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阅读《论语》和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世家》， 可以强烈地感觉到， 孔老夫子是位感情色彩浓烈、爱憎相当分明的人。对权贵及其附庸者的越轨行为， 他高声呐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对学生们的不规矩举动， 诸如子路的妄言妄行、宰予的偷懒睡觉、樊迟的不得要领的提问等等， 老先生无不直言， 或嘲或讽， 或斥或责， 不留半点情面。
那么， 孔夫子最讨厌的是什么呢？
《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都没有明说。但以在下之愚见， 老夫子最讨厌的应该是说大话、假话、空话。
何以见得？
且容在下细细道来。
《论语》开篇第一章“学而” 里， 就有孔夫子的一句果断的判言： “巧言令色， 鲜矣仁。” 这句话很容易翻译成白话： “善于花言巧语、伪装自己的人， 没有什么仁德。” 花言巧语也好， 令仪令色也好， 其实， 说白了就是“说大话、假话、空话”。孔老先生一方面告诫自己的弟子， 不要做“巧言令色” 之徒， 贻害他人；同时又提醒大家， 对这一类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以免上当受骗。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一部《论语》中， 单单和“巧言令色” 四个字有关的论述， 竟然有四处之多。
第一章我们已经述说过， 不再多讲。《论语》第五章“公冶长” 里， 孔子又说： “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 左丘明其人其事， 史书上介绍的不多， 我们只知道他写过一部《国语》。司马迁曾经称道过，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但从孔夫子对左丘明谦恭的态度中， 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出， 左丘明在当时绝对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物。所以， 孔子会以左丘明的判断作为自己思想的强大后盾， 用以加强自己理论的力度。在这里， 孔子的论述中又加了“足恭” 两个字， 意为“过分谦卑， 讨好他人”。在他老人家看来， 这三种毛病， 都是一路货色， 不是什么好东西！
第十五章“卫灵公” 中， 孔子说道： “巧言乱德。” 时隔两千多年之后，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孔子这四个字的沉甸甸的分量。很明显， 孔夫子对“巧言令色”
的认识有所升华。前面说的是“鲜矣仁”， 没有多少仁德。现在讲的是“乱德”，“巧言” 已经远远地脱离开了仁德， 跑到了仁德的对立面， 和仁德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 “乱德” 两个字， 形象地描绘出了“巧言” 的恶劣和荒唐。
最后， 第四处， 在《论语》的第十七章“阳货”， 孔夫子又来了原汁原味的一句： “巧言令色， 鲜矣仁”。
看到这一段文字， 可以使人强烈地感觉到， 老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主张， 仿佛生怕弟子们没有将他的教导牢牢地记在心上， 不得不加重语气，再三再四地大声疾呼。
诲人不倦之心， 多么感人！
“白玉上有了斑点， 可以随时清除。但错话说出去， 犹如覆水难收， 常令人后悔莫及。” 这是古代的一首很有名的诗歌的大意。尽管时光已然越过了两千五百来年，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可以认定， 诗歌中所表述的内涵， 和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如出一辙！
孔夫子肯定是太喜欢这首诗歌了。所以， 当他老人家得知一个名叫南宫适的年轻人也对这首诗爱不释手， 竟然一连读了很多遍， 老先生不由得生起慈爱之心， 自作主张， 将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了这个小伙子！
上面讲述的， 就是《论语》第十一章“先进” 里记载的“三复白圭” 的故事。
由此， 我们不难体会到孔子的一贯思想：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的思想认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对此， 《论语》第四章中有十分明确的解释。“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 耻恭之不逮也。” 孔夫子认为， 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有良好的传统， 将说到而做不到视为极大的耻辱。《论语》第十四章更明确指出： “子曰：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对照孔子的教诲， 我们会十分清楚地看到， 现今的人们， 在这方面同我们的先人有着多么大的差距！
而今， 我们一般不大会将“言过其行” 视为耻辱， 相反， 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过其行” 往往会成为人们展示才干、取悦他人（自己的上级或者下级）、创造业绩的有效而常用的手段。
说大话、假话， 说自己肯定不可能做到的话， 已经成为目前社会上习以为常的潜规则。
据说， 在中国境内， 已经有几十个城市宣布， 将在不远的将来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还有说不清的多少城市， 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或者其他的什么中心。而动辄提出在几年内超越世界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准的口号， 更是随时可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
