担，二怕群众不肯干，搞不起来。针对这种思想，我又选了穷、富两个队的典型。这样便有了四个材料。而对这些材料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从编辑的角度，将穷、富两个队分别写成专访或介绍情况的小通讯，加上“碑文”、“民谚”，再加一个按语，编成一组；二是从记者的角度，将所有这些材料糅在一起，写成一条消息，集了多少钱，盖了多少房，效果如何等。我觉得这两种写法都比较死板。于是就想出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两个典型直接用原始记录，而不改写成文，“碑文”、“民谚”照登，前面写一条很短的小消息作引子。这五个部分各自独立，但每个部分不能单独构成一条新闻，只有五部分结合起来才构成一条内容比较充实的新闻。前面那条二百多字的小消息（引子），可以看作是这组新闻的导语。我有了这个构思后就在闻喜县招待所的窑洞里写好稿子，然后接着到下一站襄汾县采访。一到襄汾我便给记者部主任写了一封信，并画了一个版面安排图，托县里的同志连同稿件送到邮局。我知道作为驻外记者提版面要求，有点过分，但我太爱这组稿件了，希望能如愿实现自己的构思。果然，当我几天后返回太原记者站时，桌上已摆着北京寄来的报纸，一如我的设计，文字几乎都未动。这种事我当记者多年也只有这一次。我真感谢编辑部的各道工序的知音同仁们。
这种写法有什么好处呢？我体会：
一、形式灵活而且多样。多样化本身就会改变旧格式的沉闷，使读者耳目一新。现在这条消息五个部分，四种形式：引子（导语）、问答体记录、碑文原文、民谚原话。如果是传统写法（一般是说明体、叙述体），这些东西都会被糅在一起，而碑文、民谚至多作为新闻素材被少量引用。
二、针对性强，更便于准确地表达记者的写作意图。前面说过，在集资办学上读者中有两种顾虑。旧形式的写作，只能写出办学的成绩来说服读者。现在的写法，用问答体，设了七个问，把读者的疑虑，通过记者之口说出，让被采访者直接向读者作答。这样针对性强，宣传效果自然好些。
三、现场感强。由于在写作上少了记者的一道加工工序，读者看到的是现场，是原件。如在谈到村里已经富了时，被采访者有这样一段答话：“你看，隔壁那个院里就有3根天线，那是一家人，一个老父亲，两个儿子，就买了3台电视机。晚上各人看各自爱看的。”这样便增强了现场感和可信性。
四、便于发挥综合优势。过去新闻写作的改革是在“写”上下工夫，现在这种写法却是在“编”上下工夫。比如导语，实际在这里起着编者按的作用；“碑文”、“民谚”是来稿照登；一些提问，实际是评论。这条新闻把报纸上的其他新闻形式综合地运用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能写成这种组合式新闻，而且这也只是一种尝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新闻写作可以按照不同题材，因文制宜，采用多种多样的写法。
（《光明日报通讯》1984年第6期）
吕梁深处，艰难困苦创业
穷困人家，迎来科学文化
小学教师李健被授予“山区办学英雄”称号
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出了八个大中专生，全村没有一个文盲。李老师还帮村里引进优种，改进耕作制度，治穷致富
本报讯 最近，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决定授予小学教师李健“山区办学英雄”称号。
1962年正当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22岁的李健服从组织分配，背着一卷行李由平川来到吕梁山深处的疙叉嘴村办学。李健被安置在一个单身老汉的黑窑洞里，炕上没有炕席，锅台上只有一口用棉花塞着窟窿眼的漏水锅。他更没想到，这窑洞也就是学校的教室，一块切菜的案板翻过来就是黑板，六个小学生还经常请不到教室里来。决心为山区人民传播文化的李健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经过调查，发现学生不来上学是因为山庄分散，野狼出没，家长不放心。他拍着胸脯对家长说，只要你肯让孩子上学，我保接保送。从此，李健对周围六个庄子的小学生早晨领来晚上送回。遇到大雪天，他一早就拿着扫帚出了村，一直把雪扫到一些学生的家门口。很快24名学龄儿童全部上了学。但是队里实在太穷了，每个工值只有五分钱，学生还是不能坚持读到底。李健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22个工，只合一元一角钱。他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想的是怎样让孩子们有钱上学。于是，他就开荒办农场、小果园，到1966年，这个穷村子竟实现了全体适龄儿童免费上学，学校的办公费也实现了自给。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他又靠一把镢头两只筐子挖窑洞。20多年来，学校不断扩大，两次迁校址，李老师亲手打了九孔窑洞。现在这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已经出了三个大学生、五个中专生。全村190多口人没有一个文盲，村里凡40岁以下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李健上山后不只抓学校，他认识到山区文化要翻身，离不开经济翻身，就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帮助群众发展经济，特别是植树造林，培植果木。过去这里没有种树的习惯，他先在学校办示范小果园，教学生利用野生桃杏进行嫁接，然后在全村推广。现在学校的40亩小果园已发展为千亩林场。学校为村里育苗五六万株，全村的20多道沟里都长满了绿树。李健还帮助村里推广化肥，引进优种，改进耕作制度。这个昔日一个工只值五分钱的山村，去年仅农业和果园收入就达人均270元。群众说，李老师不但给我们送来了文化，还送来了科学和富裕。
（《光明日报》1985年9月29日）
