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 爱好不多。有一点点听音乐的兴趣， 但只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听， 不愿意去观看热闹的音乐会， 尤其是那种有所谓大明星出演的大型演唱会， 更是不愿前往。有时候， 碰到热心的朋友， 硬是塞过几张票子来， 也许， 人家拿来的票子， 都是市面上极为难得的热销的“烫手货”， 也不可能打动我的心。碰巧有喜欢此道的人在身边， 我会立即转手相送， 否则， 宁可把票子放进碎纸机， 我也不大会接受对方的邀请。
讲心里话， 我不喜欢看现在那些演员的过分华丽的服饰， 不愿意看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夸张动作。还有， 对台下左右晃动着身子和脑袋、手里拿着吹起来的塑料棒“嘭嘭” 敲个不停的观众们， 总觉得有些变态。我宁愿相信， 如果让他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这种形象， 很可能， 大多数人都会因羞愧而脸红。
当然， 自己心里也明白， 这些想法， 肯定与社会时尚格格不入， 不大合乎潮流。
女儿这样评价我： “爸， 没有你这样儿的， 连歌星的名字都不知道。哼， 你真老了， 已经落伍啦！”
是“落伍” 吗？ 就自己心底的感觉， 对女儿的批评， 还真难以接受。他们那个年龄阶段的男男女女， 是很难理解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唉， 有时候， 还真不习惯用这几个字来述说自己目前的状况） 的心境的。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更曾经兴奋和激动过， 而且， 在我们心底涌动过的那些或许是很平凡的经历， 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美妙动人， 更加精彩绝伦！
不相信吗？
说说四十二年前的一段往事， 请朋友们帮忙评判评判。
那是1967年的12月初， 西北风刮得正猛的时节， 我们北京四中的八个同学（吕斌轩、朱景济、赵振华、王林、王致公、黄孝国、陈朝以及在下）， 和众多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年一道， 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列车。
这是一趟专列， 开往北大荒的专列。车上上千名乘客（这是我估计的数字，年代久远， 记不清楚， 可能会有些出入）， 清一色装扮： 羊剪绒的帽子， 蓝色的棉制服， 身边放着大小差不多的行包。
除了大串联的时候， 北京站好像没有这样热闹过。车上车下， 欢声笑语，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 气氛极为热烈， 用现在的语言形容， 那煽情的场面， 让人无法不动情。
和时下描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告别大城市时悲悲切切的场景绝然不同， 我们那时候不敢说是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但绝对是精神饱满、喜气洋洋，个个笑容满面。
理由很简单： 我们都是自愿到北大荒农场去的。那时候， 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的指示还没有发表， 没有任何行政组织的强迫命令， 也没有任何媒体的宣传动员， 我们这伙年轻人， 只是听了北大荒农场的简单介绍， 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就我本人来说吧， 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 有两个原因。
其一， 学校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经过近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学校里来了军宣队， 宣布进入所谓“斗批改” 阶段。每天早晨， 需要到校参加“天天读”。名义上是要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实际上， “天天读” 变成了“天天赌”， 全班几十个人， 四个人一伙， 分成若干组， 打扑克。我的初级扑克入门，就是在那个特殊年月里训练出来的。你想想， 接连几个月， 过这样的日子， 而且不知道还要过到何年何月， 长此下去， 该有多么的痛苦！ 在这种情势之下， 不可能不考虑自己今后该选择的生活道路。
