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都很容易患上喜新厌旧症——其实，我应该说都多多少少患有这种病症更为肯切——这种病，不痛不痒，既非细菌亦非滤过性病毒传染，当然也不像催命的癌症那样压根儿寻不出道理来。它的症状很不显著，但潜伏期长，可能自出生伊始就存在。我这样说，似乎有人以为是危言耸听，但确乎如此。称之为“文明病”未尝不可，或者就干脆叫做“俗病”吧。俗者，崇务俗尚之谓。有时并非有心，而是在文明昌盛快速的弦调中，被挟持诱惑着向前盲奔狂跑，久之则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被动进步现象了。这种病恐怕是无药可治的。文明的传染力最后把你弄得仿佛久病缠身，抵抗力趋近于零，若非世界末日来临，人类重返洪荒，再从燧人氏有巢氏生活，你也不必过虑过忧，就由它长伴君侧，深入膏肓去吧。
有人在惊悸于此病的无限侵害之后，力求自解之道，岿然屹立于惊涛骇浪中，誓死不从俗流。可是惊涛澎湃，日久便被侵蚀得体无完肤。一病未除，又并发了“落伍”症的痼疾，从俗不可耐而至于无可奈何，最后颓然地任由文明牵着鼻子走了。这“落伍”二字，一似奇耻大辱，试问有几个现代人当之而无愧的？
我上边说的这种“俗病”，是在食、衣、住、行，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的现象，与精神层面无关。精神层面是艺术的，不一定得尚新，有时古意盎然反见卓雅。比方说，您如不屑跟“狄四哥”(Disco)来往，悉听尊便，您就成天和“白老哥”(Baroque)泡在一块好了；您若是认为现代抽象画根本不是东西，那也没关系，您就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欣赏您的高士图去吧。艺术上并不强调新优于旧之说，它毕竟不像生活上主张舒适、方便、效率。
可是，即使是在物质层面，某些东西，在品质、美观、方便诸方面日有长足兴革精进，却在实用性上，潜移默化，渐渐今昔异趣了。“箱”，便是如此。
早期的箱，是用来贮放什物的。最早的可能是楚箱了，木制外涂以漆，体积不大。古时最小的箱称“金箱”，据说是放药材的，其大小如枕，故可兼作枕用。另外还有以皮革制成的，外面也上漆，为隔潮防蛀。中国箱子基本上是长方形，宽大有角，四平八稳，这也就是说为了贮放方便，不必随时挪移。到了以“四箱”盛放嫁妆送女子出阁的时代，箱的流动性就加大了。说起闺女出嫁，在适人未嫁之前，待字闺中，深居简出，是不得轻易抛头露面的。那闺阁也就恰似一只密不通风的大箱了。不但密不通风，外面还要加上层层叠叠的礼教封条，将一个正常纯善少女的素心炽爱硬锁在箱里，经过敛守矜持，逐渐僵化成为一腔哀伤幽怨。修养淑德的结果，启箱出示，就是十足的“弱女子”。像司马相如以“凤求凰”琴挑卓文君，张小生逾墙夜闯西厢私会崔莺莺，不但二子开一代风气，对“亘古情圣”雅称当之无愧，更不让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专美世人。文君莺莺二位封建时代女子，开宝箱，解心锁，向异性示爱的大无畏勇气，更足令人起敬。最遗憾是祝英台了，乔扮男装，既有开明现代女性一半胆识，走出了箱牢，远赴杭城读书，因而邂逅梁山伯，朝夕同窗生爱；偏又忸怩作态，于学成返里时，佯称家有小妹与己貌似，等着山伯花轿迎娶，结果阴差阳错，酿成了生死恨的大悲剧。至于一般受礼教束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时未婚女子，但凭父母媒妁之言，就冒了大险，带着“四箱”纯纯的爱，让一个毫不相知的男人负箱而去。若是那男人真乃良人也罢，只怕遇人不淑，那积攒经年牢锁箱中的爱情，但任由小人盗用糟蹋了。
古时箱的另一功用是存书。为防虫计，以樟木为上选，楠木次之。书箱无须加漆，原色朴雅而纹理昭然，木香伴书香，极是醉人。古人存书箱中，固是珍藏惜爱，却非为了安全防盗——自古以来，窃书的贼大概是最没有学问的了——实则是由于房屋矮小简陋，书籍无处可放。这跟现代情况不同，专有书架备用。讲究的人，书斋内环壁皆书架，取用时信手拈来，非常便利。而空气流通，也就免了曝书之苦了。书既上架，有些但有财气、霸气、俗气而独欠书气的人，正好借此标雅，文以饰非。即连一些学院中庸庸面目可憎之辈，一旦端坐书斋，也能让人难探虚实，真假莫辨。书之功厥乎伟哉，这是古人所未料想的一方面吧，这些没有书气的人，箱中(胸中)原就空空如也，别人对他们也只好作壁上观了。