独白14 一条记者导演的新闻
前面我提到记者像一个采药人，现在我要说，有时记者也要当一当导演，导一导新闻中的人物、事件。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电影、戏剧的导演，可以随意指挥他的演员，记者只不过是对眼前事件的发展，忍不住指点一二，如果这建议被采纳了，他的新闻也就采写成了。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太多。
1985年我已离开记者站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暑假时实在是一种职业的召唤，我又揣上采访本上了吕梁山。当时上面已有意要调我回京，我就更想见缝插针，加紧将这几年在山西还未到过的几个县跑完。方山是一个小县，坐落在吕梁深处，又穷，又旱，交通不便，过去很少有记者来，我们的到来使县委书记刘则明很兴奋。他坚持要亲自陪我们到一个很偏僻的山村里去，那里有一位已扎根山区二十多年的小学教师，很受人尊敬。
小车刚离开公路就无法行走了。我们几个人开始顺羊肠小道爬山。梯田里玉米棒子正抽出红缨，谷子已拖着狼尾巴，这片贫瘠的黄土山区，也只有这时才能显出一点生机。我们沿着秋田的地塄钻来转去，翻过一道梁，一个小村突然出现在眼底。吕梁山的许多村都是这样，坐落在向阳的坡上，前面却是一条深沟。只见畔着沟沿散着几十户人家。这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疙叉嘴，你听这名字就知它多么不登大雅之堂了。我见到李健时，他正背着一个喷雾器，刚从果园回来（这个穷山沟里有果园，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我们回到他的土窑洞里，盘腿坐在炕头上，拉起二十年的往事。渐渐，一个英雄的形象显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文化青年被送到一个极穷困、愚昧的环境里，要么他改造这个环境，要么他自己逃跑。他选择了前者。这是一个文盲村，他硬要在这文化板结的土壤里钻一个眼，播下文化的种籽。“大叔，这孩子你让我领去识几个字吧，日后有用哩。”他这样挨门挨户地求，才收得六个学生。深夜在油灯下批改作业，他努力蜷缩着身子，靠身下土炕里传来的温热来抵御山里的风寒。窗外传来狼嗥，随着风声时远时近。窗纸扑扑地响起来，落雪了……他一口吹灭了灯，快睡吧，明天一早要扫出几条路，要到各家去接孩子。但是村子实在太穷了，一个工五分钱，等这些娃长大再去改造村子远水不解近渴，这里不但缺文化，更缺技术，缺眼前就能治穷的技术。于是他又去引良种，去办果园，去为村民组织技术夜校……终于，这个村发展到了人均收入 270元。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一个领袖可以改造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小学教师实实在在地改造了这个山村。如果没有他，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肯来开辟、建设和自我牺牲的人，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里还是一片愚昧贫穷。他的业绩，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不过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英雄的称号加在出生入死的人身上，而很少把目光投向这些平凡的人。
采访完后，尽管我十分激动，但我还是无法写他：新闻要新，但李健在这里已风风雨雨工作了二十年，这叫什么新闻？记者遇到了一条无由头的新闻，有心宣传，但无借口。这时就要找个由头，但又实在找不见（这是采写教育新闻时最常见的难题），我突然想起干脆造个由头。
下山时，我说：“刘书记，这样的好同志，你们为什么不奖励一下呢？”
“县里穷得响当当，拿什么奖？”
“奖名誉也好嘛，比如授予个‘山区办学英雄’、‘新吕梁英雄’，再穷连一毛钱一张的奖状纸也买不起？”
“你这主意好，这个咱手里有权，我明天晚上就召开常委会，举手一通过，不花一分钱。”
“好，一言为定。你的会一开，决议一通过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头条新闻就成了。”
我们就这样在下山的路上，在玉米地边拍板成交。我这个导演定了戏的结尾，就回太原了。回到记者站，我写好新闻稿，单等那个期盼中的电话。刘书记不失约，三天后电话来了，放下电话，我的稿子也伸进传真机里，传向北京。几天后《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就出现了这条记者导演的新闻。
数年后我披露这段内幕，也许有读者会问：“你这样不是在造假吗？”我说这不是造假，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记者尽一点社会责任。我想起新闻界一位老前辈说过一句话：如果说和什么相近，记者的工作最像党委书记。这当然是指党报记者。但这句话道出一方面的理，就是记者要有把握全局、审时度势的分析能力，要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用这种能力去具体指导工作就是一个党委书记；用这种能力去选择典型，发现有代表性、方向性的现成新闻就是好记者。既然他们在智力上已经达到相通的一点，记者何不可以代人出点主意呢？至于这个主意对方用不用，出得好不好，这都要靠实践检验。只有检验之后，既成的事实才可能成为新闻，这里并没有掺一分假。当然如果借记者身份乱出主意，甚至瞎指挥，那又当别论了，而且那样产生的新闻也要受实践的否定。
东一株西一株 积木成林
今一棵明一棵 坚持有益
山西“四旁”树木已占全省木材总蓄积量四分之一
本报讯 植树节前夕，记者从山西省林业厅获悉，全省在“四旁”（宅旁、村旁、路旁、水旁）植树已达5亿多株，木材蓄积量共1300万立方，占全省木材总蓄积量的1/4.
