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 以我的年龄和经历， 和朱学范老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接触。老人家是共和国任职时间最长的邮电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三届的副委员长， 还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闻名世界的工人运动领袖。我呢， 就年龄而言，和他相差几乎半个世纪， 在他面前简直不值得一提。
是罗西欧女士使我和朱学范老人有了联系。
“罗西欧是谁？” 朋友们肯定会这样发问。
罗西欧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但如果只是这样简单地介绍罗女士， 朋友们肯定觉得不过瘾。20世纪70年代末， 和罗西欧女士认识的时候， 我可不敢称她“罗女士”， 而是恭恭敬敬地喊她“蔡伯母”。老人家是蔡廷锴先生的遗孀。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知道著名的淞沪抗战， 知道闻名中外的十九路军， 由此知道了蔡廷锴将军。在现代中国， 如果不知道蔡廷锴将军的大名， 其文化和政治素质， 应该算是末流里的末流， 甚至可以上说是一种耻辱。在我们的心目中， 那是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所以， 在和蔡伯母见面的时候， 我等自然是恭敬有加。
拜访蔡伯母的目的， 为的是整理出版蔡廷锴将军的自传。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巨著， 洋洋数百万字， 记录了蔡廷锴从一名普通的裁缝投身行伍直至成为将军的非同寻常的传奇经历。《自传》在解放前已经印行过。这次重新出版， 加上了蔡伯母写的前言。前言以朴实无华的文字， 讲述了蔡廷锴将军参与筹建人民共和国和建国后的繁忙公务活动， 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特殊境遇，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 我们还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 为自传涉及的部分人物撰写了简介， 作为全书的“备考”， 以方便现代的读者。
更令人兴奋的是， 蔡伯母拿出了蔡廷锴将军亲笔书写的巨幅条幅。看得出，这是蔡廷锴将军精心筹划的“作品”， 写在宣纸上的毛笔字， 大小如同娃娃的拳头， 个个端庄凝重， 像是将军麾下的士兵， 排列整齐， 生动饱满， 神气十足， 蓄势待发。将军以严谨而流畅的文笔， 述说自己的生平， 展示爱国情怀， 告诫子孙后代， 气势雄浑， 震撼人心。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坚信， 新版的《蔡廷锴自传》， 一定会以全新的面目，打动千百万读者的心。
这样一部重量级的图书， 自然希望找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为之题签。
蔡伯母为我们介绍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朱学范老人。
很快， 朱学范副委员长办公室寄来了老人的亲笔题签。同时， 还根据我们的要求， 加盖了副委员长的名章。
一切就绪， 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我赶忙请我的同事、美术编辑老姜设计出了《蔡廷锴自传》的封面。
整个出版过程， 像是一架有条不紊运行的机器， 一环紧扣一环： 版式设计、排版、校对、印样、打印纸型， 配合得极其紧凑。
审完清样， 就要签字复印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封面上“蔡廷锴自传” 的“传” 字， 竟然被写成了师傅的“傅”！
说实话， 当时， 我的耳边像是炸响了一声惊雷， 把我震得目瞪口呆， 出了一身冷汗。
一部已经被认定为重点图书的书籍， 如果按照这个模样发行出去， 岂不会闹出天大的笑话！
繁体字的“傳” 和师傅的“傅” 确实相差无几， 朱学范老人一时笔误， 的确情有可原。不能原谅的是我， 作为责任编辑， 工作疏忽， 未能仔细审读原稿， 轻易发排， 险些酿成大祸。
事已至此，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设法补救。但是， 怎么补救呢？ 找老人重新补写， 一是时间来不及， 二是不好意思再请蔡伯母出面。怎么办？ 怎么办呢？
愁， 真是愁啊！ 传说伍子胥过不去难关， 一夜愁白了头， 我的头发一夜之间虽然没有变白， 但也被我自己抓掉了许多。
思来想去， 找不出别的办法， 和老姜商议， 只能在原字上挖改。
这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两个憋在房间里， 运用剪刀、糨糊和墨汁， 一点一点地勾画， 一笔一笔地涂抹， 经过一个来小时的努力， 终于把师傅的“傅” 改成了繁体字的“傳”。老姜真的是高手， 被他再三修饰过后， “蔡廷锴自傳” 五个字浑然一体， 没有人能从中看出挖改过的痕迹。
按照“三十六计” 里的说法， 这应该算是“瞒天过海” 吧。
不管怎么说， 《蔡廷锴自传》终于按原计划顺利出版发行了。
这是一件发生在二十七年前的事情。在我的回忆里， 我始终分辨不出， 这到底应该算是经验还是教训？ 也许， 是二者兼而有之吧。
