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猩猩而言，最显著的顿悟例子则是由另外的问题诱发出来的。克勒常把一只猩猩放在笼子里，再把香蕉放在笼子外面它够不到的地方。他在笼子里放一些棍子。猩猩可能在相当长时间里不知道用棍子够取食物，但可能在突然之间，它会想到这一点。一个叫谢果的雌猩猩先用手尝试着抓取香蕉，半个小时后，它失去了信心，干脆躺了下来。但当另外几只猩猩出现在笼外时，它一下子跳将起来，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拨到跟前。显然，其他猩猩接近食物对它起了促进作用，从而诱发出了她的顿悟力。
在另一个棍子难题中，猩猩想出解决方法的方式更加具有戏剧性。克勒记述道：
仅凭手边的短棍子，萨尔顿是拿不到放在外面的食物的。不过，在栅栏外面还有一根稍长的棍子。（它）用手抓不到这根长棍子，但它可用手中的短棍将长棍子拨弄过来。萨尔顿尝试用稍短些的棍子直接拨弄食物，但没有成功。它撕咬者笼子上的一根铁丝，仍然是徒劳的。然后，它打量着四周（这些实验中总有较长的停顿时间，动物们此时会察看整个可见地区）。突然，它又一次拿起棍子，直接走到放着长棍子的铁栅栏跟前，用这根“辅助”短棍拨动那根长棍，抓到手里，再走到目标所在的栅栏跟前，用长棍子牢牢地获取了食物。
在更复杂的问题中，即使利用两根棍子中的任何一根都取不到香蕉。但两根棍子中，其中一根略细于另一根，可插到另一根里以增加长度。即使聪明的萨尔顿也无法立即看出这一方法。它花费约一个小时，尝试拿到食物，但怎么也不管用。克勒用一根手指插到一根棍子里去，以给它暗示，但萨尔顿仍未能明白。接着：
萨尔顿以不同的姿势蹲在箱子上，箱子离铁衍还有，点距离。接着，它爬起来，捡起两根棍子，拿在手上随便把玩。玩着玩着，它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两只手上都拿者棍子，棍子的位置使它们成为一条直线。它把较细的棍子插入较粗的里面，当下跳跃起来。一路直奔铁衍，来到它到目前为止已近乎绝望的铁栅前，用这根加长一倍的棍子拨到了香蕉。
克勒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学习心理学具有极大的意义，那就是，顿悟式学习不一定依靠奖励，就像桑代克对猫进行的刺激一反应实验中所验证的那样。当然，猩猩一直在寻找奖励，但其学习的结果并不是奖励带来的，因为它们在吃到食物之前就已解决了问题。
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当动物得到某种顿悟时，它们不仅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还能概括并把稍加改变的方法应用到其他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来说，顿悟式学习能进行“正向迁移”。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猩猩已学会应付各项考试。
克勒在1917年的专论中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在1921年又出版《猩猩的智力》（The Mentality of Apes）。他的专论与专著使心理学界大受震动，且震动并不局限于对动物问题解决能力的独到研究。克勒的观察为格式塔心理学利用同一方式以研究人类问题解决能力铺好了道路。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利用克勒式方法对一些1岁半至4岁不等的孩子进行实验。孩子们最希望得到的不是香蕉，而是玩具。她把这些玩具放在孩子们拿不到的地方，要么在围栏外，要么放在某个架板上。在围栏实验中，她放有棍子；在架板实验中，她放有椅子和箱子。有时，孩子们立刻看到了解决方法，有时转悠半天之后才看出来。该过程与猩猩大脑里发生的过程惊人的相似，不足为奇的是，即使这些远未成熟的孩子，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要远远高于成熟的猩猩。
类似的实验还包括年龄更小的8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8～13个月不等。这些实验是稍晚的卡尔·登卡尔（Karl Duncker）做出的。他是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曾在柏林与韦德海默和克勒一起工作过。他使用的问题情境更加简单。孩子坐在桌子旁，桌上摆着一个伸手够不到的可爱玩具，不过他们的手上有根棍子。只有两个孩子立即想到了解决办法，其他5个孩子只是拿棍子玩耍，并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棍子伸到玩具跟前时，突然顿悟到可用棍子达到目的。最小的孩子一直未能解决好这一难题。
登卡尔更重要的研究发生于1926年至1935年之间，主要研究成人受试者问题解决的能力。他的方法之一是提出一个问题，让受试者在解决问题时将思考的过程大声说出来。登卡尔把所说的话录下来，然后分析其“原始记录”或文字记录，以期发现受试者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并寻找到解决办法的。他的两个问题之一是：
假定一个人霄部有肿瘤，叉无法动手术，但可用足够剂量的射线以杀死有机细胞。他可通过什么步骤以达到既利用射线消除肿瘤细胞叉不伤害肿瘤旁边的正常组织之目的呢？
一个典型的受试者的原始记录资料（这里已进行大幅删节和简略）如下所示：
从食道里输送射线。
动手术使肿瘤暴露。
这么做时他应降低射线强度；例如——这有用吗？——等找到肿瘤时再把射线开满。
要么射线进入身体，要么肿瘤露出来。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但怎样做呢？通过压力？不行。