“四旁”植树的方法最先是由现任省林业厅长刘清泉50年代在山西省夏县工作时，总结群众的经验后提出来的，后被推广到全国。夏县还曾被林业部授予“全国四旁绿化模范”的光荣称号。最先搞“四旁”植树的夏县郭道公社，已在“四旁”植树136万株，人均124株。近十年来这个公社用木材收入共买拖拉机4台，打深井10眼，社员用自产木材建房3000多间。长治县林移大队现在“四旁”树木的蓄积已达3500立方，人均4.5立方。
（《光明日报》1983年3月11日）
独白15 想起了一首诗
我调《光明日报》担任记者前与一位曾多年任语文教师的老先生对桌办公。一天闲坐，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画家与一位诗人为友，一日画家挥毫作画，画的是一位匆匆忙忙的赶路人，臂夹雨伞，正在一片柳林中穿行。诗人说：“我来给你题首诗。”就在画纸边题道：
前边一株杨柳，
后边一株杨柳，
画家说这叫什么诗，诗人又题：
左边一株杨柳，
右边一株杨柳，
画家说：“真糟蹋了我的画。”诗人说：“别急。”又题：
任他柳丝千万条，
难将游人系。
画家不觉拍手叫绝，这最后一句道出了画的主题，前面那么多看似废话的铺垫正是为了这最后一句，这在写诗技巧上叫“逆挽”。
1983年植树节前夕，我想，抓一条什么样的林业消息呢？山西是我国“四旁”植树口号的发源地，而且多年来成绩显著，于是我脑子里就产生了这个题材，并且依照那首诗构思了这个题目，很有“逆挽”的效果，发在了头版。
路旁就是储蓄所 一步一辆自行车
翼城县公路林储材百万方价值两个亿
本报讯 最近我们在山西省翼城县采访，吉普车无论怎样飞跑也总是在层层林网之中。路旁的杨、榆树一步一棵，有的地方是两行甚至四行。县里的同志说：“一棵树相当于一辆自行车的价值。毫不夸张，走在我县的公路上，一步就是一辆自行车。”
路过武池公社时，记者被两边的参天白杨所吸引，下车抚摸这些摇钱树。它们每隔一米一棵，已有合抱之粗。县委的同志说，全县平川250条县社公路，全长1000多公里，现在已栽有杨、榆200万株，价值两亿元。在平川、山区的田地里，群众还创造了“满天星”（10米远间距栽一株杨树）、“堰埂桐”（顺梯田堰埂栽桐树）、“丰产林”等造林法。这个县50年代的县委负责人刘清泉是全国造林模范，现任山西省林业厅长。现任县委书记武伯琴，是全省四位林业劳模书记之一。
（《光明日报》1984年4月24日）
独白16 抓住灵感
写新闻也要灵感。
1984年春天我在晋南平原上的翼城县采访，公路两边的夹道树从车旁疾闪而过，陪同的同志说：一步就值一辆自行车。我一下闪出一个主题：报道公路林。随即到林业局查了有关数字，这就是下面这条短新闻，后来获第二届“全国林业好新闻奖”。
灵感是什么？是你心里长久储备的思想突然遇到外部媒介的触发而幻化为一个具体的方案：一篇文章、一个计划或一件艺术品等。灵感的闪现就是灵魂的产生。你计划中的方案已经有了灵魂，剩下的就是立其骨架，填其血肉了。公路造林大有可为，一步价值一辆自行车，这是消息的灵魂，再要几个关键的数字，几个具体的、有现场感的形象就够了。这样的消息必然短而精。
采访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接触到的大量事实中提炼主题；一种是触发到灵感再去寻找事实。关键是要时时有抓住灵感的方法，法国昆虫学家有一句在科学界广为流传的名言：“机遇只给有准备的头脑。”这准备包括知识和思想的积累，包括对机遇的把握。
神池县将立造林功臣碑
表彰高富育林十六载 一心为村里乡亲造福
高富所在的八角大队植树七千余亩
用林业收入资助每户买一台电视机
本报讯 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晋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曾为无数革命先烈立有纪念碑的土地上，如今又将为一位活着的、不倦的建设者立一块“造林功臣碑”。这项决定是最近中共山西省神池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联合作出的。
这位功臣名叫高富，今年81岁，是神池县八角大队的一位普通社员。八角大队，历史上风大沙多，灾害频繁。据神池县志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高二三丈而坠。”这里，年年因沙害毁苗，长期低产，水土流失严重。1967年，正当“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不久，当时年已65岁的高富，组织了七位平均年龄71岁半的老汉，开进了村南的一条没有人烟的荒沟，开始打坝拦洪植树造林。两年后，一条乱石滚滚的荒沟长满了杨柳。他们的举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后来虽然五位老人先后去世，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报名参加高富的植树队。经过16年来的艰苦劳动，这个大队共打起了36座土坝和800条土垅，在石滩上淤起了两米多厚的沃土，绿化了八条沟和七华里公路，营造了宽50米的七条防风林带，建起了3700亩林网方格田，成片造林面积达7163亩，零星植树7.1万株。过去光秃秃的沙梁、乱石滚滚的荒沟，现已长满合抱粗的杨柳树。据有关部门测算，这个大队现在的木材积蓄量共有6800多立方，总值达130多万元，全村人均900元。现在这一笔绿色财富已开始为村民造福。实行责任制后，只间伐的木材便满足了全村家家户户搭牛棚、猪圈、做车辆之用。去年冬天，大队又从林业收入中拿出5.7万多元，资助全村社员每户买一台电视机，目前已运回230多台。到今年秋天，这里将成为一个户户有电视的电视村。
由于植树造林，现在全村已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小气候和生态平衡，粮食和油料的产量与16年前比分别提高了1.1倍和17倍。
高富老人植树治沟的经验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央、省、地的林业、水保部门现正在总结推广。
高富老人无子，老伴早已去世，他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工作，要接他出去安度晚年。他说：“我离不开这些树。”现在他每天天一亮就拄着拐杖到林子里看树，指导青年人种树护树。村里社员都尊敬地称他高富大爷，无论大人孩子，都称这满山满沟的树为“高富大爷的树”，大家自觉爱护，几年来无一偷砍滥伐。党和政府对高富给予很高的荣誉。他作为林业劳模，曾七次出席全省劳模大会；去年，全县又选他为特等劳模。凡来这里下乡的省、地、县的领导同志，都要来看望他，并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光明日报》1983年7月24日）
独白17 青山不老
《三国演义》上有一个故事写庞德与关羽决战，身后抬着一口棺材，以示此行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埋了就是。真一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这种气概大约只有战争中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在书本上才能见到。但是，当我在一个小山沟里遇到一位普通老者时，我却比读这段《三国演义》还要激动。
