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与德奥集团处于交战状态。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7年12月3日，列宁提出立即与德奥缔结和约。德国方面要求苏俄放弃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1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和约对苏俄来说确实是十分苛刻和极端屈辱的，苏俄不仅割让了土地，还要支付60亿卢布的赔款。但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赢得了时间，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由于割让领土和白匪军的蚕食，苏俄四分之三的国土，特别是乌克兰、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等富庶地区被强占，使苏俄中断了粮食的主要来源。全国煤炭产量的90%，铁砂产量的85%，生铁和钢产量的75%，都落到敌人手里。全国40%以上的工厂停工，产业工人从战前的240万减少到127万。在农业方面，由于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播种面积从10500万公顷减至9030万公顷，种子奇缺，土地荒芜，农业产值减少了一半。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城市工人每天只能领到1/8磅面包，居民经常断炊挨饿。连红军的供应都陷入了困境。红军师长月薪只有80多卢布，不及当时英国军队排长的一半。士兵的情况更糟，每月只有10戈比的津贴，还常常领不到被服。另外，苏维埃政权的后方，到处出现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煽动工人怠工、罢工，破坏工厂，策划反革命叛乱，残害苏维埃干部，甚至行刺列宁。
列宁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转入战时轨道，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他坚信“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粮食问题是当时最尖锐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余粮收集制。规定“为满足国家所必需的全部粮食和饲料，在各产粮省份的居民中实行征收”。征收的办法是根据国家的需要，确定每年征收任务的总数，自上而下地摊派给各产粮省的基层，直到每个农户。摊派征收数字按阶级原则进行。征购时，工人组织武装征粮队下乡，配合当地征粮机构，按国家规定价格向农民强行征购，违者以敌人论处。征购的内容，除粮食和饲料外，1919年下半年扩大到肉类，1920年又扩大到油脂、食糖、鱼类、麻类、皮革等。国家几乎全部拿走了农民的余粮，甚至必需的部分口粮。
1918年11月26日，国家宣布对食糖、香烟、食盐、火柴、靴鞋、肥皂和纺织品等实行国家垄断经营。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都被禁止。对居民粮食和日用品实行实物定额贬值，保证居民最低的生活需要，政府采取工资实物化的措施。1919年5月开始，彼得格勒在儿童食堂和职工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方法。1920年4月，政府决定按购物证免费供应部分食品和日用品，以后扩大到免收职工的房租、水电、煤气等费用。工资的实物部分逐年扩大，到1920年后达到工资的926%，货币的作用几乎消失。
由于大批的青壮年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参加劳动，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1919年5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举行大会，首先发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列宁曾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是“伟大的创举”。列宁同志身体力行，在百忙中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红军中也先后建立了八个劳动军，他们对恢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采取一系列非常的经济措施，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有力地保证了红军的物质需要，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扞卫了苏维埃政权。对此，列宁指出：“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列宁积极鼓励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投资做生意，阿曼德·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凭企业的美国人。哈默还劝说反共的大资本家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这样，苏俄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1921年春，随着内战的结束，苏维埃政府很快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到1925年就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而开创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真纳创建巴基斯坦国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巴基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巴基斯坦国创建者。他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扞卫民族尊严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世纪中期，印度河三角洲西缘、面临阿拉伯海有一个渔港——卡拉奇。1876年，真纳就诞生在这里。真纳的父亲是皮革商人，有七个子女，真纳是长子。他6岁在当地上学，10岁转到孟买一所小学就读，11岁又回故乡中学读书。真纳从小好学，经常读书到深夜。
16岁那年，真纳中学毕业。按照学校规定，他可以到孟买大学去深造。但是，有个在卡拉奇当经纪人的英国人很喜欢真纳。他说服了真纳的父亲，让真纳到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攻读法律。
真纳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两年中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林肯律师学院是伦敦能够授予律师资格的四所大学之一。但是按照规定，它只能给在英国居住满四年的人授予律师资格。所以，真纳又在伦敦住了两年。
1896年，真纳取得高级律师资格，当时他才20岁。回到卡拉奇后，他就从事律师业务，过了一年，又去孟买创办律师事务所。真纳具有非凡的辩才。一旦掌握了案情，在法庭上任何人也辩不过他。即使是法官，他也不买帐，一有机会就尖锐地反驳法官。有一次，法官被他驳得恼火，当场咆哮地说：“真纳先生，请您记住您不是在对一个三等推事(法院中审理案件的官吏)说话！”真纳毫不示弱地说：“法官先生，请允许我警告您，我也不是一名三等律师！”又有一次，法官轻蔑地对他说：“说话大声些，真纳先生，我们听不见你说的话！”真纳马上回答说：“我是律师，不是演员！”过了一会儿，法官又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您把前面的那一堆书挪开，就会听见我说的话了！”
