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智谋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观察敌我双方的形势，善于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西周对殷商的战争，基本形势是“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如何转弱为强、分化敌人、瓦解敌军，是西周战略决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姜尚认为，实力的强弱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而“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可以因势利导，运用正确的智谋，“攻强以强”（“养之使强，益之使能，太强必折，太张必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促使实力的消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姜尚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协助文、武二王成功地实行了以下两方面的策略：
一是实行韬晦之计，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积蓄实力，待机破敌。西周的兴起，曾经引起殷商王朝的警惕，结果导致季历被杀害，姬昌被囚禁，商王也加强了对西周的控制。接受这个教训，姜尚建议文王伪装成恭顺商纣而无所作为的样子，在“事殷”的掩盖下进行兴周灭商的准备。他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个思想指导下，西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率领西部诸侯朝觐纣王，又“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制造一种沉湎于酒色的假象。商纣果然为西周的表面姿态所蒙蔽，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因而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把文王姬昌放回西周，并且“赐弓矢斧钺，得征伐，为西伯”，把军队的主力由西线调往东线。这样，就使西周赢得了时间，并且利用对西线诸侯“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结果，“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二是利用商纣王朝的弱点和矛盾，分化瓦解商纣统治集团，削弱敌人的实力。商纣王并非庸才，但是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骄奢淫逸，对百姓暴虐残忍，对诸侯巧取豪夺。针对这种情况，姜尚建议文、武二王对商纣实行“文伐”，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文伐”的12种具体方法。其要点是：迷惑、腐蚀、利诱敌国君主，“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尊之以名”，“塞之以道”，“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助长他的腐败和暴虐行为，诱使他作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离间敌国君臣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国近臣，赂以重宝，因与之谋，使其“身内情外”或“一人两心”，“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使其“才臣外相，敌国内侵”，扩大和加深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打进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窃取其核心机密情报；“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破坏敌国生产，削弱敌国经济实力。姜尚说，实行这些策略，就可以收到军事斗争无法达到的目的，加速军事斗争的胜利，“十二节备，乃成武事”。这些策略陆续付诸实践，果然收到了显著效果，助长了商王纣的腐败，扩大了商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了殷商属国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商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使商纣陷入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强周弱的形势，为兴周灭商的战略决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姜尚初步认识到，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实力的竞赛，而且是双方战争指导者的智力竞赛。因此，他把智谋斗争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战争的胜与败，全在于能否运用智谋造成神秘莫测的态势（“其成与财，皆由神势”）。无论治国、用兵、选将，他都把智谋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主明”的三个条件是“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智与众同，非国师也”；“将不智，则三军大疑”，主张“无智权谋”者“勿使为将”。指导战争，军事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必胜的把握，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做到神秘和隐蔽，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善于出其不意，军事智谋最重要的是使敌人难以识破（“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姜尚主张，用“示形”的策略造成敌人的错觉与不意，“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然后，乘隙捣虚，声东击西，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他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姜尚这些智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参与指挥的三次军事行动中。一是翦商羽翼。殷商后期，对其统治威胁最大的敌人，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周族。东夷时服时叛，步步进逼殷商统治中心，是其现实的威胁。西周实力弱小，但力图发展，是其潜在的威胁。面对这种两面夹攻的局势，殷商原来设想避免两面同时作战，采取首先击破一方的战略，集中力量平定东夷，对西周实行遏制政策；又为西周恭顺的假象所迷惑，一度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西周采用姜尚的智谋，利用商纣给予的“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发动对商纣西方属国的军事进攻，首先征服西北的犬戎、密须和阮、共（今陕西西部和甘肃泾河流域），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东渡黄河，征服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邗（今河南沁阳西北），消灭商纣的心腹属国崇（今河南嵩县），打通了进军商都朝歌的道路。