窗外是参天的杨柳。院子在沟里，山上全是树，所以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谈话，就如坐在船上，四围全是绿色的波浪，风一吹，树梢卷过涛声，叶间闪着粼粼的波光。
但是我知道这条山沟以外的大环境，这是中国的晋西北，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冻、沙暴等一切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盘踞之地。过去，这里风吹沙起能一直埋到城头，县志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高二三丈而坠。”可是就在如此险恶的地方，我对面的这个手端一杆旱烟锅的瘦小老头，竟创造了这块绿洲。
我还知道这个院子里的小环境。一排三间房，就剩下老者一人，还有他的棺材。那棺材就停在与我们一墙之隔的东屋里。老人每天早晨起来抓把柴煮饭，带上干粮扛上锹进沟上山，晚上回来，吃过饭，抽袋烟睡觉。他是在65岁时组织了七位老汉开始治理这条沟的，现在其中已有五人离世，但已绿满沟坡。他现在已81岁，他知道终有一天早晨自己会爬不起来，所以那边已准备好棺材。他可敬的老伴，与他风雨同舟一生，也是在一天他栽树回来时，静静地躺在炕上过世了。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在城里工作，三番五次地回来接他出去享清福，他不走。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就是种树，墙那边的棺材就是这价值结束时的归宿。他用旱烟锅敲着墙不紧不慢地说着，村干部在旁边恭敬地补充着……16年啊，绿化了八条沟，造了七条防风林带，3700亩林网。去年冬天一次就从林业收入中资助村民每户买了一台电视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但他还不满意，还有宏伟设想，还要栽树，直到他爬不动为止。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谈话，像是站在生死边界上谈天，但又是这样的随便。主人像数家里的锅碗那样数着东沟西坡的树，又拍拍那堵墙开个玩笑，吸口烟……我还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采访。
在屋里说完话，老人陪我们到沟里去看树。杨树、柳树，如臂如股，劲挺在山洼山腰。看不见它们的根，山洪涌下的泥埋住了树的下半截，树却勇敢地顶住了它的凶猛。这山已失去了原来的坡形，而依着一层层的树形成一层层的梯，老人说：“这树根下的淤泥也有两米厚，都是好土啊。”是的，保住了这些黄土，我们才有这绿树。有了这绿树，我们才守住了这片土。
没有想到一篇谈采访背景的文章《青山不老》24年后被选入小学课本。
看完树，我们在村口道别。老人拄着拐杖慢慢迈进他那个绿风荡漾的小院。我不知怎么一下又想到那口棺材，不觉鼻子一酸——也许老人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在病床上还批阅文件；作为科学家的华罗庚在讲台上与世人告别；作为一个山野老农，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如果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种事业，那么生与死便不再有什么界限。他活着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样东西；他死了，这东西还永恒地存在。他是真正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了。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都说过，生死于他们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所要发现的都已发现。老人是这样的坦然，因为他的生命已转化为一座青山。
老人姓高，名富。我对他怀有无尽的敬仰。这个平凡的人让我领悟了一个伟大的哲理：
青山是不会老的。
中纪委要求山西省委抓紧处理，给予平反昭雪，
对制造这一假案的人要严肃处理
所谓“蒲县武装暴动”案真相大白
本报讯 中共山西省临汾地委，利用清查运动，大搞派性，制造了逼死县委书记杨桂舟，还株连二百多人的所谓“蒲县武装暴动”大假案，至今尚未彻底平反，严重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安定团结。
今年五六月间，几位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分别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信、来电，反映了这个问题。中纪委接连几次打电话要求和催促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抓紧处理。
7月4日，受害者桑保珍专程来到北京，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加快问题的解决，他灵机一动，在西单电报大楼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发了一份长达1200字的电报，对山西省临汾地委和蒲县县委主要领导人制造大假案的罪行提出了控诉。中纪委收到电报后，立即通知桑保珍前来面谈，详细听取了他受害的经过和假案的有关情况。
所谓“蒲县武装暴动”案的真相是：蒲县地处山区，当地人有打猎习惯。1973年和1977年，蒲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高宪阁等为了打猎、打靶，曾分别向驻军武装部要了些子弹。1977年10月，地区公安局以“盗窃军火”的罪名拘捕了高宪阁等人。临汾地委某些领导人认为时机已到，随即派出与杨桂舟持对立观点的辛荣彪、张瑛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前去主持蒲县的“清查工作”，他们采取栽赃陷害、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凭空制造了一个所谓“蒲县武装暴动”案。他们把1976年临汾有关单位经地委批准在蒲县开会及有些同志因公到蒲县，说成是为反革命武装夺权“搞串联”；把1977年2月间解放军某部辛春喜同志回蒲县探亲时，请了县、社一些熟人在家吃饭，说成是为反革命武装夺权“开黑会”。据临汾地委书记×××透露，他是早就想整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了，他说，就是没法下手，现在子弹帮了我们的大忙。他亲自到蒲县召开千人大会，又把这个问题和反大寨联系起来，说：“这是一股反大寨的恶势力，县委书记杨桂舟为首的蒲县县委是资产阶级帮派司令部；杨桂舟是反清查的帮司令；蒲县是叛党夺权的根据地；这个案永远也翻不了。”