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史的开始，应当说从这以后当代史的研究就开始了。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是从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作为当代史组成部分的当代地方史研究和编纂工作也就是从这之后不久兴起的。它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当代地方史研究的历史背景与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呼声中，全党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共和国的前途，而且牵涉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1979年9月，在建国三十周年之际，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稿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当时，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后的历次重大运动，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于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提出了宝贵意见，还在党内4000多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并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定决议的过程又可以称作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当代史的过程。决议对当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回答，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史指明了方向。这个决议成为当前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此后，在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推动下，把国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逐渐被提上日程。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以此积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资料，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当前工作。根据胡乔木的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方案，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1982年11月和1983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分别向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从此，以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为标志的大规模当代史编研工作由此而起步。根据中央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开始了这项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当代史编修工作的一次总动员，为开展当代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当代地方史研究的理论认识
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包括当代地方史在内，和历史学其他领域一样，都显得同样的古老。在有的时候，甚至成为史学家及政治家们注意的焦点。在当今流传下来的伟大的史学著作中，有不少就是当时的当代史，或者包括了当时的当代史。但是，新中国的当代史相对于史学史上的当代史，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首先，它有着更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崭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中划时代的新篇章。新中国的建立翻开了中国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新中国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史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2001年12月10日，胡锦涛同志对关于国史研究工作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的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的发展史。说到底，与党史有密切联系……写国史，除了要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悠久的传统外，还要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也要资政育人，这与党史是一样的，我们搞国史的同志也要有这根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了58年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多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遭受过挫折，发生过错误，特别是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挫折和错误。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失败的教训。然而，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非常可贵的，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工作，都有着直接的和间接的借鉴和指导作用，都非常值得我们去进行认真的科学的总结和研究，从中找出当代史的发展规律。
当代地方史的研究编纂，要在国家整体背景下侧重于地方性的研究编纂。就总结历史经验而言，各省、市、自治要总结各自的具体经验、教训，探索在整个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规律在本地方的具体体现。因为各个地方的具体经验，是国家的经验所不能替代的。而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都需要根据各自的实际进行针对性地总结和研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只有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本地方的发展才有借鉴作用。
（三）当代地方史研究的进展情况
自1983年以来，以完成全国共同性任务的当代地方史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如下：第一，完成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出版。这一点待后叙述。第二，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的编写任务。该丛书从1991年开始，到2003年共出版了约21卷。这是继《当代中国》丛书之后的又一项全国性任务。第三，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的编写工作。2001年12月10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第27次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编写出版就是三年规划的任务之一。这一国家级科研项目，同《当代中国》丛书一样，各个地方都有编写任务。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启动，时下有哈尔滨、上海、成都、杭州等市已经编写完毕，即将出版。北京、四川、黑龙江、江西等省市的组织编写工作进展顺利。该丛书旨在对建国后城市发展的情况作出历史性回顾，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道路及基本发展规律，立足本地实际和特点，深入研究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作出科学的展望。此外，2000～2003年由中西部多个省、自治区合作完成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一书，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三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西部开发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以上这些具有广泛参与性的重大项目的全面展开，有助于各个地方地方史研究编纂的互相推动，促进了当代地方史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
