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做到“先谋后动”呢？孙子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庙算。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在庙算时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呢？那就是“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敦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根据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负了。毛泽东将全面、辩证的观点具体运用于战争领域，则是“庙算”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在考察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时，不是忽视诸矛盾的总体联系，只单纯考察其中的一种矛盾及其两个方面，而是把抗日战争作为由诸矛盾和诸方面复杂联结的集合体，考察了中日战争双方的全部基本要素以及它们的辩证联结，并从中日战争双方全部基本要素的关系中，揭示出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他指出：“……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二是筹划。“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要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是我军解放战争中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实践证明，这也是一条普遍规律。凡事谋划，都应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比如，战争开始时的初战，关系战争全局及尔后作战结果甚大，必须坚持慎重初战和初战必胜的原则。一切带有决战性的战役、战略作战，必须切实建立在有力、有利、有把握的基础上，并认真做好组织计划和准备工作，不可鲁莽轻敌。平型关大战就是一个典型战例。平型关大捷前，八路军就有与日军较大一些部队交手的有利时机，但由于慎重初战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了。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这时日军正向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防线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配合平型关友军防御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根据当时的敌情和地形条件，决心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之敌。24日夜，第一一五师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右侧高地。25日7时许，敌第五十一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辎重车辆进入我军伏击圈内，我军遂向敌展开猛烈攻击，经整日激战，歼敌3000余人，击毁其全部辎重车辆，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经济领域，竞争越激烈，“谋而后动”的智谋就越显得重要。在这种竞争中，只有那些重视经营智谋的企业才会激发活力，取得最佳经济效益。无锡农民企业家许福民读过《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中的智谋艺术有所了解。他在经营中坚持先谋后动的原则，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许福民在开办河埒养殖场时，运用生物链良性循环的道理，办了奶牛场、养鸭场。牛粪、鸭粪流入鱼塘，为浮游生物提供滋生的条件，浮游生物正是鱼类理想的饲料。他采用立体式养鱼，水的上层养青鱼，中下层养鲫鱼，充分利用了水面，比养单一鱼种产量高出两倍多。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来这里考察，认为这是亚太地区养殖产业的最佳模式。许福民养鸭子也与众不同，出售鸭子价钱很便宜，他想到北京的烤鸭很赚钱，就和同事们商量办个烤鸭店。北京烤鸭以肥著称，而他在河埒养殖场专门饲养英国的“樱桃谷”良种鸭，正符合人们爱吃瘦肉的需要。于是，他们就在无锡闹市办了“无锡烤鸭馆”，开张之后，经常座无虚席。鸭子的内脏、肥肝还能远销国外，换取外汇。这是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我国一些地区先后掀起过许多“热”，诸如：羊皮热、地龙热、葡萄热种种，有的大获其利，有的深受其害。问题的关键是经营领导者要冷静地思考，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更不要轻易将底牌全部亮开。要善于预测未来动向。当某种产品走俏时，买方可能会给你一个好价钱，引诱你扩大投资，强化生产，一旦他们摸清了你的底牌，就会改换面孔，拼命压价。有一个时期，我国出口中草药颇受国外欢迎，于是盲目采摘、加工，产量一时剧增。在对外出口中，国内同行竞相降价，不仅减少了外汇收入，而且严重破坏了宝贵的中草药资源，也影响了中草药的声誉。与此相反，我国进口某种化工产品时，外商自以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大敲竹杠。我国转而自己生产，并登报宣传。这样，外商也只好见风使舵，低价出售。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谋”，其内容也是深刻而广泛的，谁想在竞争中取胜，谁就应当多谋而善断。
由于智谋很重要，而定谋又非易事，所以古人强调“集众智”，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他们提出，“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指出“无谋夫策士合奇集知，以更转其不迨”，即使英雄豪杰也不可能建功立业。这也就是所谓“‘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计任谋之为上矣”。
