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考古对于认识人类历史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考古实践及其所得的成果，对于历史认识具有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的作用。
（一）考古学的特点及其发展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材料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考古是人类认识自身的直接的实践活动。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各种遗物，包括人类遗骸、生产工具、生活器具、都市建筑、宫室遗址、陵墓坑穴、历代文物等等。由于考古学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历史学科中就形成了其鲜明的特点。就历史认识而言，一般说来，历史学的其他学科主要是依据过去留传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间接性，而考古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直接性。在考古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某一历史现象）直接接触，没有任何间隔，它所获得的成果是研究历史的直接材料，这些材料常常改变了旧有的史料的结构和范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考古学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代考古学萌芽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正式形成了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本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近代考古学也开始兴起，并具有与我国传统的金石学相结合的特点。
我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是在北宋开始形成的。但古人对于金石物的重视，则远在宋代以前。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勒石歌功颂德的文字收入了《秦始皇本纪》。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很重视出土铜器的铭文款识，开了后世“取金文以说字”的风气。晋人荀勖根据铜斛、古钱、建武铜尺，以校定古代尺度，开始了对古器物的研究。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嫠民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汲冢竹书的发现，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晋武帝司马炎把这批竹书交给中监荀勖等人作了整理校释工作，西晋史家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即把竹书与《左传》相互参照，把它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北宋开始，金石学才正式发展成为专门之学。当时，自封建帝王至一般士大夫，形成了一股竞相研究金石之学的风气。宋代的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收集，二是对古器物的考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来考订历史记载。这方面的代表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欧阳修在《集古录》中采取“与史传相参互证”的方法。纠正史传廖者达三百余事，成绩斐然可观。司马光修的《资治通鉴》，也很注意利用金石学材料。宋人金石学著作丰富，研究的范围很广，后来南宋郑樵作《通志》，在《二十略》中特地立了《金石略》。明清二代，金石学继续发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我国的考古学者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体系。
（二）考古实践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说：“动物遗物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后，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科学的内容，促进了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考古不是通过间接的文献资料，而是通过直接实践来认识客观历史。考古不是实践及其所得的成果，对于历史认识具有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的作用，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考古纠正了错误、片面的历史认识。历来认为，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看法成为史学界公认的结论，并被写进历史教科书。但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说明南方长江流域也同样孕育着祖国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并不仅仅是北方的中原地带。原来的结论经过考古实践的检验，得到了修正和补充。四十多年前，中国的史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中国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争论，经过考古发掘，商代王都和各地大规模人殉和人祭留下的累累白骨，这些奴隶主贵族献给祖宗和神灵所摆的人肉筵席，坚实有力地肯定了中国历史也无例外地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一些错误的历史认识，在考古学提供的直接材料面前，也显示出了它们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少人名、年代和历史事件都――得到了纠正。如古墓中发现的战国时期毛笔和用毛笔书写的竹筒，证明史籍中所说秦将蒙恬发明毛笔的记载并无根据。传统说法，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西安灞桥麻纸的发现，说明西汉已经用纸……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纠正了长期以来衍讹的错误记载。中国历代的儒家向来把尧、舜、禹上古三代美化为理想的社会，津津乐道于尧舜禅让，禹传位于伯益，伯益自动避位让给禹的儿子启的故事，晋代出土的《汲冢书》则记载了“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的史实，唐代的刘知几受到这一启示，在《史通？疑古篇》中，联系从王莽以来历代奸雄篡权窃位无不谓之“禅让”的历史现实，认为尧禅让于舜是不可信的，舜放逐尧其实不过是篡夺，伯益避位的历史真相是启诛杀了伯益，上古三代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黄金时代。考古学的资料动摇了原先思想上的一统局面，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上古三代历史无疑起了启迪作用。
其次，考古学补充、丰富、发展了正确的历史认识。原始社会史、上古史有科学的信史可言，就是考古学对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贡献。文字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原始社会是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史书留下的这一历史阶段的记载，只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的追记，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每每发出“唐虞以上，不可记已”，“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的感叹，记载中充满了神话色彩。本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遗址的系统发掘，把中国由传说中的五帝起至多不过五千年的历史上延到了五十万年前，1956年云南元谋猿人牙齿及其使用的石器等发现，更把我国历史追溯到了一百七十万年以前。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襄汾丁村人、广东韶关马坝人、北京周口店山顶人、广西柳江人等等一系列的发现，北方各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西安半坡、浙江余姚河姆渡等一系列遗址遗物的发掘，已经使我们能够写出一部相当丰富而系统的原始社会史。正是考古发掘，填补了这些历史空白。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商代晚期首都安阳殷墟、陕西西原宫殿遗址等等的发掘，对于我们认识夏代的文化特征，殷代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西周的历史面貌，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湖北云浮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竹简，填补了自李悝《法经》和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对于探讨秦统一中国前后的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新疆回鹘人坎曼尔用汉文抄写的《诗经》残页及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反映了唐代新疆兄弟民族与汉族的密切联系。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批从晋十六国时期至唐代的文书，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
考古学无论对于错误的历史认识，还是对于正确的历史认识，都具有检验的作用。至于长期以来疑而不决的一些历史现象，更是如此。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经、德经孰先孰后，一直搞不清楚，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一下了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均田制在唐代是否实行过，史学界长期争论不决，敦煌及吐鲁番文书授田、退田账簿提供了确凿的实证。《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澄清了以往的混乱认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殷代帝王世系是否真实可靠，怀疑者大有人在，王国维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写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考实了《史记？殷本纪》和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中所记载的殷王朝世系，从而证明《史记？殷本记》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改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充分证明它对于检验历史认识及对历史再认识的重要作用。随着考古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扩大，它对于历史认识的检验作用将越来越显著。
同时，考古实践的发展，还不断地改进和创造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初，甲骨卜辞、汉晋木简、敦煌文书等相继发现，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是当时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并由此产生了这种取地下实物同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史学方法。考古学的发展还不断开辟着史学的分支学科，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出土，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自1899年甲骨文在安阳殷墟被发现以来，八十多年来，甲骨文已经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分支。
由于考古学具有以上的特点和优点，因此，它一经产生，便迅猛地发展起来。关于考古学的原理、方法、手段、途径和考古的范围、种类也日益完备，成为一门年轻而发展很快的学科。
考古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使实物史料不断增多，但考古学所获得的成果，毕竟只是一些历史遗址、墓葬之类的残存物，它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历史的全貌。考古学的本身也只是对这些残存物作出一般的整理和鉴定。因此，从深入认识历史规律来说，它在历史科学中只处于辅佐性的地位。同时，考古实践也受到历史条件（包括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它需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手段，特别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只有与其他有关科学互相配合，才能提高考古水平，发挥其作用。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要进行考古，除了需要专业知识以外，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懂得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例如，考古调查无论是全面普查还是专题调查，都要尽可能对被调查的地区的历史作详细的了解，查阅有关的史书和历史文献，才能目的明确，不限于盲目性，才能确定保护和发掘工作的轻重缓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考古材料也只有跟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利用历史的研究成果，才能对这些材料作出正确的解释，运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来说明或解决一些历史问题。如果没有历史学的知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总貌，对具体遗址、遗物的研究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流于为考古而考古，甚至不知道它的历史价值，因而也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由此可见，考古学和一般历史学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孤立地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