二是观兵孟津。这是姜尚以“师尚父”身份协助周武王组织的一次军事演习，目的是测验诸侯对伐纣战争的态度，检阅军队的作战准备。姜尚“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代表武王发号施令，宣布军事纪律。参加孟津之会的八百诸侯同仇敌忾，表示愿意参加讨纣战争，接受武王指挥。这次演习，不仅显示西周在政治上、军事上已居于优势地位，而且使未经统一训练的诸侯联军进行了一次统一行动的演练，为后来的战略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是牧野决战。孟津观兵以后，西周时刻注视商纣王朝的动向，等待决战的时机。两年以后，商纣王朝在政治上陷入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困境，“杀比干，囚箕子”，“贤者出走”，“百姓不敢怨诽”；在军事上则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军队的主力陷于东线自顾不暇，西方军事力量薄弱，首都朝歌空虚。姜尚建议武王抓住战机，长驱直入，发动对商纣的战略决战。纣王仓皇应战，一触即溃，17万军队土崩瓦解，纣王自焚而死，延续600年的殷商王朝宣告覆灭。
有一次，武王与姜尚讨论用兵的原则。武王列举天道、地利、人事，问姜尚哪个是第一位的（“凡用兵之极，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姜尚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天道难见，地利、人事易得”，“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则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则不可以战矣”。“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地，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祝而福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信奉天道鬼神的统治集团和社会思潮，姜尚能够坚持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贯彻于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的实践活动中，是难能可贵的。
牧野之战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就生动地体现了姜尚重人事而不拘于天道的思想。据《周书》记载，周王朝的决策程序是：“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最后由占卜的吉凶来决定。牧野之战的决策也是这样。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西周完成了对商纣战略决战的各项准备，在政治上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在军事上形成了对商都朝歌的钳形攻势，商王朝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于是西周决定发动对商纣的战略决战。不料，出师之前占卜“不吉”，又逢“风雨暴至”，辎重车浸泡在雨水里，旗帜断为三折，“群众尽惧”。周公旦、散宜生等人认为“天不佑周”，“不可举事”。周武王也犹豫不决，问姜尚：“意者纣未可伐乎？”在这个紧要关头，“唯太公强之”。他力排众议，劝武王抓住难得的时机，坚持出兵伐纣。他说：“圣人生天地之间，承衰乱而起。龟者枯骨，蓍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武王听从了姜尚的劝谏，冒雨挥军东进，三百辆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加上诸侯联军，浩浩荡荡，奔袭商都朝歌。牧野一战而胜，终于完成了兴周灭商的伟业。
记述姜尚智谋思想的著作，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秦汉以后，姜尚的智谋思想影响更为广泛，汉代存世的典籍中就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讲“谋”的就有八十一篇，讲“言”的就有七十一篇，讲“兵”的就有八十五篇，所以那个时候的姜尚就能研谋、研兵，据此，可认为姜尚是第一个系统掌握智谋理论的中华智谋鼻祖。他的智谋理论不仅是用兵以奇，出其不意，而且以谋治国，他能够用一整套的治国理论治理周朝，所以周朝才有800年的历史。
智谋发展的高峰期
中华民族智谋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春秋和战国时期。从公元前的700多年到公元前的200多年，这500多年里，中华智谋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在这一个高峰期，诸子百家兴起，家家都是智谋家。诸子百家对智谋理论贡献大，智谋的代表人物多。当时周朝的分封有1200多个国家，而到战国晚期，则只有齐、楚、燕、秦、韩、赵、魏这七国。
当时国家的兼并、政权的更迭、军队的兴亡非常频繁，社会的大动荡产生了诸子百家。如果说西周时期是智谋的源头活水，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则演成人类智谋史上最为灿烂的一段。
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兴起，奴隶制度逐步瓦解，诸侯割据势力形成，诸侯间互相兼并，弱亡强存，频繁而激烈的争霸战争，促使人们开动脑筋，在竞争中谋生存，图发展。诸侯国国君争相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视才为宝，不问门第，不问年纪，只要胸有韬略，就能受到上宾礼遇。由此带来了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所未有的局面。使一些诸侯国空前强盛。正如《史记》所载：“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辈，诸侯东面朝齐。”
诸子百家在竞争中，各有千秋，各有市场。《隋书·经籍志·子部》提出诸子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家，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的书仍有20余种。诸子的各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分别都有一批本学派的崇拜者，其原因之一，就是各个学派都有其能够使一部分人信服的理论，都有一套在竞争中生存的方法。诸子理论中大都充满着自强与服众的浓厚的智谋色彩。
在这百舸争流的年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孙膑、吴子、尉缭子、苟子、韩非子、苏秦、张仪等等思想家、军事家、纵横家，各路智谋家，群星争辉，为了各个诸侯国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声望，纷纷献计献策，一时间，高谋迭出，奇计横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兴旺和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在当时，较早地形成智谋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要数老子、孔子和孙子。而他们又有各不相同的特色。如，孔子的《论语》，主要是政略方面的内容居多，而《孙子》，则主要表现在兵学和战略方面的高明见解，而《老子》，则是统御智谋的鼻祖。
在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首先是政略家。政略家则又首推孔子，孔子是研究政治智谋的人物。
孔子，是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圣人”。然而，历代给孔子戴的极多桂冠大多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两大类。孔子从较为贫寒的家庭出身而成为一国的司寇及代理宰相，靠治国的高明政略周游列国，对当时的社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孔子的《论语》等学说内容使千朝百代人俯首听教，后世的历代封建帝王，无不把孔子尊为“师表”。说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固然当之无愧。但确切地说，孔子首先是一位智谋家。他的高明的治国之道几乎百世不衰，就是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内，经过五六十年的反封建运动，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仍然到处可以见到孔子政略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