“智囊团”也叫“思想库”、“头脑企业”或“咨询公司”，是一种科学研究机构。按美国辞典的定义是：为了对诸如技术或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组织的机构、公司或小组。智囊团并不生产具体的物质产品，而是聚集一批专家、学者，运用他们的集体智力，为领导者出谋划策，提供达成一定决策目标的规划、计划和方案，或者提供某种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充当领导者的“外脑”。智囊这个词，我国古代早有记载。《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日‘智囊’。”《汉书·晁错传》云：“太子家号日‘智囊’。”颜师古注：“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物也。”我国古代的幕宾、谏官、门客、谋士、军师等，就属专为决策者服务的智囊。这些人一般都知识渊博，具有较高的才能，被统治者重用后，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我国历史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周文王三访渭水而委以军师之职的姜尚，深谋远虑，才智过人，在伐纣取得胜利和平定天下建立西周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穆公从西戎招来由余，从楚国以五张羊皮赎回百里奚，招来蹇叔，从晋国招来丕豹和公孙枝，皆予重用。他们帮助秦国吞并了20个小国，成为当时的霸主；孝公从卫国招来商鞅，惠王重用魏人张仪，昭王重用魏人范睢等，都是重视并发挥了“智囊”的作用，从而奠定了帝业之基。秦末汉初，刘邦灭项羽而得天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邦手下“智士如云”，有张良、萧何、郦食其等一批智囊人物。三国时，蜀汉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才得以三分天下。唐太宗是一位重用智囊人物的开明君主。他治理天下因有贤臣魏徵等人的辅佐，故而有贞观盛世的出现。清朝皇太极由于重视智囊班子的作用，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大胆改革，获得了成功，遂成历史上一代崛起之君。
智囊制度在国外也有悠久的历史。17世纪30年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他的军队中，以不正规的形式设置了咨询助手。17世纪中叶，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中就有参谋长的职位。19世纪初，普鲁士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在军队中建立了参谋本部制，用参谋的集体智囊协助统帅进行决策。1828年上任的美国总统杰克逊，任用了一些人才，并经常和他们在白宫的厨房内讨论国家大事，决定大政方针，形成了所谓的“厨房内阁”。
古代历史上虽然智囊辈出，并形成一些智囊制度，但那时往往是以个体方式，凭自己的经验为决策者服务的；而现代智囊团的产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现代管理决策者面临着目标多样、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内容广泛、变化迅速的严峻局面。决策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以及随机性，决定了必须依靠具有多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来承担。英国在1913年成立了咨询工程师协会，这是现代咨询的雏形；美国在1916年创立了布鲁金斯学会，于1919年又创立了胡佛研究所，这两个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是当代智囊团的发轫。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美国军队参谋机构的工作，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的美国兰德公司，被誉为西方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
智囊机构介入政府决策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据资料显示，当今世界共有智囊机构4500个左右，其中约2500个在美国。在我国，知识界影响政府政策早就形成传统。近年来，我国民间智囊机构发展迅速，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战争不仅是武力的对抗，更是知识和智力的较量，如何有效动员民间智囊机构为战争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民间智囊机构的动员价值不容小觑。民间智囊机构聚集了大量的专家学者，研究视野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他们能够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提出有价值的国防建设思想，甚至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军事作战指导原则，从而为决策层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美国很多军事战略都出自民间智囊机构，比如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就是吸收了民间智囊机构的建议，在小布什上台前，包括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等智库每年都要发表200多份研究报告，不停地为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制造舆论。此外，民间智囊机构还能凭借非官方的角色，在信息沟通和外交谈判中发挥独特作用。比如，为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民间智囊机构可以用非官方的身份，自由出入第三国，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在参与会议的同时，能发挥一些官方外交渠道所发挥不了的作用。当前，这种“第二轨道”已成为公认的对外沟通渠道。我国的思想库建设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重视程度不够，建设质量不高，“信息通道”不畅，“二手信息”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普遍存在着。面对现代战争中日趋激烈的智力较量，在大力加强军队智囊机构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民间智囊机构的重要功能。必须着眼我国军事战略的整体需求，切实抓好民间智囊机构的动员准备，以构建军民结合、互补互促的国防政策智囊体系，为“打得赢”提供决策和谋划支持。无论是个人提供决策支持，还是借助思想库、智囊团来提供决策支持，抑或是通过其他途径提供决策支持，“先谋后动”的原则始终是不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