其二， 或许是因为家庭出身和情趣爱好的关系， 我一直对边疆垦荒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读过北大荒作家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 以及林青的散文集《冰凌花》、《大豆摇铃的时节》（有意思的是， 真的到北大荒之后， 很快地， 我就结识了林予、林青两位仰慕已久的作家， 并且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朋友） 之后， 对那里辽阔宽广的土地， 对垦荒者粗犷豪放的性格， 对北大荒的传奇和神秘， 我早已心驰神往， 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
而且， 在决定奔赴北大荒之前， 我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过了。在下本名“硕儒”， 是长辈们精心琢磨出来的。从这两个字里， 谁都能悟出他们对我寄予的期望。我的长辈们学历普遍不高， 只有一位叔叔读过大学。但在我们家里， 对儒学的景仰十分虔诚。还在上小学之前， 爷爷就从家里的旧书中捡出《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 教我认字， 还让我背诵其中的名句。所以， 后来当我从《论语》中得知， 孔子的弟子司马牛， 名“耕”， 而且算得上是真正的“硕儒” 时，不由得激发出了自己改名的灵感。
得知北大荒农场来北京招收农业工人的消息， 没有和家长商量， 我就兴冲冲地赶去报了名。填报名表的时候， 需要有家长的签字， 当时也是灵机一动， 拉过好朋友陆鸿明， 请他帮我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对陆鸿明帮的这个忙，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他感激不尽！
当然， 现在回忆起来， 当初下定决心走这条路， 脑子里并不完全想着投身边疆建设、报效祖国， 而更多地是想走出学校， 走出家门， 在广阔天地里自由地呼吸， 创造自己感兴趣的全新的生活。
可以想象得出， 千数名走进这趟专列的同行者， 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家庭背景， 甚至还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追求， 但毫无例外地， 我们都是被北大荒人的精神和他们的传奇经历所感染， 满怀激情地聚在一起， 形成了奔赴北国边陲的浩荡行列。
列车驶出北京， 穿越宽阔的华北大平原， 直奔遥远的东北边城。
这样一群年轻人， 这样一列火车， 自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格外地引人注目。
火车在飞奔， 我们的心还在激烈地跳动。毕竟是第一次自己把握着自己， 即将展开自己崭新的生活场景， 心情怎么能平静下来呢？
就在这时候， 就在车轮和铁轨的混合吟唱声中， 忽然， 车厢里响起了悦耳的歌声。
独唱， 女声独唱， 声音高亢而生动， 饱满而激昂， 一下子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 数百道惊喜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歌声的源头！
看清楚了， 是她！
一位个子不高的女生， 正站在那里动情地歌唱。一身相同样式的蓝色棉制服， 穿在她身上， 肥肥大大， 显得不是很协调。仔细望过去， 这位不知名的女生， 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 圆脸上的一对大眼睛， 比一般的大眼睛还要大上许多， 又大又黑， 亮晶晶的， 灵光四射， 分外有神气。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像个大娃娃的女生， 从她喉咙里发送出来的声音， 竟是那么清脆、嘹亮、铿锵有力， 似乎还具有某种神奇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不知不觉地， 热烈而杂乱的聊天声消失了， 轰轰隆隆的列车行进声减弱了， 偌大的空间里， 仿佛只飘荡着她那动听而美妙的声音。
她就那样轻松而平静地站着， 除了偶尔甩动两根短小的发辫， 不时地抬起胳膊强调一下语气， 再没有另外的多余的动作。
说实话， 就是她那种单纯、朴实、平静、镇定和真诚， 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伙伴们。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 那抑扬顿挫的歌声， 竟然具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拨动我们的心弦， 可以激发我们的热情， 可以燃起我们胸中的火焰，可以调控我们的喜怒哀乐！
记得以前读过晚清著名作家刘鹗的《老残游记》， 其中描写女艺人歌唱的文字， 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我一直认为， 那只不过是刘鹗老先生精美的文字技巧制造出的特殊氛围， 人世间， 不大可能出现黑妞、白妞式的人物， 更不会有那种近乎天籁之音的绝妙歌唱。