这些耀眼的目标能实现吗？ 人们仿佛并不十分在意。因为， 在此之前， 已经有数不清的没有兑现的标语口号被大家遗忘掉了。没兑现就没兑现吧， 反正我们身上也没少掉什么， 而且， 还有那么多更加振奋人心的远景规划和口号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足以支撑大家不时跃动的精神世界。
那些制造或提出耀眼目标的人呢？ 有的可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有的可能已经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政治明星。他们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曾经“食言”
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因为， 社会大众并没有要求他们承担必要的责任。我们的社会， 也缺乏严格规定他们必须承担责任的相关措施。
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 都应该知道“曹刿论战” 的故事。第一遍战鼓擂响， 战士们肯定会勇气倍增， 斗志昂扬， 摩拳擦掌， 积极准备出战。但若第一遍战鼓只是虚惊一场， 在第二遍战鼓响起的时候， 战士们的勇气和斗志必然会大打折扣。两遍鼓声响过， 还等不到上阵厮杀的机会， 这时候的勇士们常常会处于曹刿所说的“三鼓而竭” 的境地， 只有等着挨打的份儿了。
战场上的道理移到日常生活中来， 其所产生的效果， 常常会惊人的相似。说话不算数， 说了做不到， 本就很容易出问题， 如若一而再、再而三地循环往复，不断地重犯同样的错误， 那么， 往后的事情就不用明说了！
所以， 我们真应该将孔子所说的“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 中的“耻” 字放大几十倍， 放在眼前， 最好每天看一看， 牢牢地记在心上， 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不敢越雷池一步， 认真地落实在行动上。如此， 知耻近乎勇， 坚持下去， 对提升国家和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 一定大有益处！
正因为孔夫子本人十分讨厌说大话、假话、空话， 他老人家的言论总是十分谨慎、得体、准确。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是一句流传时间极久、流传范围极广的名言。孔夫子以松柏为譬喻的载体， 称颂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畏艰难、极力奋争的高贵品格。这一段文字， 不知曾激励过多少有志之士， 其被后人引用的次数，实在无法统计。
孔子在这里虽然赋予了松柏人格化的高贵品德， 但他老人家的描述极有分寸： “后凋”。就是说， 松树和柏树虽然耐得住严寒的考验， 但并不是“毫不为之所动”。和其他树种比起来， 松柏只是“后凋” 而已， 通俗一点来讲， 它们只不过是在严寒中坚持的时间更长久一些。
让孔夫子万万想不到的是， 后来的人们， 将称颂松柏的溢美之词逐渐演化、升级， 不知放大了多少倍。大家一定记得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一段唱词：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那青松，
逢灾受难，经磨历劫，
伤痕累累，瘢迹重重，
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
蓬勃旺盛，倔强峥嵘……
怎么样？ 这里描绘的青松， 几乎可以抵挡原子弹的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三十余年， 再看这段唱词， 常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孔老先生如若再世， 也会被惊得目瞪口呆！
还有一些经常流转在口边的“名言”， 比如， 东林党人的那副对联： “国事家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我们不禁要问： “事事关心”， 做得到吗？ “声声入耳”， 果真如此吗？ 再如， 曾经被人称为至理名言的“无欲则刚”， 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人能无欲吗？ 彻底的无欲， 只有死人能够做到。对比《礼记》里的表述： “傲不可长， 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 乐不可极。” 不难看出“无欲则刚” 的片面性和简单化。
尽管， 我们都懂得“敏于事而慎于言” 的道理， 但可悲的是， 说大话、假话、空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一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尤其是在公众场合， 像开会的时候， 只要一开口， 成套成套的大话、假话、空话往往会源源不断地从口中“喷射” 出来。而且， 说的人可以面不改色， 从容自得； 听的人更是不嗔不怪，习以为常。
这绝对不是健康的社会现象。
此种风气不除， 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 能实现吗？ 着实值得怀疑。
《论语》全书最后的一句话， 十分耐人寻味：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我想， 如果没有读懂孔子的这一行字， 很难说读懂了《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