以箱存书的古朴之风，今既烟散，那么，箱到底有甚用途？装黄金珠宝？不，美国人可不做这样笨的守财奴。黄金珠宝先保了险，再存入银行的保险箱里，或者变成现钞，存入银行生息也好，投资也好，大概没有中国古时掩门躲在被窝里数元宝的事了——于是，箱子空出来了，配合交通发达，变成旅游专用物品。也就因此，由重减轻，去厚为薄，化硬成软，奇形怪状，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真是蔚为大观。
说到这里，竟想起父亲家中两口黑色大皮箱来。自卢沟桥“七七”事变起，就随着主人丧乱流离，颠沛到了台湾。对父亲来说，也可谓患难之交了。箱子里最早装放的是父亲承平时候制裁的英国毛料西服数套、绅士皮鞋、紫羔皮袍和母亲的结婚礼服、貂皮大衣、四季旗袍、高跟皮鞋。最后换成了我们兄弟的粗布衣裤，以及抗战期间母亲亲手为我们纳制的布鞋和打了补丁的袜子。两年前我首度返台，一个寂静的夏午，与母亲茶话，谈起那两口箱子来。我说：“台北潮湿，箱子里的东西怕也好久没有拿出来晒晾，可能有霉烂的了。”母亲微笑着道：“反正都是你们哥几个小时候的东西，倒是很久没开箱看了。”开箱晒衣，那是我们小时候看见母亲常做的事。我们有时也会信手捡拾一只打过补丁却又破了的长筒粗线袜子，无聊地翻来覆去看看，然后伸手进去，让两根手指头肆意从破洞撑挤出来，嘴里发出啧啧的恶声。这时母亲的脸就会忽然铁青沉下，气结地叫：“放下！你难道要把窟窿再捅大一点才舒服吗？”当她夺过袜子仔细检视时，我知道母亲抿紧了嘴唇，不让泪水如此轻易滴落，那窟窿也就在模糊的泪眼底下收缩起来了。母亲在老年逢到她一生第二度的承平，而四子早都独立，前头三个更远走高飞，目前有两个孙女环绕膝前，当她戴起老花眼镜时，是在静读书报，享受老福，而不需为孙女缝补衫袜了。那一串过去的扰攘岁月，就让它静静封压在箱底吧。我们小时陈旧的衣物，不正是母亲一生在忧患中抚育我们成人骄傲的信物吗？有谁会把那样具有永久怀念的东西轻易示人或抛弃呢？从艰难困苦中坚强地走过来的这一代中国母亲，把她们自己失落的母爱，一针一线，牢牢地缝上衣衫，覆在她们的亲子身上，这种浩荡、伟大而深挚的母爱递邅移植，感人肺腑。母亲原籍东北，婚后也只归宁过一次，战火起后，四处逃亡，自青年、中年而老年，乡关永隔，未曾回家。她的思亲之痛，又岂是身在海外的我所可体会于万一！
上大学那年，是我生平第一次只身离家远适。虽已二十岁了，从买箱到装箱，行李是由母亲一手打理的。临行前夕，母亲从大黑皮箱中取出一件不知什么时候为我新制的蓝色厚呢夹克，那是用一块自大陆带出的天津毛毯裁的，让我试穿。我见她眼中闪烁着喜悦的泪光，含笑频频点首说：“还真挺合适的。台北冬天冷，总得要件厚些的衣服，仔细点穿吧！”那时我们来台未久，物质尚艰，家中并不富裕。八千里路云和月，五十年代初期在台的中国母亲，那种苦熬出头，望子成龙的心情，也当不是七十年代在安和乐利太平岁月中的母亲可以体会的。
中国母亲，受到传统礼教的浸感，虽是到了今天，她们对家的爱，基本上，仍然是封锁的、含蓄的、装在箱里的。对于丈夫，不用积极主动与炽热的要求方式，而毋宁是在原则上采取放任怀柔的办法；对于子女，她们示爱的程度却远较对丈夫积极。可是方式上仍是守势，忍、恕与牺牲，一如油油春雨之遍洒郊原，细腻无声，寂寞渺瀚。反之，中国父亲对子女的示爱方式，则常显得生硬草率。他们习惯把热爱贮放在冰箱里，固化为威严。因此，子女要和父亲建立互爱的情感交流，通常需经过长期的解冻。其实，这也不过是中国文化特色极小部分的现象，殊知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是封存在一只历传数千年的又老又大的樟木箱子里的！这口沉重巨大的箱子，外人启不开也搬不走。而我们一向的态度是：耐心地等着那些好奇的番人，一步步接近，于是以一种大国文明之邦的泱泱气度，开箱取宝，赏赐来人！
一九七九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