但四十二年前， 在奔赴北大荒农场的火车上， 我仿佛被引入了刘鹗老先生描述过的境界之中！
刘鹗在《老残游记》里， 只是传神地形容了黑妞和白妞美妙绝伦的声音， 而我们之所以被同行的女生所吸引， 除了她那掷地作金石之声的歌唱， 还有她巧妙地传递给我们的歌词的内容。
时隔四十来年， 当年听过的歌词确实记不起来了。好在如今信息发达， 从电脑上， 找出了那首《铁道兵志在四方》：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海呀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那个）江南稻花香。
同志们哪，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高山填大海，
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下地，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
同志们哪，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看过这两段歌词， 我相信， 年轻一些的朋友应该能理解， 我们为什么会被打动了吧。
我们不像一两年后来北大荒的知识青年， 没有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光荣称号， 和“兵” 字毫不沾边。但是， 我们也是匆匆忙忙“背上（那个） 背包”， 兴致勃勃地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像铁道兵战士那样“志在四方”！
当年的北大荒开发， 不就是铁道兵将士们亲历亲为的吗？
我们要去的八五二农场， 不就是铁道兵八五零二师创建的吗？
天籁般的声音， 铿锵悦耳的旋律， 把我们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同样的意境， 同样的感受， 把我们引进了铁道兵和北大荒垦荒英雄的行列。
这首歌， 她不止唱了一遍。从北京唱到牡丹江， 然后换乘列车到完达山深处的迎春火车站， 最后唱到我们此次旅途的终点：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 彻底地完成我们从学生到农业工人的身份转换。
毫不夸张地说， 她的歌声， 伴随着我们在冰天雪地中斗志昂扬地行进了数千里路程。
那时候听歌， 不像现在， 没有近乎疯狂的喝彩、吼叫， 没有没完没了的掌声。我们更喜欢静静地聆听， 细细地感受， 默默地体味。然而， 实话实说， 她的声音在我们心底引起的涌动和冲击， 可以使我们历经四十二年而难以忘怀。我相信， 这种感觉， 还会陪伴我们走完生命的里程！
朋友， 你能想象得到， 这奇妙的力量能有多么巨大吗？
有过这番经历， 后来再听其他的歌唱， 总觉得提不起兴趣来， 无论如何找不到那种难得的美妙感觉。日久天长， 自然而然地， 就形成了我在本文开头部分说过的、被女儿指责为“落伍” 的心态。
或许， 这就是古人所述说的意境： “曾经沧海难为水” 吧。
随着歌声， 我们慢慢地知晓了这位歌唱者的底细， 对她的仰慕之情也渐渐丰盈起来。
写到这里， 朋友们可不要产生什么误会。这里说的“仰慕之情”， 绝对不是非分之想， 更不是男女间的情爱。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感情哪里有那么丰富？ 况且， 我们的同行者大都分别毕业于男女分置的学校， 异性之间绝少来往。
以往在北京的时候， 碰到五一或十一的天安门广场晚会联欢， 需要和女校联合举办， 和女生手拉手跳集体舞。当时， 没有几个人觉得这是什么好事，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做出逃状， 生怕被老师“押送” 到联欢会现场。
然而，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总有特殊的现象出现。前面说过， 我们四中同学中有一位吕斌轩， 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很凑巧， 他和那位“歌者” 分配到了同一个生产队。“歌者” 有个女性味十足的名字： 阮丹妮。阮丹妮在北京就读的女六中， 和我们学校仅是一街之隔， 再加上阮丹妮一路上动人心魄的歌唱， 肯定为他们两个的感情交流提供了相当的方便和可能。
紧接着， 吕斌轩和阮丹妮顺理成章地结成了一对夫妻。
按说， 吕斌轩比我们大上两三岁， 算是学长。那么， 阮丹妮就应该是我们的嫂子了。可我却从来没喊过她一声“嫂子”， 甚至连“丹妮” 这样的昵称也没叫过。我们北大荒人的习惯， 总是直呼其名： 阮丹妮！
屈指算来， 和吕斌轩、阮丹妮得有三十多年未见了。
我时常想， 不知何时， 能再听一遍她唱的《铁道兵志在四方》， 寻找当年的那种感觉。
但愿这不是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