并责令刚被从省医院揪回的杨桂舟在10天内交代清楚，否则送公安局监护隔离审查。辛荣彪在讲话中说，这场斗争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会议刚散，杨桂舟同志就被迫自杀。工作组搞的是赤裸裸的“以派划线”，凡是杨桂舟一派的有子弹的人，都被审查，而另一派有子弹的人，不但不审查，反而成了审查别人的积极分子。整个案件大整一派干部群众，被株连的有7个被捕，8户被抄家，80多名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帮派体系”，非法关押，隔离审查，120多名干部被赶到农村劳动。而在“清查”此案中所谓立了功的辛荣彪、张瑛二人，则分别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桑保珍同志是在这起大假案中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之一。他原在县里当炊事员，1973年退休后到柏山古庙护林看庙，孤身一人，以庙为家。制造这一假案的人硬说柏山是“反革命武装暴动据点”，说桑保珍修庙墙、挖地窖是“筑工事、挖地道”。由于柏山是名胜古迹，游人不少，就被说成是来跟桑保珍联系的。于是，他于1977年10月19日，在一无逮捕证、二无拘留证的情况下，被非法逮捕入狱。桑保珍在狱中多次受到酷刑审讯，下巴被打脱臼，左臂被打成残废，两腿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一次入狱共被关押485天。
1979年3月，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罗贵波同志到临汾视察时，听取了群众的反映，派人组成省、地委联合调查组，对此案进行调查。这时，有关部门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于3月11日把桑保珍从狱中放了出来，但却不给释放证。1979年7月23日，他们又捏造了“冲击围攻县委书记，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桑保珍再次逮捕，又关押了335天。直到今年6月13日，才将桑保珍释放，但释放证上还留着“扰乱社会治安”等尾巴。经桑保珍据理力争，最后才写了一张“无罪释放”的证明，于6月20日出狱。
对这一大假案的主要受害者杨桂舟同志，去年3月地委副书记董启明就代表地委宣布要“开追悼会平反昭雪”，但因王定模、张瑛不同意在悼词上写“错定为清查对象含冤致死”的字样，平反追悼会又未开成。被捕的其他几个人虽已释放，也都还留有尾巴。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了解上述情况后，即于7月26日专文函告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一假案要彻底平反，对被迫害致死者要予以昭雪，对制造假案的人要严肃处理。在查处过程中，如有人进行干扰，也要追究其责任。”据此，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临汾地委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于8月19日前往蒲县。但是，由于某些人的抵触，调查、处理工作进展缓慢。这件大假案的直接制造者辛荣彪、张瑛至今还是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被害者及其家属、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彻底查清此案，追究大假案制造者的法律责任。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重申了上述意见，要求山西省抓紧落实，尽快对此案作出严肃处理。
（《光明日报》1980年8月）
[附]
拭目以待
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山西省临汾地区居然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逼死县委书记、株连迫害二百多人的所谓“蒲县武装暴动”的大假案！而罪名之一又是所谓“反大寨”！这实在是令人愤慨的，又是引人深思的。
党中央三令五申，是冤、假、错案，就要彻底平反。可是，在党的三中全会后，当省委第二书记罗贵波同志觉察这一假案，并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却遭到顽固抵制，假案的直接制造者甚至还公然将受害者桑保珍再次非法逮捕入狱！你说怪也不怪？今年夏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得悉情况，多次催促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抓紧调查、严肃处理这个大假案，山西省纪委和临汾地委也派出了调查组。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假案仍不能彻底平反，假案的直接制造者仍逍遥法外，照样当他们的官，摆他们的威风！人们不禁要问：在那里，为什么制造一个假案是那样容易，而平反一个假案却这样困难？为什么整好人是那样容易，而处理那些蓄意整人、违法乱纪的人却这样困难？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究竟在哪里？
假案受害者和广大群众的呼声是如此强烈，中纪委提出彻底平反的要求是如此坚定、明确，现在，就看山西省委和临汾地委的有关部门、有关负责人拿出什么行动了！
事情总要有个结局的。党纪昭昭，法网恢恢，违法乱纪者岂能逃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注：本文为《光明日报》就上面一则消息所配发的短评。）
独白18 历史曾有这样一个时期
我开始任《光明日报》记者是在1978年8月，到年底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会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从思想理论上作了彻底清算。接着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平反冤假错案。所以我任《光明日报》记者的头四五年内，接待的采访对象有一半是申冤告状的，主动上门的对象几乎百分之百是要求报纸帮助平反。一场“文化大革命”，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它除了造成政治上的反动和经济上的倒退外，还在道德、人品方面留下许多后遗症，人经过这场动乱就如生物经原子辐射出现变异一样，突然兽的一面又回归了。同室办公的同志，同街同村的邻居，就是要暗踩脚后跟，门前挖陷阱，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为斗倒对方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置人死地也横得下心、下得去手。后人也许已很不理解这种事，但历史上确曾有这样一个时期。人类，或者说小一点，我们这个民族，在她发展的道德史上，曾有一个小小的漩涡，在这漩涡急速回流的刹那间闪出一个可怕的影子，就像科幻影片《人狼》一样，人突然变成兽。好在这只是一刹那，历史又前进了。在编这本集子时，我只收了此类消息中的一篇，意在立此存照。
