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整顿形成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邓小平进行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指示办的，有些领域的整顿，如文艺调整，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启动的。但是，整顿的深入，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就在这时，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上书。这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的内容都是反映迟群在清华大学的问题。
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信呢？因为，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干了不少坏事情。这两个人是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进驻清华大学的。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干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当江青的特使奔走四方。他们还掌握“梁效”班子，大写黑文，影响恶劣。迟群原是解放军某部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个机要员，小人得志，十分猖狂。迟群自以为有功于“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不当副总理，也要当教育部长。没想到四届人大继续由周恩来组阁，邓小平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迟群野心落空，于是牢骚满腹，消极怠工，酗酒胡闹，影响极坏。但因为这个军宣队是毛泽东亲自派出的，别人也不敢奈何他。
刘冰是个老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就同另外两个人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信是经过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的。党员有向党的上级组织和任何领导人反映问题的权利，向毛泽东反映问题，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可是，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示。
毛泽东批示的大意是，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状，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于11月12日扩大到1700多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北大逐步推向全国，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1975年的整顿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的。从11月开始，没有几个月时间，邓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顿前列的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也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整顿精神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仅七机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厂、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就被改组了80%。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密切配合、加紧活动的阶段。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汇报。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一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表示：“担心中央，出现反复。”
10月中旬，当毛泽东把邓小平转呈的刘冰等人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当即为迟群辩护，理由是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没隔几天，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就在迟群指使下，于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状告周荣鑫“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还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也在10月，王洪文与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刘庆棠等人密谈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同月，王洪文还授意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炮制了一个将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四合并”的方案。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似乎不大提了。工业现在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是什么？文化革命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情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强调？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当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2]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从总体上看，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翻车”的原因，既不在于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也不在于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根本的原因在于1975年的历史环境。
1975年，持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和希望。邓小平进行整顿，是想改弦易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而这样的努力，根本无法在1975年的历史环境中进行下去。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影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存在……具有这些时代特征的历史环境，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整顿很难最终扭转局面，取得成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试图通过整顿，把党和国家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是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中断的。
当然，在这一悲剧性结局形成的过程中，在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失去信任时，他对邓小平这位得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一开始，他并不想立即批判邓小平，而是采取帮助的态度。11月2日，他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作个自我批评。他不想让跟邓小平冰炭不容的“四人帮”插手此事，不安排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叮嘱毛远新不要把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江青。他真心希望邓小平接受意见，作个自我批评，把目前的政治格局维持下去。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使他不愿意立刻打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格局，再进行一次重组了。
但是，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的“争论”却表明，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毛远新按照毛泽东指示作了“开门见山”的发言后，邓小平驳斥了毛远新对当前形势的描述。他说：“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他对自己的主要工作做了简略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从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他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作为追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部下，邓小平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折服和敬重，是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理想和对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他们虽然对毛泽东的做法持有异议，但对毛泽东的敬重并未改变。基于这种几十年形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在1972年检查“错误”，甚至在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批评发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冰释前嫌，“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
11月20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希望中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一次，邓小平还是没有顺从毛泽东的心愿。他接过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曾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茬，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个月后，邓小平承认：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坦率承认思想认识分歧。这不是一般领袖与部下、多年战友的分手，而是在国家前途问题上两种政见的分道扬镳。
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位在党政军机关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文件在谈到刘冰等人的信后，又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976年2月，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但在同时也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的这一态度限制了江青等人把“批邓”升级的企图。1976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政治生涯第三次跌到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