射线强度得有所变化。
对健康组织照射时，应把射线强度调至弱位。
我只看到两种可能性：要么保护身体，要么使射线无害。
【实验者：人们怎样才能在进行中减少射线强度呢？（如你前面所言）]
总得想法转变射线的方向，消散它……分散它，停止！让一束宽带弱光通过透镜，这样的话。肿瘤就能处在焦点位置，受到强度最大的辐射。
这个记录和其他的记录显示，当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能使用一系列不同的便捷经验（探索型）技巧，通过使用机械式或常规便捷经验方法，如以问题中最紧急也最明显的特征为基础进行随机的可能性尝试。这些便捷经验方法通常得出较差的解决办法，或根本是一筹莫展。在上述建议中，通过食管输送射线或通过手术使肿瘤暴露，应属此类。
在多次走入死胡同之后，许多受试者开始考虑更具实效的“功能性”便捷经验法（另一些人已开始这么干），试图辨认出问题的关键性质。比如，他们开始自问基本的目标是什么，并在此时（也只有在此时）开始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法。在上述记录中，受试者开始考虑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因而说道：“应该逐渐减少射线强度。”接着，他又回至第一种思维之中（“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但在实验者以其更基础的方法对他进行提醒之后，他便突然将自己的理解转变成可行的解决办法。机械便捷经验法就如同小鸡沿着篱笆转来转去，功能性便捷经验法则等同于以更广泛的眼光来观察局势，并找出虽不直接却切实可行的接近目标的方法。
登卡尔的其他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桌子上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请受试者完成一项任务，而这些材料或物体里面根本没有一样东西适合这项任务。该实验的目的旨在测试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考虑使用一种或多种可能得到的东西用以其他的可能用途，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进行这样的重组。
例如，在一种情况下，他要求受试者将三根小蜡烛安装在门上齐眼高的地方，准备进行“视觉实验”。桌上有蜡烛、不干胶、纸夹、几张纸、绳索、铅笔和其他一些东西，也包括一些关键物品：三只空的纸牌盒子。每位受试者在里面乱翻一阵后，都重新构造出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并看出盒子可以贴到门上面，然后用它作平台，再把蜡烛放上去。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变换是，三只盒子都装有东西，一只装有小蜡烛，第二只装有不干胶，第三只装有火柴。这一次，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试者解决了问题，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盒子已有用途，因而很难看出除此之外还能派上其他用场。登卡尔把这种解决问题中出现的常见但很严重的障碍叫做“功能固着”，解决问题者如果认定某物体具有专门用途，就很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现，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最熟悉自己所从事的行当的人是最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的原因。教育创造出专业知识，同时也创造出功能固着。一位专家看其手中的工具时，看到的是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一个生手尽管可能出些不着边际甚至荒诞不经的馊主意，但也往往能够提出极有创见的观察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往往是在早年提出其最有创见和重要见解的。
许多人认为登卡尔是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者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在研究问题解决的路上他也许走得更远。他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1935年从德国逃到英国，之后又于1938年来到美国的斯瓦特摩，在那里教书。1940年，37岁的登卡尔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深感压抑，自杀身亡。
由克勒、登卡尔和其他格式塔心理学者所进行的对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看似简单，意义却十分深远。他们展示出，人类的问题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动物的问题解决）能力并不局限于试误法，也不局限于条件反射法。它经常包括一些较高层次的思维，并从中产生出新的观点、思维和解决方法。对于问题解决能力的研究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将思维恢复至心理学所关心的中心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第五节学习