山西蒲县为吕梁山南端一极偏僻小县。县城南有一座柏山，遍生松柏，森森然如阴间鬼蜮。山上有一庙是《封神演义》里黄飞虎的行宫，曰东岳大帝庙。庙下有一阎罗殿，殿内泥塑有阴曹地府中的诸般惨烈之状，为国内少数保存的地下阎罗殿。凑巧冤案就发生在这里。被牵连受害者共200多人，为首的是一县委书记，已被迫自杀。但反抗最激烈者却是一名孤身老人桑保珍。桑原为志愿军战士，转业后回县，在县委当炊事员，后又上山看庙。他被无故逮捕，但极坚强。每晚残阳压山、晚霞血照之时，他便双手把定铁窗，向全城大呼：“桑保珍现在开始喊冤……”蒲县县城极小，一条街不过两三百米长，人少房稀，他一声呼喊声震半街屋瓦。这时大家就说：“桑保珍喊冤电台又开始广播了。”家家屏气凝神，小小山城唯闻铁窗吼声，其声如困兽之嚎，十分瘆人。当局不得已，将其释放，他一获释即进京告状，进不了中南海，就跑到西单电报大楼向中央发了一份1200字的电报。回县后，当局恨其告状，又抓他进牢，他复日日喊冤，并拒不剃须理发，铁窗夕照，其威严之状更如一头笼内猛狮。后由于上面干预，当局要释放他，劝他先理个发，他仍拒之曰：“留个纪念，让世人看看这场冤枉。”我上山之时，老人终因折磨既久，身心交瘁，已躺在医院里，但神志清楚，听说来了记者，十分高兴。可惜他已不能说话，只以手指心，表示其志已遂。
此案假判错定，当然是坏事，但大小牵连200余人，其中有知识有地位的也不少，然而愤然出头力争力抗者竟是一看庙的孤身老人。县委书记被迫自杀亦当同情，若以其智、其势而反击，效果当更在老人孤斗之上，然却悄然自遁黄泉。呜呼，人之于世，诚搏一气也，气壮则身存事成，气馁则人亡事败。所以文天祥身系大狱之中仍赋《正气歌》。
壮哉，桑氏老人！
（注：这篇独白的第二段起后来被作为一篇文学作品，题为《桑氏老人》，选入多种散文选本）
像开发矿藏那样开发人才
像搞活经济那样搞活科技
山西省试办人才开发公司
本报讯 你有什么科研项目一时得不到支持吗？你有什么技能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吗？都可以去太原寻求一定的帮助。这个由科技人员发起成立的“山西省晋光人才开发公司”，近几个月来，已在山西省广大科技人员中引起浓厚的兴趣。
这些发起人中有四位是科技战线上卓有贡献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联合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较灵活的、以开发各类人才为目的的机构，作为现行科研领导管理部门的助手和补充。这是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它广泛收集社会上零散的小改小革成果，组织、挖掘闲散的和未被人重视的科技人员，并给予支持，帮助他们完成研究、通过成果鉴定、安排生产和向有关方面推荐使用。其活动经费将靠自身开展咨询、转让成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提取的收入，以“科研养科研”。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支持，省委、省政府责成一名副省长具体来抓此事。省长办公会议还决定予以支持。批准成立人才开发公司，并在开办之初拨款15万元。
这个公司在筹备之初便开始了紧张的业务工作。有一位青年工人业余钻研节电技术，但是由于他的研究与本厂的业务不对口和受本人知识水平所限，以致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成果。他找到公司求助，公司给他提供了有关材料、仪器，并组织省内知名的电子专家进行测试、讨论，又积极向省科委进行推荐，终于使这项节电效率很高的科研项目取得成果，并通过了鉴定。山西省有一个县铁厂因赔钱下马，但是当地建材原料丰富，公司便组织了省里的技术人员帮他们制定了炼铁炉改产白水泥和副产品钾肥的方案。这样，该公司在开发那些正规科研部门不可能全部包揽的零星项目，支援技术力量薄弱的县社基层部门方面，真正起到了机动灵活、拾遗补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公司还动员社会力量培训人才，目前他们已办了书法、篆刻、中医、生物医学等方面的训练班7期，培训人才400余人。
（《光明日报》1984年1月26日）
独白19 从导演到演员
我曾谈到，在采访中常恨眼里看到的工作功亏一篑，有时忍不住要插一两句嘴，因此记者不自觉地充当了导演。而到1983年下半年，由于思想解放的深入，许多工作百废待兴，人们的创造欲望正被呼唤出来，但是旧体制、旧政策又还没有打破，正是新旧交替、乍暖又寒，许多人在痛苦中挣扎，许多成果已看得见就是出不来。如果是十年“文革”时期，沉沉重压，也就不说了；然而现在虽可以想，却又不能干，因而，科技界强烈地呼唤着改革。我这个记者站不断有人来告状，来申诉。他们怀抱卞和之玉，手提伯牙之琴，大呼不为人识，像水被挤在石缝，像煤被埋在地下，他们还在被埋没着。过去的办法是我以手中的笔帮这些人写“内参”，或公开呼吁，报上一登，或上面转来一信，有时也能解决一两个人的问题。但杯水车薪，又有何用？于是我想到水利可以开发，煤炭可以开发，人才为什么不能开发？与其坐而写，何不起而行；与其为他们呼吁，何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北京卖大碗茶的待业青年都能自食其力，这些高精尖人才还不能自谋出路，何必总是求人救救自己呢？我拟了两句响亮的口号：“像开发矿藏那样开发人才，像搞活经济那样搞活科技”；“愿天下有才者都能为四化出力”，又利用我多年在科技界采访形成的优势，又说服省委，很快成立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我自任董事长。因为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办的，取名“晋光”。这个公司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开发公司”，很快在国内以至国外引起强烈反响。所谓《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其实当时就我一个人。这次真正自己走到了前台，当了一回主演。1984年1月27日正是春节前夕，省城各机关都在搞迎新茶话会，并抢着请领导参加，我们也开了一个茶话会，想不到省市领导几乎全部到会，使同日的不少茶话会凉了台。会前我自己写了公司成立的消息，与人民日报社一记者联名，并嘱两报编辑部最好在开会前一天见报。果然，我们开会时报纸刚到，每人面前摆两张国内第一、第二大报，着实为茶话会助威不少。这也可看出舆论的威力。这就是上面这条消息。