1906年，真纳参加国民大会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年年底，代表印度穆斯林上层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宣告成立。“穆盟”主张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选举单位，实行立法机关的选举，并且要求在立法机关中给伊斯兰教徒以独立的代表权。
经过三年活动，“穆盟”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印度人民的反抗，通过印度议会法，成立帝国立法议会，增加议员名额。已成为着名律师的真纳，被孟买的伊斯兰教徒选为印度中央立法议会议员。
印度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东孟加拉的居民主要是伊斯兰教徒，而印度教徒则多住在西孟加拉。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骚乱和相互仇杀。为了进一步煽动他们之间的不和，削弱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印度总督曾在1905年颁布分割孟加拉的法律。这项法律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欢迎。然而到了1911年底，新任的印度总督又宣布废除孟加拉的分治，从而引起伊斯兰教徒的不满，激发起了反英情绪。
但是“穆盟”领导人预感到，新的政治斗争需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因此在1912年召开会议，并邀请真纳参加。次年，“穆盟”通过新的盟章，提出同其他教徒合作，以建成一个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就在这一年，真纳加入了“穆盟”，使他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真纳大力呼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他在向伊斯兰教徒发出的呼吁书中说：“难道我们不能埋葬我们的分歧，组成联合阵线吗？那样，印度教的朋友将会更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格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1920年9月，甘地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与英国当局“不合作”纲领。同年12月，这个纲领获得通过。真纳不同意“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在次年脱离了国大党。
1924年，真纳被选为“穆盟”主席。他在会上再次苦口婆心地说：“外国统治印度，并且继续维持统治，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
真纳由于自己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因此从1930年起在伦敦当律师。1933年，“穆盟”派人到伦敦，劝说真纳返回印度领导“穆盟”，并对他说：“你必须回去，人民需要你。只有你才能挽救穆斯林联盟，使它获得新生！”此后，真纳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第二年，他被选为“穆盟”终身主席。1935年，英国国王批准印度政府法。从此，印度有11个省开始享有自治权。真纳对此很欣慰，结束了他在伦敦的生活，返回印度领民“穆盟”。接着，印度进行大选，国大党获得多数票。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坚持一党组织内阁，拒绝与“穆盟”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真纳感到必须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40年3月，在真纳主持下召开的“穆盟”年会，通过了着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决议要求伊斯兰教徒聚居的省份脱离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决议得到了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的拥护。真纳也成为他们公认的领袖。
真纳转向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后，一个反对他的穆斯林集团组织对他进行了威胁。几天之中，向他发出电报、信件达50份之多，内容都是扬言要杀害他。
1943年7月，这个组织派出一个青年，前去刺杀真纳。刺客到达孟买后，用假名在旅馆登记住宿。接连几天，他观察了真纳住处的环境，选择了最佳行动的时间，行动的那天中午，刺客来到真纳的住处，向守门人行过礼，提出要见见真纳。他被带去见秘书，秘书说真纳现在很忙。但是刺客不管对方怎么说，擅自走进了真纳的房间。正好真纳要出房间，与刺客迎面相遇。刺客抡起拳头，朝真纳左颏猛击了一下。真纳不由自主地向后一仰。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刺客从腰间抽出刀子，向真纳刺去。真纳虽然受到拳击，但没有失去控制能力。他见刀光一闪，马上一把抓住了刺客的手，从而减轻了下刀的力量，只是下颏受了伤。刺客继续行凶，真纳的手上挨了几刀，但人们已经闻声而入，迅速夺下了刺客的刀子，把他扭住，送给了官方。
尽管受到这样的打击，真纳为争取建立巴基斯坦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巴基斯坦即“清真”的意思。1944年9月，他就印度的前途问题，在孟买与甘地会谈。在会谈中，甘地坚持印度是一个民族、不能分治的观点；而真纳则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大党应同意建立巴基斯坦国。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1945上7月，英国政府鉴于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决定让步，给予印度自治。这是一个好势头。但是，另一个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即印度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国大党及其首领甘地认为，应建立一个由它领导的统一的印度，伊斯兰教徒不能享有自决权；而“穆盟”及其首领真纳认为，要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到了1947年2月，英国政府进一步宣布将给予印度完全独立。不久，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了《印度独立法》，实行印、巴分治。这样，才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问题。
在真纳的领导下，“穆盟”很快批准了分治方案，开始组织政府。同年8月7日，召开了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真纳以主席的身份，向到会代表们宣布道：“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自由地到庙宇去，到清真寺去，或者到这个巴基斯坦国家任何其他做礼拜的地方去！不论你们属于什么宗教、种姓或信仰，都毫不妨碍我们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平等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8月14日，真纳在他诞生的地方——卡拉奇宣誓就任巴基斯坦自治领首任总督。在他的头上，飘扬着他和总理制订的巴基斯坦国旗。旗上3/4是绿色，代表穆斯林的多数；1/4是白色，代表少数民族。
巴基斯坦国建立后，真纳不得不让一些英国人留在巴基斯坦，建立武装部队，担任省长和政府行政官员。他尊重这些英国人，但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