《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对于全面启动当代史包括地方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编纂这套丛书始于1983年，到1998年编写工作基本完成，1999年6月完成电子光盘的出版，至召开丛书完成暨电子版发行总结大会，整个工作历时15年。这项工作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当代史研究的一次成功的总动员。实践证明，《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为后来的当代史包括地方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丛书的编写有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的广泛参与，涉及面广，影响大。全国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各卷的主编和编委；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参与撰稿编写；数以万计的各界人士接受采访或帮助查询、核实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参与编写工作的领导、专家、实际工作者等有10万多人。其中地方卷的30个省、市、自治区参与人数有5000多人。第二、《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出版，为当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丛书共出版150卷208册，一亿多字。此外，丛书编写过程中还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丛书编写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邓小平、陈云、江泽民、朱？基等中央领导人均过问丛书的编写工作。1999年6月30日，江泽民、李鹏、朱？基、李岚清等领导人出席了《当代中国》丛书总结暨电子版发行大会，江泽民在接见与会代表时提出了当代史研究“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的要求。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史研究的发展。
（四）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开展的当代地方史研究
在完成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的编写出版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开展了各自的地方史研究工作，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成果累累，呈现一派生机。近年来，当代地方史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其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1.有了一批地方史研究机构
1983年国家开始组织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各地均建立了丛书地方卷的编委会和编辑部，但都未作为正式机构。1990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以后，199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中办厅字13号文件，就开展当代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包括了当代地方史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办公条件和科研经费的落实以及《当代中国》丛书完成以后的工作任务等。各省、市、自治区认真贯彻落实13号文件精神，着手建立了一批当代地方史研究机构。全国共有2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常设机构。如当代上海研究所、当代安徽研究所、当代四川研究所、当代广西研究所等，还有当代北京编辑部、当代广东研究会、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等，并在研究经费人员编制等方面给予了保障，从而为当代地方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当代地方史研究队伍初具规模
目前，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配备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各省专门研究人员数人至十几人不等。这是地方史研究的基本力量。另外，一些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所）以及党史办、地方志办等单位中也有一批专家和学者，也是当代地方史研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各地方还根据需要，聘请了一部分老同志、老领导、老专家参与当代地方史的编研工作。当代史研究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轨。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创办国史系，该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当代中国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将源源不断地为地方培养当代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3.科研工作开展活跃，成效显著
随着当代地方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方在开展当代地方史研究编纂工作中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研究内容，各地方都各有所长，特色各异。在组织形式方面，有自主型的，即以当代地方史研究机构人员为主，从社会上吸收一些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开展工作。有组织型的，即由地方史研究机构确定研究课题，以“发包”或招标的方式，组织社会力量来完成。有参与型的，即参与政府有关部门或其他研究机构组织的课题研究。有互访型的，即参与兄弟省、市进行某一课题的合作研究。在这方面，当代上海研究所的做法更具代表性。该所拟与其他研究单位和高校合建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口述史研究中心等，还发起与长三角的苏浙皖三省以及京津渝三直辖市打造当代地方史研究的合作平台。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成果丰硕。
在研究内容方面，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而且很有针对性。如当代安徽研究所编写的《安徽农村改革历程》、《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等；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写出版的《山西工业发展史》、《当代山西史》、《山西农村改革发展二十年》等；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编写的《北京五十年纪实》、《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等；还在组织编写出版当代北京系列丛书：具有历史性、宏观性、系统性的发展系列丛书，如工业、农业、高校等；具有学术性、现实性、思想性的研究系列丛书，如名城保护、流动人口、郊区现代化等；具有描述性、趣味性、普及性的史话系列丛书，如民居、饮用水、商场等。当代四川编辑部编写出版《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当代四川》系列丛书等，还创办《当代四川史资料》期刊等等。当代广西研究所除完成《当代广西》丛书26卷1000多万字的编写出版之外，根据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实际，开展当代民族发展史的研究，编写出版了《当代中国的京族》一书。还有云南、贵州、江苏、江西等省，所开展的研究内容都鲜明地反映了本地方的实际，各有特色，丰富多彩，很有生气。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叙述。
近年来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当代地方史研究尝试。一方面进行当代地方史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应用研究的路子，力图对当地党委政府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回答。目前基本上形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条腿走路，逐步向应用研究倾斜的当代地方史研究格局。
科研成果方面，除了完成《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这样一批成果以外，各地还取得了不少的多种类型的成果。有大事记、大事辑要、新编概览、记事、百科全书等资料性著作；有综合性反映各地、市、县、行业、部门历史的当代丛书，如《当代北京》丛书，《当代四川》丛书，《当代河南》丛书，《当代广西》丛书等，都是上千万字的系列丛书；还有大量的论文等。有的地方还出版了国史普及性读物。不少省、市开展了口述史研究，上海、四川、江西、北京等省市已取得一定成果。
总而言之，当代地方史研究工作开展二十多年来，各个地方都有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当代史学科建设构筑了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