但是我当演员也就这一回。不久我就被选送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也未能再走企业家的路。
下面是我当时在电台作的一次录音讲话，后收入《改革者谈改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附以参考。
[附]
愿天下有才者都能为四化出力
山西省晋光人才开发公司是1983年8月31日成立的。这是在科技体制和管理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尝试。
为什么要搞人才开发公司
这个公司首先是由我们《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的同志和几位科技工作者共同发起的。过去，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经常去记者站，向我们反映他们的科技成果得不到重视，他们的作用得不到发挥。我们感到，在报纸上为科技人员呼吁固然重要，但最好能有一个组织，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而在艰苦的攀登中历尽坎坷的科技工作者，也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人才开发应主要依靠党政组织部门，但它与经济工作一样，也不能全靠国家包起来，而是应该发挥两个积极性。做科技管理工作的省科委的同志也深有同感。显然，科技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这几年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得到落实，但还存在一些死角。如果能像在经济领域除了国营、集体经济外，还有个体经济的补充，在人才管理上也有一个组织来起一些拾遗补缺的作用，如同开发矿藏一样开发人才，无疑能搞活科技管理工作，调动和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四化出力。
我们研究，这个组织的宗旨应该是：
1.为那些确有真才实学，但因种种原因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同志尽可能提供资金和条件；
2.为耗资大、周期长的项目积累和提供资金；
3.为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服务；
4.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和储备人才，提供咨询。
我们还认为，从我们国家的现状来看，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具备了实现四化的最好的政治历史条件：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地大物博，物质资源丰富；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补充我们的不足。这一切优越条件要得到充分发挥，关键在于要有人才。只要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四化就一定能实现，国家就一定会富强起来。所以，我们给这个组织起名为“人才开发公司”。我们是想用具体的、实际的措施来扶持人才，用办企业的办法来搞人事，开发和使用人才。
我们是怎样开发人才的
我们在与科技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交往中，深感人才的积压、浪费、外流现象十分严重。例如：
1.由于过去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方面的弊病，许多科技人员的研究课题得不到承认、支持和推广；
2.由于多年“大锅饭”的国家办科研，没有竞争和压力，科技人员的能量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3.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管理人员的不懂行或忌才，科技人员心情不舒畅，压抑了积极性；
4.由于科技人员的业余研究爱好与工作单位不对口，但一时又不愿或不可能得到调整，因而造成“余热浪费”。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三种开发办法和形式：
1.对于有“硬”成果的人才，即有发明、创造、革新成果的科技人员，而他们的成果又一时不能得到承认和推广，不能发挥经济效益，公司的开发办法就是给他们提供经费，组织协作人员攻关，取得成果后向上级部门推荐鉴定。例如有一个青年工人，花了10年时间，研究了一种节电整流器。因为他的研究与其工作单位不对口，这项成果就一直得不到承认。他向公司提出申请后，经我们审查，认定这种整流器很有价值，便给他拨了经费，组织张光鉴、赵修明等全国著名的电子技术专家帮他会诊、调试，并积极向省科委推荐，最后通过了鉴定。有位中学教师将自己多年来研制的自动滴定仪送到公司，请公司给予支持，我们审定后立即拨了款，并邀请5位大学教师帮助他改进，查阅和参考了1926年以来有关这个课题的中外资料，完善他的设计。还有几位同志花了十几年时间，研究出一种对国防工程建设具有重大价值的高强度水泥，因得不到承认，无法投入生产。我们知道后，目前也正在准备给予支持。
2.对于在技能、技艺性方面表现出才智的人才，由公司积极为他们创造和提供能发挥一技之长的条件。养蜂专家李宪东同志在阳泉市工作，我们介绍他到急需发展养蜂业的雁北地区神池县讲课。现在这个县在他的指导下，已经有了自己的养蜂业，许多农民由此富裕起来。神池县委书记曾就此事亲自给公司写信表示感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3.对于有“软”成果的人才，即那些已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或专著，因为现行出版体制的一些弊病很难得到发表的知识分子，公司的开发办法就是帮他们出版论著。例如，一位医务工作者整理了我国第一本脑电图谱，虽有几位同行和名教授推荐，但由于成本较高，出版部门至今不愿出版。现在我们已申请成立一个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并同时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开发这类学术著作的合同。