许多世纪以来，对如何获取知识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随着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的到来，关于它的大部分论题及其他过时的心灵主义话题都被束之文化的高阁。
生理学家和冯特的门徒们就学习所发表的少数言论，充其量不过是对联想主义的贩卖。他们认为，学习不过是经验的连接或镶嵌。行为主义者虽然认为学习是其研究的主题——但却将之认定为刺激一反应条件反射中的无意识学习。人类学习中所涉及的较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大多受到忽视，大家纷纷转而计算强化试验的次数与已成习惯的力量的关系。
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之一，也许是其最大贡献，即是将意义和思想恢复至学习之中。尽管格式塔运动只在德国有过瞬间的辉煌，且没有替代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但它却使认知传统重放光辉，对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并为60年代的认知革命铺平了道路。
然而，提供出第一份有力证据证明出联想主义和刺激一反应的学习学说存在着严重不足的，并不是人类的思想，而是一只母鸡的思想。克勒在特里莱夫岛时，曾对四只鸡进行过冗长但极具启发意义的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啄食散落在一张浅灰色纸板上的米粒，当发现其啄食另一张深灰色纸板上的米粒时即将其赶走。同时，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大家都知道鸡特别傻，但经过400～600次试验之后，前两只鸡便只啄浅灰色纸板上的米粒，而后两只鸡也只啄深灰色纸板上的米粒。
接着，克勒变换了两种，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板的背景颜色保持不变，但改变另一张纸板的色调。对前两只鸡，调换成更浅的灰色，对后两只鸡，则换成更深的灰色。联想主义者和条件反射主义者可能得出预测，由于鸡已学会将吃食与某种特别的灰度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们应继续啄食原来的那张纸。但在百分之七十的试验中，这些鸡都在新的背景上啄米，而不是在旧的背景之上。那对经过训练，只在较浅背景上啄食的母鸡大多只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而那对学会在较深背景上吃食的母鸡则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提供的答案是：鸡已学会不将食物与某种特别的颜色联系起来，而是与某种特别的关系联系起来——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较浅颜色的背景，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较深颜色的背景。
克勒用一只猩猩和一个三岁幼童重复了这个实验。他们两个各得到两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当猩猩受试时，亮色箱子里放着食物。当孩子受试时，亮色箱子里面放着糖果。当猩猩和孩子都学会了从亮色的箱子里拿取奖品之后，克勒拿走了暗色的箱子，各用一只比盛放奖品的箱子更亮的箱子替代之。这一次，他在两只箱子里都放上奖品，这样的话，除两只箱子的颜色不同外，没有其他的激励因素让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挑选——事实上，猩猩和孩子通常选择的都是新的箱子，即更亮的箱子。
行为主义学者和冯特的门徒都已知道，动物只要经过训练，就可在两种不同颜色的东西中选择一种，可他们不愿相信的是，动物所学的不是两种颜色，而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元素主义”心理学家们而言，关系并不能成为基本的心理学事实。韦德海默的学生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一语道破：“这个假设足以弥盖经验的无穷证据。”
但克勒的实验无一例外地证明，颜色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动物们学会的基本事实，因为它们会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应用同一个原理。阿什认为，这个例证应是普遍的定律，动物和人类都是以相互关系对事物进行学习和感知的，这些关系包括，此物堆在彼物之上，居于两者之间，大于彼物，小于彼物，早于彼物，晚于彼物等。关系是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关键。这个事实此前被排除在心理学之外，现在又由格式塔学者们重新将其找了回来。
韦德海默、克勒、科夫卡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对学习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对该观点进行传授功绩却大多归在科夫卡名下。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门巨大，但当他坐在桌前编辑事实和学说时，却总是心旷神怡，游刃有余，文笔既有大师的气度，又尖刻泼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