由于我们采取了以上三种开发办法，许多科技人员纷纷找上门来。公司成立半年多来，我们共接待来访者3000余人次，对他们都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我们还对全省人才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了1000多名中、高级科技人员的材料，按照学科、专业、职称、年龄、成果等编写了人才大系表。通过大系表，初步看出了人才的分布结构，为我们了解广大科技人员、合理使用科技人才提供了信息。同时，我们还广泛开展了振兴山西的献计献策活动。省内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就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和人才开发，纷纷向我们提供建议和意见，现已收集1000多份方案、设想以及小发明创造等。通过调查和献计献策活动，我们发现和了解了一大批人才，为公司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培养人才是我们的改革工作的基础一环。公司一成立就狠抓了人才的培训。几个月来，我们广泛利用社会上的教学力量，本着缺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为社会培训了一批急需的专业人才，其中包括中医专科班、党政干部电大专业班、生物医学工程电大班、微电子培训班、外语高级口语班、书法篆刻等30多个班次，目前在班的学员共有2600多名。
此外，我们在教育改革方面还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我们现在正在利用山西大学剩余的教学研究力量和实验室，帮助附近农民成立教育专业户，解决学员的吃住问题，建立了卫星学校。今年已决定在夏季开始试办200人的专科班和本科班，估计可逐步发展到500人左右。如试验成功，将扩大到太原工学院等高等院校。这样既可以迅速地为国家培养一批急需的科技人才，又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投资。
我们公司的机构是怎样运转的
我们公司的机构组织和工作内容，是针对现行科研体制中三方面的弊病而采取改革措施的。
1.现行体制中部门所有制壁垒森严。无论人、财、物以及科研课题都是部门所有，科研实验、推广都是部门自己进行，闭锁性太强，不便进行横向联系，不能发挥综合优势。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在科研工作中发挥纽带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力量而打破部门所有制，对一些过去难以进行的课题进行研究和推广。例如，当前医学界所急需的一种便携式层析扫描超声波诊断仪，对腹部、胆囊、子宫、胎儿的诊断效果很好。还有，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医院使用的X透视设备都是黑白显示，识别能力很低，只有15～50个密度等级，影响诊断效果，而彩色显示设备的识别能力要高几十倍。这两种设备进口价格昂贵。工厂想搞，又不对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联系了太原机械学院、太原无线电仪表厂共同协商，达成了合作开发的协议，在山西省科委的支持下，目前这两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已由一校、一厂和我们公司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共三个单位横向合作，顺利进展着。
2.现行体制中科研和经济生产脱节，造成一方面大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另一方面却又没能推广，一方面某些部门人才拥挤、密集，而另一方面有的部门又急需人才的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展加强横向联系和沟通渠道的工作，使那些正在窝工浪费的人才能够“好钢用在刀刃上”。山西省霍县是一个建材资源极丰富的地方，去年该地的一座小炼铁厂下马，由于缺乏科技力量，不知出路在哪里，高炉要报废。我们便组织化工、冶金、建材方面的科技人员到现场实地调查，提出了一个将炼铁厂改造为白水泥厂的合理方案。这个县还是一个大煤矿区，仅辛置公社一地就有3万名矿工，月工资总额达200多万。矿工手里有钱，农民手里有粮，但是，当地没有食品加工厂，人们连饼干、点心都买不到。而另一方面太原市食品工业公司所属各厂又拥有不少剩余技术力量和退休的熟练工人。于是，我们便将他们两家挂起钩来，现在由省食品工业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县社投资的一个小食品厂和一个酿造厂已经破土动工。今年中秋节，霍县人民即可吃上当地生产的具有太原特色的月饼。腐殖酸钾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肥料和植物生长激素，增产效果显著。1983年，我省河津县8000亩小麦喷上这种肥料，共增产53.4万斤，平均每亩增产66.8斤。但是，由于科研、生产推广分别隶属三个不同的厅、局，各自都无法承担推广中的投资风险和组织工作，所以这种肥料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我们公司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推广这种新型化肥对我省农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这项成果积累的试验数据完整，资料可靠，大面积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就决定投资10万元，推广100万亩。于是我们派出专人在全省推广，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3.针对现行科研机构中“大锅饭”效率低的弊病，我们试行了一套全新的改革办法。公司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主发展，自负盈亏。其组织机构，是由社会各界有志于改革的有识之士组成的一个不脱产的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责、权、利统一的经理负责制。在人员选用上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并有试用期。公司各项工作均实行任务承包、单项核算，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实行工资浮动、资金提成和不封顶的办法。这些改革措施克服了吃“大锅饭”所带来的低效率的弊病，充分发挥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办事效率很高。另外，公司内部工作会议也实行了会前有准备、发言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的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山会海”的官僚主义作风。
我们在改革的道路上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途还很长，困难也很多。我们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